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富大贵不忘造福乡里，叱咤风云终究叶落归根。
他是世界船王，更是中华之子。他在经营中转变，他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替华人赢得了荣誉，他以一名中国人的身份为香港的回归和繁荣作出自己全部的努力。他从无到有，由少集多，最终聚财无数却散于回报家乡，回报故土。
少年意气
1918年10月13日，浙江宁波。包玉刚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商人家庭里出生。父亲包兆龙常年在汉口经商。虽然是商人家庭，可是长期在外的父亲从未放松过对孩子的教育，他把包玉刚和包玉星送进了当地最好的学校——叶氏中兴小学。
这所学校的教育质量，在整个宁波都是比较出名的。除了包氏兄弟，影业巨子邵逸夫，新昌集团叶庚年、叶谋彰都是这个学校走出来的佼佼者。
俗话说，三岁看老。一个人的童年往往是一个人生长的重要阶段，特别是一个人的幼年教育，往往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包玉刚上小学的时候，遇见了影响他一生的好老师支家英。这位小学老师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对包玉刚以后的发展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影响。而老师那种沉实、稳健的作风也传习到了包玉刚的身上。
虽然家乡老师教得也很好，但年幼的包玉刚的好奇心早已超越了死板的书本，在闲暇的时候，包玉刚经常坐在起居室的那个窗前，看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商船，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包玉刚太想知道问题的答案了。
由于父亲在汉口做生意，经常会向包玉刚讲述武昌发生的事情，这让包玉刚对那个陌生的城市充满了向往，也暗自萌发了读武昌读书的念头。
男儿志在四方，通过包玉刚的不断努力，母亲终于同意了包玉刚的请求。此时的包玉刚，深感宁波太小了，渴望着向外面的世界伸展。在宁波的中心小学，他熟读四书五经，通晓孔孟之学；在父亲从武昌带回的书籍和故事里，他知道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戊戌变法，同样也知道了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从博学的支家英那里，他知道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哥伦布、爱迪生，等等。
来到了武汉，包玉刚在鞋店里帮父亲的忙。白天还好，到了晚上就觉得自己像海绵一样需要吸收更多的水分，他要继续读书。但父亲只想让包玉刚在店里打点生意，将来能够衣食无忧即可。但时局牵动着每个热血青年的心，包玉刚坚定了自己要读书信念。经过和父亲的沟通，包兆龙看到了他的远大志向，也就给包玉刚在汉口找了一家中学。
在求学的过程中，很自然就遇到了语言障碍的问题，但年轻聪颖的包玉刚用心揣摩周围的说话，大胆与人沟通和交流，实在说不明白的就用笔写下来，就这样不到半年的时候，包玉刚已经可以很熟练的与当地人交流了。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小小的鞋店已经无法对包玉刚进行磨砺了。父亲在经过仔细思考后决定把包玉刚送到燕疏行上班，这是一家类似于今天保险公司的机构。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但包玉刚有自己的打算，他想继续学习。经过和父亲的商量，包玉刚决定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白天去做学徒上班，晚上去夜校继续上学。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让包玉刚终生难忘的事情。在进入到燕疏行后的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虽然拿的是学徒的薪水，但包玉刚依旧兴奋不已。正当包玉刚思考买什么礼物给家里人的时候，一个同是学徒的同伴把他连哄带骗地带进了赌场，结果是把一个月的薪水输得干干净净。这是包玉刚第一次进赌场，也是最后一次。他终生以此为鉴，不但自己不再沾染赌博，而且对于周围的人参与赌博也是极力地劝阻。当然这是后话。
从上海到香港
男大当婚，按照传统的习俗，在包玉刚还不满20周岁的时候，家里就给安排了一桩婚姻。虽然不是自由恋爱，但二人在洞房相见的瞬间深深爱上了对方。这就是那个在以后几十年里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好妻子黄秀英。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卢沟桥的炮火让全国人陷入到艰苦的抗战之中。这也打碎了包玉刚读大学的美梦。此时的包玉刚，身处沦陷区的上海，在无法完成自己学业的时候，他把努力工作作为了自己补偿。经过自己的努力，包玉刚在上海中央信托局保险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工作中，他谨慎做事，三思而行，使他成为众人眼中的性格稳健的人。因为他出色的工作，包玉刚成了业务骨干。
