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柔莫如水，及其结为冰，则坚不可犯。天下糯莫如秫，及其酿为酽，则猛不可咽。若世间之刚柔相错，与人心之强弱迭更，真有不可测识者。吾友沈素先弱不胜衣，见人讷讷似不能言者，及其临大事，当大难，则其坚操劲节，侃侃不挠，固刀斧所不能靡，三军所不能夺也。
——张岱《琅嬛文集》
历史将永远铭记他的声音——“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掌声。
“现在有的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是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的主要部分。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掌声。
“请同志们对于一个有几十年生活经历的老年人的讲话给予考虑，想想是否有几分道理？”
掌声雷动。
掌声，掌声，为什么会有如此热烈的掌声？
这是1980年11月27日中纪委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78岁的黄克诚将军发表了着名的关于毛泽东的讲话。
稍微仔细一点儿的人看到，黄克诚将军在发言时，并没有发言稿。金边眼镜镜片后面的那双眸子一直望着一个方向，而那个方向不是与会者最多的地方。只有当掌声响起时，他才把目光从前视的方向转过来。
两个月前，将军的眼睛失明了。
人的心态很奇妙，有时同样的话，不同身份的人说，所得到的效果会完全不同。其实这番话，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当时，如果让华国锋说，如果让汪东兴说，如果让叶剑英说，都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响，如此强烈的效果，甚至还会被人们误解。
而他说，这番话的震撼力量和深远影响就完全不同了。
会后有人听到这样的对话：“他的眼睛看不到了。”
“不，他看的比谁都清楚！”
庐山会议——黄克诚“自投罗网”
21年前的那个着名的庐山会议又呈现在知情人眼前。
夏天的七八月，本来是庐山最美好的避暑日子，山清水秀，凉风习习。但是1959年的仲夏时节，对黄克诚将军来说却成了最烦闷恼人的日子。庐山上惊雷闪电，密云欲雨，气压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
一连好几天，黄克诚将军几乎从早到晚都枯坐在176号别墅的房间里，心情沉重而烦躁。
他经历过“AB团”的诬陷，经历过长征路上因提意见而被撤职的不公正待遇，也经历过解放以来的风风雨雨，却从未经历过如此痛苦的心灵上的煎熬。一场政治大风暴突然从天而降，雷声隆隆，惊天动地，而且竟轰击到他的头顶上，这是他做梦都不曾料到的。
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
会议原定日期为14天，主要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左”的错误，讨论下半年和以后4年的经济工作任务。
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把国内形势归纳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并号召代表摆问题，找根源，求改进。在会议即将结束时，他还强调，“大跃进”是“得不偿失”，从全面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多次发言，尖锐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但他对大会即将结束也没能透彻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深感忧虑。14日，他动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这就是那封着名的万言书，也是致他自己于死地的意见书。
毛泽东很敏感。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冒犯，党内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斗争。
于是他要求会议延期，请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林彪等人也上山来参加会议。
黄克诚将军18日晚抵达庐山，他没有料到，秀美绝伦的庐山竟是自己人生历程的一个可怖“坟场”，庐山之旅竟意味着厄运的开始。不知是偶然还是出于其他考虑，他被安排与彭德怀同住一栋房子——176号别墅，而且是隔壁。
“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怎么样？”
“我看了，这封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
这是彭德怀元帅和黄克诚将军第二天早晨见面时的对话。它说明黄克诚对彭元帅的意见书颇有微词。但在这天的小组会上，他却说：“彭总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词句，可以研究。”
