南越王墓的发掘过程中有个让所有人都迷惑的问题，那就是墓室中那些沉重而庞大的石板，在没有起重设备的古代，是怎样吊起来，放到墓顶上去的。盖在墓顶上的石板是这座王陵的建筑材料中最沉重的。这些大石板，一般都是两米多长，一米多宽，二三十厘米厚，重量达3000多斤。最大的一块是铺在前室顶上、一面绘有花纹的那块顶板，面积达5．5平方米，重量为4000多斤。这其中尤以前部东、西两侧那两个像隧道一样的耳室最为困难。这两个耳室是向山腹掏挖修成的，长6米多，宽只1．8米，顶部就是石山，铺顶的大石板重3000斤以上，要把它抬起两米多高，架到石墙顶上，顶部的活动空间又极小。墓室顶部和原来挖出的坑顶之间，有的地方只有10厘米甚至更薄的空隙。要在这样狭窄局促的墓室中，在这么小的墓顶空隙间，以人力举起几千斤重的石板，架到墙壁的上端，当时的工匠们采用什么方法呢？翻遍浩如烟海的中国史书都没有找到汉代建筑施工的详细方法。这个迷惑的解决来自于古代埃及发现的一座古墓中的壁画和我国古代关于鲁班的传说。这幅壁画上画有古代埃及工人用滚木做“车轮”来运输大石块。而传说中我国的鲁班发明的是“堆土法”，即把土堆到和建筑物一样高，然后把沉重的屋顶构件拖抬到所要的高度，以解决没有起重设备的问题。这方法自然十分费工，但它是可行的。这是揭开南越王墓的大石板被架起来的最为合理的解释了。
金印背后的故事
南越王墓棺椁部分是整个陵墓中最为神秘的地方，里面隐藏着诸多两千年前南越国的各种秘密。每一物件的出现都使人回味无穷。南越王墓出土的最重要的一枚金印，自然是“文帝行玺”了。这枚皇帝印黄金铸成，正方形，边长为3．1厘米，比普通的印要大。这时问题出来了：古籍记载汉印边长应该是汉尺的一寸，即2．2厘米，如果这个记载无误的话，那么南越帝王的印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是为了显示自己与中原王朝不一样，还是本来就不知道中原王朝的印有多大呢？抑或他们本来的制度就是这样？……这都是人们急于想了解的。想要揭开事情的真相得从金印本身说起。金印的纽是一条盘曲的游龙，有两个大耳朵，却没有角。龙身上还有鳞纹。这条张牙舞爪的游龙，呈S形卧在印台背上；它身上有些地方磨得特别光滑，用手一比，那里正是抓印的手指接触的部位。看来，这是南越王经常用的印。当人们看到金印的时候，感觉自己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泥潭，好奇心又来了。原来问题出在用龙做纽上。与南越国同时代的汉代皇帝的印玺一般是用白玉做的，印纽也是一种像龙又像虎的“螭虎”，这种“动物”乃是汉人想像出来的，据说是龙子。1968年陕西省长陵（汉高祖刘邦的陵墓）附近就发现过一件“皇后之玺”印，倒真是螭虎纽白玉印。因此按照这个记载和出土实物，南越王的印玺就一点也不合规矩：印玺的材料用的是黄金而不是白玉；印纽是龙而不是螭虎。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事情。根据文献记载，汉代皇帝在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自称为“某帝”的。那些“高帝”、“文帝”、“武帝”等等称呼，全是在他们死后，由群臣根据他们生前功绩给拟的封号，叫做“谥”。所以汉代皇帝生前的印，不会有什么“高祖之玺”、“武帝之玺”之类的印文。另外，皇帝所用的印，也不是他死了便可带走。汉朝帝王有所谓“传国玺”，即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帝印。有的帝王死后虽然也可能带印陪葬，但多是临时刻出来的，不是生前治理国家时用的那一个。这样看来，“皇帝信玺”之类，大可以从汉高祖一直用到汉哀帝。尽管汉朝的帝印没见过，但以前却见过一枚封泥，上面有“皇帝信玺”四个字。既然有“皇帝信玺”的封泥，就该有个皇帝“信玺”的印。
明明汉代帝印是用“皇帝”、“天子”这类可以通用的字眼，南越王为什么却用个“文帝”呢？“文帝”就该是一个特定的称呼，只能指某一朝的其中一个皇帝。总不能父亲叫文帝，儿子、孙子还自称文帝吧？这印怎么能传给下一代呢？原来这正是南越王国与中原不同的地方。南越国的帝王，在生前就已经给自己上封号了。开国的第一代王赵佗，自称是“武帝”。象岗山的墓主人是第二代王，从印章可以看出，他自称为“文帝”。第三代王不敢再称帝，因为慑于汉朝威势，他把以前的武帝玺、文帝玺都藏起来，不用了。其实即使他称帝，像“文帝行玺”这样的印，他也不能用。至于南越国是否有“传国玺”，人们尚不清楚，但像“文帝行玺”这样的，是特定属于一个帝王的印玺。这同时证明汉代的帝印，确有用“行玺”这样的印文的。