抗战中的中国，时局不稳，物价飞涨。包玉刚虽然业绩出色，被公司调往衡阳，纸币贬值的速度让这个保险业职员苦不堪言，此时的黄秀英总是温柔体贴地侍候着丈夫，经济紧张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妻子宁愿自己饿着肚子，也要让丈夫吃饱吃好去上班。患难见真情，黄秀英用自己的行动给了丈夫最好的支持。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就在这个消息的前几天，包玉刚的第一个女儿降生了。在这双喜临门的时刻，包玉刚欣喜若狂，不能自已。
没有过几天，包玉刚接到通知，回到了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此时的上海，刚经历了战乱，金融秩序极不稳定，虽然包玉刚有着满腹的聪明才干，但也无法医治已经病入膏肓的上海金融。在上海的时候，包玉刚已经是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银行经理，进入到了银行的管理层。但包玉刚朴实的作风，不讲排场的态度让同事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事业上的成功，家庭的团聚并没有让包玉刚感到些许的欣慰，面对种种发生在身边的现象，包玉刚想到了香港，那个商人梦寐以求的自由港。
1949年春天，春寒料峭。当包玉刚从启德机场走下的时候，包玉刚感到自己被流放了一样。在日本侵占香港的两年里，曾经那个自由而开放的香港没有了。初来乍到的包玉刚人生地疏，只能到处小心翼翼地行事。而包玉刚需要担负起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大事小事无不需要他亲自打理。
为了维护一家人的开销，包玉刚决定开始做生意。自己熟悉的银行业是无法进入了，包玉刚决定做见效较快的进出口贸易。从最开始的四人写字楼的单间开始，包玉刚开始了自己最初的事业。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内地各种生产材料的缺乏，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包玉刚的公司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随着四人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大，包氏家族成员的不断加入，包兆龙想回到内地发展，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包氏父子开始决定在香港发展其事业，将香港的生意由暂时性转为永久性。
航运帝国
众所周知，香港有天然的深水泊位和充足的码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多。包玉刚敏锐地感觉到以后船运将是一种廉价的运输方式，必将大有作为。
当包玉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以后，家人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一些好朋友认为他已经“疯了”。包玉刚的想法遭到了亲友们的一致反对。
在当时看来，航运能够赚到大钱，但风浪无常，危险性极大。除了对航运不熟悉之外，当时的香港搞航运的已经有了几十家，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包玉刚都仿佛走到了错误的境地。此时的包玉刚，已经年满36岁了。
面对着种种压力，包玉刚没有动摇，而是摆事实，讲道理，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支持。
搞航运就要买船，买船就要花钱，航行在茫茫大海之上的远洋货轮动辄百十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一艘，刚来香港的包玉刚哪里有那么大的资本呢？
困难是打不倒这个年近不惑的中年男人，他倾其所有，发动任何可以发动的亲戚、朋友，多方游说，四处奔波，终于筹得了20万英镑。为了节省中介费，包玉刚没有去找中介公司，直接从一家名叫威廉逊的公司，买到了一艘运力为820吨，已经有28年船龄的货船。包玉刚取名为“金安号”。
1956年，也就是包玉刚购买“金安号”半年之后，埃及总统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非其友好国家的船只是不允许使用苏伊士运河的。这一举动，让世界上往来欧亚的船只必须绕道好望角，对船只的需求一下子增大。
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船只是按照行程计算租金，尤其是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后，拥有超级油轮的船主往往坐地起价，往往只签署短期合约，但包玉刚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薄利长租的策略。为此，很多人同行都觉得包玉刚太傻了，放着短期肥厚的利润不赚，却用几年的租约把自己捆死。对于他的这种举动，有人甚至称他为“做船生意的银行家”，嘲笑他没有足够的魄力。