23日，毛泽东严厉指责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是“向党进攻”，并情绪激动地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大不了垮台，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也会跟我走！”
毛泽东的讲话如石破天惊，整个庐山发抖了。
有人见风使舵，有人反戈一击，有人幸灾乐祸，有人落井下石。
只有少数人坚持原来的看法。本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颇有微词的黄克诚却成了这位落难元帅最顽固的支持者。
有一天，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来了，他对黄克诚说：“彭德怀不是也整过你嘛！”
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讯号，因为柯庆施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同寻常，说明毛泽东对他尚未定性，还有转弯的余地。但黄克诚却固执地摇摇头：“我没有石头。”
石者，落井下石之石也。
几天后，毛泽东在“美庐”召见黄克诚。
理智告诉黄克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但曲意奉承和巧计钻营不是黄克诚的性格。他不会假装微笑，不会迎合讨好，不会热烈地表示亲切，不会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慢慢追忆了中央根据地时一、三军团的情况后问道：“黄克诚，有人反映，彭德怀与你是‘父子关系’？”
“在江西，我被打成‘AB团’，是彭总救了我，同彭总的感情始终很好，但也常常发生争论。”黄克诚平静地辩解。
“政治、思想、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总是一致的。”毛泽东言外之意是你们感情一致，思想、政治必然一致。
黄克诚犟脾气上来了：“这些疙瘩要解开。”
事实上，现在黄克诚任怎么说都是徒劳，因为毛泽东紧锁的眉头预示他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然而，顽强不屈的黄克诚非但没有立即转弯子，仍不动声色地站在主席面前，陈述着自己的看法：“我这个总参谋长，当时是你提名要我当的，不是彭德怀要我当的，怎么能说我是他的政治参谋长呢？我和彭德怀完全是同志关系，说什么父子关系，是对我的侮辱。难道共同在湖南工作过的同志到一起谈谈，就是湖南小集团吗？”
谁也弄不清话题怎么会扯到东北的四平保卫战。
黄克诚说：发动四平保卫战是对国民党和谈抱有幻想；
——四平保卫战把东北部队的红军骨干都打光了；
——当时我给林彪发了电报反对打四平保卫战，林彪未置可否，也没有采纳我的意见；
——实践证明发动四平保卫战是完全错误的……
黄克诚滔滔不绝，越说越激动。
“四平保卫战是我决定打的！”毛泽东打断了黄克诚的话。
“就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黄克诚不屈不挠地顶了一句。
主席和将军的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走出“美庐”，黄克诚将军伸手推一下金边眼镜架，一股咸咸的液体涌上了他的眼睑，周围的景物模糊起来。
一双难堪的眼睛
树木、山丘、田地、人物隐隐约约、朦朦胧胧。咸咸的液体像虫一样在脸上爬，在眼镜片上爬。那不是眼泪，而是汗水。
一支队伍在前面走，黄克诚顾不得擦拭被汗水渗湿了的眼镜，赶紧追上去，却不由得大吃一惊：四五支黑洞洞的枪口正对准自己。
这是1930年7月23日拂晓打响的晋坑之战，黄克诚在指挥部队向敌人进攻时，由于眼睛高度近视竟误入敌人队伍前。
“不要开枪！”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把手一挥，冲着敌人大喝一声。话音未落，他就势卧地一个转身，顺着山坡滚下去。
就在这时，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喷出了火舌。
黄克诚的命真大。他滚落在山脚下，感到自己还有知觉。他拿手浑身上下摸了一遍，居然没有被打中，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帽子、眼镜和身上的皮包都不见了。没了眼镜，周围什么都看不清，他只好摸索着循着枪声前进。
这的确是一双难堪的眼睛。
王平上将谈起过这样一件事：“11月初，红军向榇县、良田、旋章、乐昌之间前进，通过国民党设置的第三道防线。这时秋雨淅沥，下个不停，道路都成了泥浆，走一步滑半步，草鞋变成了泥坨子，经常被粘掉，队伍拉得很远，掉队的人逐渐增多。师政委黄克诚随我团行军，他是深度近视，夜行军怕摔跤把眼镜弄坏了，就把眼镜摘下来放在口袋里，由警卫员用根小木棍拉着他走。有时我和他一起走，我装着过沟的样子跳一下，他也跟着跳一下，跳了几次，他才发觉我和他开玩笑，骂我‘捣蛋鬼’。”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黄克诚夜晚行军不敢戴眼镜，怕一个跟头把眼镜摔坏了，就用毛巾拴在自己的脖子上，叫警卫员拉着他走。警卫员调皮，故意在前面一蹦一跳的，说有石头，有沟，黄克诚也挺认真地在后面一蹦一跳的。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停下来了，黄克诚便拍打着前面的人说：“快走，快走！”结果引起一阵大笑，原来他拍打的是一头骡子。