就在人们还在对“文帝行玺”争论不休之时，南越王墓中又发掘出一枚印有“泰子”字样的金印，也是黄金铸成的方形印。该印长2．6厘米，宽2．4厘米，不是很规整的正方形，尺寸也比一般汉印略大。“泰”、“太”两字古代是相通的，“泰子”即“太子”，皇帝钦定的继承人也。这个印一出来随即引发了一连串的猜测：有人认为这个印是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的儿子传给他儿子（即第二代王）的，赵佗的儿子到死也只是太子，没能登基为王；也有人认为如果儿子先逝，立孙为“太子”也未必不可。由此又引起了对墓主人身份的争论。有人说他是第一代王赵佗的孙子，又有人说他既有“太子”印，就该是儿子才对，孙子怎会被立为“太子”？依据史籍的记载可以知道，南越国第二代王是第一代王的孙子而不是儿子。因为第一代王活得太长了，可能儿子熬不过他，只好由孙子继承王位，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因为中国历史上除了明朝朱元璋立皇孙为“太子”以外，还没有哪个皇帝立孙为“太子”的。南越王比朱元璋要早出1000多年，以皇孙身份为“太子”，有些让人匪夷所思。至于墓主人到底是赵佗的儿子还是他的孙子，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期盼墓冢中的枯骨能复活了！
最让人疑惑不解的恐怕是随“泰子”同时出土的“右夫人玺”了。“右夫人玺”长宽都是2．2厘米，合乎汉印“边长一寸”的规则。问题不在印玺的规格，而仍然出在印玺的质地和印玺上的文字。因为墓室东侧室有4位夫人殉葬，但却只有“右夫人”有黄金印，其他3位都是用镏金铜印；更为奇怪的是还将“右夫人”的印称为“玺”，而其他的都是“某夫人印”。我们都知道这个“玺”字，只有皇帝皇后级才可以用。根据这枚金印，我们可以肯定“右夫人”是4位夫人中地位最高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有疑问的是，“右夫人”到底是妃妾中最高的“班首”呢，还是皇后身份，或者说，她到底是南越国的第一夫人，还是第二夫人。这就首先要了解一下汉朝的制度。汉朝帝王的第一妻子称皇后，“夫人”是妾的称号。虽然汉人以右为尊，但汉宫中却没有什么“右夫人”、“左夫人”之类的称号。汉朝夫人们是以姓为称的，例如汉高祖的戚夫人，汉武帝的李夫人，都是帝王的宠妾。那有没有别的地方使用“右夫人”这类称号呢？有！汉代，北方草原有一支称为“乌孙族”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的部落首领，其妻子或第一夫人，就称为“右夫人”，次一级的妾称为“左夫人”。根据这个逻辑，疑问似乎可以解释为：两千多年前南越国国内大部分居民是越族人，在汉代是与中原汉族有所区别的另一民族，因此，他们称自己的第一夫人是“右夫人”就情有可原了。
银盒和铜镜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银盒在许多古代帝王陵墓的随葬器物中都有发现过，但南越王墓中发现的这个银盒却有它的特殊之处，即在盒盖和盒身上都有蒜瓣形的花纹。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花纹不是中国式的，而是常见于西亚一带的古代器皿上。为什么南越人要造出这么一个奇形怪状的器物来呢？原来虽然从西亚来的器物不太符合中国的饮食习惯，但器物的主人又觉得这些东西可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因此，他们便按自己的习惯来加以改变。例如当时器物的底部多有一圈“托底”，称为“圈足”（现代用的饭碗底那一圈即是），于是这个银盒的底部便被加了一个圈足，是用铜做成的；当时器皿的盖上常有3个纽，于是这银盒盖上又被焊了3个小纽，以至把盒盖上原有的一点刻出的文字也遮去了一部分。这算是洋为中用的典型了吧！
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好几面战国的铜镜。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一面组合镜和一面“六山镜”。那什么叫组合镜呢？它的制作工艺与别的铜镜有什么不一样呢？“六山镜”是如何得名的，它又有怎样的奇特之处？
汉代通常的铜镜是铸成一个扁圆形，一面磨光用来照人，另一面铸有镜纽，用来穿带子。镜纽的周围常铸出花纹图案。人们通常把照人的一面称为镜面，另一面叫镜背。一般情况下，镜面和镜背是一块青铜的两面，但如果镜面和镜背可以分离，就称之为“组合镜”。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就是这样的铜镜。这面组合镜是由两块铸件嵌合成的。做镜背的一件较大，一面平整，另一面铸出一个凹入的圆，做镜面的一件就嵌进这个凹圆内。两块铸件的接触面上还均匀分布着黏合剂的痕迹。为何要这样麻烦，把一面镜子分成两件来铸呢？原来古代的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如果其中铜占的比例大，铸出来的青铜就偏软偏韧；如果锡的比例大，又会偏硬偏脆。我国古代的工匠，早已掌握了铸造不同器物时铜锡混合的不同比例。做镜子时，青铜要求能磨光照人，不宜太软，含锡量要比较高，但当工匠想在镜背上出点新鲜花样，如作点镶嵌时，含锡量太多的镜背就不易加工。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把镜背和镜面分做两件来铸。镜面含锡量高一点，质硬而色较白，磨光后可以照人；镜背含铜较多而锡较少，质稍软而色偏红，便于雕刻镶嵌。在南越王墓出土的这面组合镜背上，用红铜、绿松石镶嵌、界划出对称的几何形、柿子叶形图案，再加上3个小圆环穿丝带，9枚镏金圆帽（术语称为“泡钉”）均匀分布其间，显得精巧华丽。