然而，正是这种银行家的冷静，包玉刚预见到了国际市场的变化多端而采取的这种利润不高但相对保险的经营方式，使包玉刚成功避免了航运史上的几次风险。
事实胜于雄辩，在包玉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已经拥有了7条自己的货船，并把自己的公司更名为“环球航运公司”。这个时候的包玉刚，他的航运事业开始了新的发展。
在航运上，拥有旧船和拥有一艘完全属于自己的新船，那种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包玉刚当然想要开始打造了自己的新船，但基于资金和风险的考虑，包玉刚想到了银行。通过包玉刚的努力，终于从原本不愿意投资船运业的银行那里借到了款项，买了第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船。同时也和汇丰银行结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其以后的发展铺平了重要的道路。
有了第一艘，很快就有第二艘，从1961年到1968年短短七年的时间里，包玉刚的船队达到了50艘，排水量350万吨，总价值近3亿美元。
没有硝烟的战争
1978年，包玉刚因为表兄的引荐，和邓小平进行了初次的见面。这次的会面，让包玉刚对香港的未来有了新的盼望，也促使了他把自己的海上王国搬到陆上去。这个时候的包玉刚，虽然萌发“登陆”的想法，但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大的举动，直到李嘉诚找到他。两人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这个协议奠定了包玉刚后来收购九龙仓这个繁华码头的基础，同时也开始了香港两位超级富豪之间的友谊。
李嘉诚和包玉刚之间的秘密交易无疑是双赢的结果，不久过后，李嘉诚大举收购和记黄埔获得了成功，奠定了李嘉诚在香港房地产界的霸主地位，而接过李嘉诚手中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后，包玉刚有了向怡和洋行挑战的资本。
但办事谨慎的包玉刚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只是加紧收购九龙仓的股票。在不到三个月的短短80多天，包玉刚已经控制了30%的九龙仓股票。但稳健的作风让包玉刚又走了一步好棋。包玉刚把九龙仓的股票转让给自己控制的隆丰国际有限公司，所谓股权转让，实际上是包玉刚攻守兼备的高招，如果成功，他将得到整个九龙仓，如果失败，他失去的仅仅是一个隆丰国际，不会对包氏财团产生致命的打击。
在收购九龙仓的过程中，包玉刚两天内动用了21亿港元现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倒性地取得了胜利。这样的胆略和能力让香港人见识了包玉刚的魄力和能力。
1980年．包玉刚取得了九龙仓的所有权，成为了全香港几个为数不多的大不动产拥有者之一。但包玉刚的陆上王国绝不仅仅止于此，到了1985年，包玉刚又成功收购了四大英资集团成员之一的会德丰。在收购期间经历了各种艰险，历时一个月有余。在这次收购战中，包玉刚耗资25亿港元。成功入主会德丰大厦顶楼的董事长办公室。
早在1978年会见邓小平回港后，包玉刚在多个场合都谈到了香港的前途问题，表示了对香港前途的极大信心。
在香港基本法起草期间，包玉刚是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为香港基本法的确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其间多次与邓小平会见，是香港能够顺利回归的重要人物。
叶落归根
漂泊在外的游子总是思念着家乡。包玉刚认为，对家乡最好的建设不是投资办厂，而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1982年包玉刚和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的时候，包玉刚就提出在家乡宁波办一所大学。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的大力援助下，仅仅一年的时间，宁波大学就正式开学，这也是全世界罕有的效率。除了自己办理学校，包玉刚还积极发动自己的关系，通过海外的宣讲，让不少的海外华人都开始对祖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出钱出力。在那个经济还不发达的中国，这些海外的捐助无疑给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除了教育，包玉刚也开始在家乡投资一定的实业，造福相邻。建立港口，建立图书馆、建立医院。通过一点点的努力，包玉刚完成了自己对家乡的承诺。
1991年9月23日，包玉刚因病逝世，享年73岁。在出殡的那天，是香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景象，由许多显赫人物组成的一个强大的阵势，为一个死者扶灵，在香港名流的葬礼写下历史的一页。中国领导人送来的花圈放置在灵台的最显眼之处。香港的政要和名流依次前来吊唁……包玉刚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