“还有一次，”钟伟少将回忆说：“我们在莲塘向良村追击敌47师的途中，敌机在空中轮番扫射轰炸。红军当时尚无防空武器，只能用快速奔跑的办法躲避敌机的袭击。敌机飞得很低，就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投弹的命中率很高。
“有一次，黄克诚政委率领我们追击敌人，敌机在空中轮番轰炸。一颗炸弹在他的头顶落下来，我们拼命喊‘快跑！’他看不清，也不知往哪里跑。当他跑出几十米远时，这颗炸弹正好落在他的脚下。他心想这一次必死无疑。炸弹落地后，竟然没有炸。在战争岁月，黄克诚政委由于眼睛不好，要比别人冒更多的危险。”
最叫黄克诚将军难堪的是1933年的团村战斗。
那天太阳很大，阳光很好。红军在团村将进犯之敌一个师击溃，随即追击敌人。溃敌退守在一个寨子里，黄克诚和师长张锡龙在阵地上观察敌人，哪晓得眼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突然一发子弹射来，把他的眼镜震落地上。黄克诚急忙掏出身上备用的眼镜戴上一看，吓了一跳，师长张锡龙躺倒在地上，脑袋上鲜血淋漓，一颗机枪子弹穿过了他的头部，自己那副眼镜也是这颗机枪子弹击落的。张锡龙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是红三军团中的出色指挥员。黄克诚抱着战友的遗体，痛惜不已。
彭德怀闻讯后大怒，他批评黄克诚说：“黄瞎子，下次作战不许你再到前面去。那么大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
长征路上的“反对派”
“黄瞎子”、“黄瞎子”，喊得亲切，喊得热情，喊得平易近人，喊得亲密无间。
其实在战争年月，黄克诚将军的这个绰号给人们留下的内涵恰恰相反：“黄瞎子”不瞎，“老头”看得准，看得深，看得远。（在战争年代，黄克诚部属谈到他时，一般都以“老头”称之。有一次，毛泽东问：“黄克诚多大了？喊他老头！”其实那时黄克诚将军才四十出头。“老头”者，就像国民党称蒋介石“老头子”一样，表示特别敬重他。）在一堆黄黄的有着一股霉味的材料里，笔者翻到如下的记载：
1930年，黄克诚被中央军委派到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工作，任第八大队政委。同年调任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政委。
1930年6月，红五军奉命扩编为红三军团，原已决定任命黄克诚任纵队政委，后取消任命，让他继续留任支队政委。
1931年3月，黄克诚调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黄克诚被撤销三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职务，调军团司令部任秘书。
1931年12月，黄克诚被重新起用，调任红军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
1932年3月，黄克诚调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
1932年7、8月间，因部队整编，红五军番号取消，黄克诚被派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同年10月，上级撤销他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先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不久又解除宣传部长职务，下放到教导营任政治委员。
1933年4月，黄克诚被任命为红三军团代理政委，接着被任命为第四师政治委员。
1935年2月10日，红一方面军在扎西整编，取消师一级建制，黄克诚改任红三军团第十团政治委员。同年3月，黄克诚被撤去政委职务，随军反省。后经他一再要求，被任命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长征红三军团到达西昌时，军团教导营营长彭绍辉接替黄克诚的军团侦察科科长，黄克诚调任教导营政委。中央俄界会议后，黄克诚被调离主力部队，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职务；接着，黄克诚被撤职，当一名普通战士。
1936年初，黄克诚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科长，并参加东征。东征回师后，黄克诚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
从1930年到1936年的六年间，黄克诚四次被降职。对黄克诚来说，那是一段阴暗倒霉的日子。命运带给他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失望，而不是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希望。是的，他是未来的大将，但这一点并不重要。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军衔，而在于他不向命运屈服的百折不挠的精神。
第一次撤职是1931年9月，黄克诚由师政委被降到司令部秘书，秘书虽然无大小，在当时来说最多只能算个营级，降了五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