南越王墓中出土了一面罕见的“六山镜”，那何为“六山镜”呢？这是因为在镜的背面铸有6个“山”字。这种有“山”字纹的铜镜，既不是中原汉人的物品，也不是岭南越人的特产，而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今天的湖北和湖南的一部分）的典型器物，常被称为“楚式镜”。但是，这种楚式镜，一般是在镜背铸4个“山”字，俗称“四山镜”。有3个或5个“山”字的已很少见，6个“山”字的，就更为稀罕了。按照常理，镜背上多一个或少一个“山”字，本来应该是制作时的构思问题。怪就怪在为什么“四山镜”不少，而“六山镜”却如此稀罕呢？还有更加让人困惑的地方：解放后在楚国故地发掘过不少楚墓，为何到目前为止未见过“六山镜”？而这种罕见的镜子是怎样跑到五岭以南，却又不属于南越王赵眜所有，而仅仅给了他的一个身份低微的奴仆做随葬品（“六山镜”出于葬奴仆的西侧室）？个中缘由只待后人去解释了。
亦幻亦真的“长生不老药”
中国古代帝王一直有炼丹药以求长生不老的记载，但要让现在的人们去详细说清楚这种长生不老药是什么样子、由什么成分构成以及如何炼制，除了古籍中的记载外，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回答得出来这么深奥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转机发生在对南越王陵墓的进一步发掘过程中。一位考古工作者发现墓室中散落着一些五彩斑斓的粉末物质，经过分析，原来是一些药石，计有紫水晶173．5克、硫磺193．4克、雄黄1130克、赭石219．5克和绿松石287．5克。除了这些五色药石，南越王墓里还发现了一些可疑的铅丸和丹砂。在西耳室的药杵旁，发现了两堆528个小铅丸。于是很多人会问：这批小铅丸具体是作什么用途的？翻遍古籍才知道，原来古代炼丹士炼制出丹砂（硫化汞）和铅用于内服，能产生显著的镇静安神、镇逆定喘功效，使人自觉神清气爽飘飘然，有的服用这种“金丹”的人死了，竟被视为“仙去”。根据墓中出现的多达528枚小铅丸来看，人们有理由相信40多岁就去世的赵眜一定是服食这些含有剧毒成分的所谓“长生不老药”而中毒身亡的，可惜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苦苦寻求的“长生不老药”能让他如此短命。
南越王赵眜为了长生不老，还真是煞费苦心。在他陵墓的后藏室的铜提桶和一个异形壶里有花龟和水鱼的遗迹。而且王宫遗迹后花园的石池底淤泥层里，竟发现了数百只龟、鳖遗骸，叠压成层，厚达50厘米。其中有一个大鳖的背甲宽达44厘米，这么大的鳖，古人称之为“山瑞”。可见当时人们就将龟当做长寿的象征。
无论他怎么想方设法要让自己长寿，但他跟中国历史上所有寻求长生不老药的帝王们一样无知与愚昧，最后都死在了自己的“长生不老药”上，这可以说是对他们莫大的讽刺。
人们常说：“历史没有假如。”但是，站在这座石门紧闭、充满了神秘气氛而外观又相当完整的石室大墓前，人们不禁要想：假如当初没有选择象岗山顶作为基建用地呢？假如选做基建用地却没有推掉17米的山顶便开工挖地基呢？假如不是用人工挖地基而是用机械打桩呢？……无论是哪一种“假如”，可以肯定，这座深藏在山腹之中的王陵，连同它所埋藏的大批珍贵文物，都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了。幸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们古代祖先的瑰宝，如今还是回到了后世子孙的手中。
相关链接
1．1984年，考古工作者黄淼章成为第一位进入南越王墓的人。
2．南越王墓出土有蓝色透明平板玻璃牌饰22件，经鉴定属中国自己制造的铅钡琉璃，不仅是全国首次发现，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平板玻璃。
3．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长173厘米，由2291块玉片组成，是目前汉代玉衣中年代最早的一套。并且，目前全国发现的13套汉代王侯玉衣中，只有广州南越王墓、河北中山靖王刘胜墓等3套得以完整保存，其余则均不完整。
4．南越王墓出土玺印23枚，是迄今国内汉墓中出土最多的，而且这些玺印是南越国铸刻的。其中主人室的“文帝行玺”龙纽金印，为全国考古发现的最大一颗西汉金印，也是目前惟一的汉代龙纽帝玺，成为墓主身份的可靠证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