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太忠带着四十七团进了大雷岗。他把一家老乡的破马房打通土墙，架上几根木头，堆一尘土，作了他的临时指挥所。旅政委张国传在离他200米左右的地方。他们之所以分开，是准备牺牲了一个，还有一个可以指挥。参谋长赖光勋在汝河岸边指挥渡河。小雷岗方向，四十八团遇到敌人的顽抗，黑夜里展开了作战，一鼓作气把敌人赶跑了。
天刚亮，刘邓和李达突然出现在尤太忠面前。刘邓首长来到最前线，使尤太忠很高兴，更使他非常着急。这里离敌人仅一两里地，是激战的中心。敌人的炮弹一阵阵地在周围爆炸，弹片横飞。尤太忠再三劝他们进掩体，他们不听。
突然一颗炮弹落在他们附近，气浪把尤太忠的帽子冲飞了，尤太忠这才把他们强拉进指挥所。刘邓命令他们坚守到晚上，等全部人马过完才能南撤。这时无论刘邓说什么，尤太忠都回答是，只希望他们赶快离开这个险地。他们问尤太忠还需要什么？尤太忠想了一下，要了萧旅后卫部队一个营，以备万一，刘邓握手告别，祝他们胜利。
我没有想到尤太忠将军谈起那一仗，一开始竟是满腹怨气，一腔悲怆。
“那天晚上过汝河。上面命令重装备，野战炮啊、汽车啊，都要炸掉。炮营营长、教导员不干。我说，我负责，几门榴炮、野战炮、汽车、小吉普车，都炸掉。营长哭，叫我见到了，他们都哭，舍不得啊，打仗不就靠武器装备吗？我说，不炸，我枪毙你们。后来都炸掉了，连我坐的吉普车也炸掉了。炸装备的决心是邓小平下的。前面敌军把我们拦住了，后面几个师又追上来了。不轻装我们都完蛋！
“本来我们旅已经在前面走了，突然杜义德政委命令我旅返回汝河打阻击。
我一听就和杜政委吵。我说，鲁西南反敌围攻是我们旅，打定陶也是我们旅，打羊山集，还是我们旅，我们伤亡多大啊，还叫我们打阻击？杜政委对我说，这是刘师长和邓政委亲自指定的，我有什么办法啊！”
“听说当时刘伯承和邓小平到了你们旅。”笔者向尤太忠将军复述了李普的回忆。
“炮弹打过来，子弹打过来，飞机的炸弹也掉下来。”尤太忠将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惊心动魄，“我叫他们进房子，他们不进，我对杜义德政委说，你赶快带他们走，不然的话，敌人打过来怎么办？他说往哪儿走呀？我大声说，就走高粱地、麦子地，从高粱地麦子地踩出一条路来。”
炮火中，杜义德带着刘邓等沿着尤太忠指的方向走了，突然刘伯承回转身，走到尤太忠跟前叮嘱：“太忠同志，太忠同志，集合的地点知道不知道？”
尤太忠赶忙回答：“知道了。”
刘伯承这才放心地前行，约几步，又回过头来高声对尤太忠说：“彭店，彭店，不要忘了啊……”
“彭店，彭店”，三十年前刘伯承的叮嘱，一直回响在尤太忠将军的心头，也回响在笔者的采访现场。这声音，忧心忡忡；这声音，关切备至；这声音，是生离死别的嘱托，也是死里还生的希冀。
刘邓强渡汝河以后，冒雨走了一天。8月26日午夜两点多钟，到达淮河北岸，过了淮河就是大别山。而尤太忠这里，激战犹酣，胜败难分，生死莫测。
敌军一度攻入小雷岗半个村子，终于被消灭了。敌军转而猛攻大雷岗。敌人集中火力，从大雷岗前沿阵地打到纵深，又从纵深打到前沿，还用四五架飞机轰炸扫射。阵地上昏天黑地，一片烟火硝尘，十米以外就看不见人。炮火过去，敌人用了四个连一起向阵地扑过来。这一仗打得非常艰苦，连长牺牲了，排长自动出来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出来顶上去。一个班到剩下一个战士的时候，就单独同敌人战斗。一场激战过去，阵地面前满是敌人尸体。下午，尤太忠从报话机里听到敌人喊叫：“攻不动，快来炮，共军凶得很！”敌军将近两个营的兵力全部完蛋了。下午，敌军又发起几次进攻，没占到什么便宜。
李普是新华社的元老记者，他的《记刘帅》一书是笔者见过的最好的革命回忆录之一。从李普回忆中可以看到，在刘邓大军过汝河时，尤太忠率部“护驾”
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刘邓对尤太忠在当时的表现留下了深刻印象。邓小平复出后，在谈到二野战史时曾两次提道：“尤太忠是一员战将，有功之臣。”
第二天天亮时分，胜利完成汝河阻击任务的尤太忠率部赶到了纵队宿营地彭店。
尤太忠回忆说，杜义德政委才起床，他看到我，关切地问：“你休息了没有？”我说：
“才到。”他说：“你还没有休息啊！”我说：“休息什么啊！”这时邓政委走出屋子。
杜义德对邓政委说：“太忠同志才到，还没有休息呢！”
邓小平政委大步走过来，紧紧握着尤太忠的手，深情地打量着满身尘土的尤太忠，激动地说：“你辛苦了！”
尤太忠讲到这里又长叹了口气：“啊呀，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把中原局掩护过来了，把野司掩护过来了，把纵队掩护过来了，全部都掩护过来了，所有的彩号全部抬过来了。那天，困难得很啊！没办法啊，整整打了一天。我们旅伤亡了2000多人，牺牲的人挖了个坑，用毯子一卷，就埋了。”
尤太忠在汝河的表现，肯定给刘伯承、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尤太忠将军不无骄傲地对我说：“刘邓在大别山主要靠6纵，他们跟我们住了一个礼拜。开始跟另一支部队，很被动。邓小平很生气，对我说，背时的（四川话‘倒霉’），我不跟他们走了，我跟你们旅。李达参谋长也说，刘邓首长不跟他们走，就跟你们在一起。”
如果说汝河之战使邓小平对尤太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在随尤太忠旅行动中，他们之间结下了更为深厚的情谊。邓小平对尤太忠是十分信任和欣赏的。
在刘邓大军中，刘伯承是一位忠厚长者，而邓小平则是严肃的政委。尤太忠将军说：“在我们二野有一句话，叫‘刘司令的战术，邓政委的决心’。邓政委的风格是一针见血，斩钉截铁。他下的决心一般不会改变，因此许多人对他有点儿怕。这不是吹牛，有时我在他面前还可以说上几句话。”
据尤太忠将军回忆，参谋长李达曾多次悄悄地交代尤太忠向邓小平提一些建议。如有一次行军中，司令部侦察到前面有敌情，李达告诉尤太忠，趁吃饭气氛轻松时，向首长建议指挥部暂时不要前进。尤太忠按照李达的意思对邓小平说：“邓政委，现在这里没有什么情况，指挥部暂时不要走吧。”尤太忠说：“我一说，他们也就同意了。”
还有一次，尤太忠将军说：“打定陶后，邓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李达参谋长组成前指，到我们部队来。李达对我说，你请邓政委给部队讲讲话。在吃饭时，我又提出来了，邓政委也欣然答应了。”
“邓政委在商城白雀园向我们旅连以上干部讲了话，主要讲形势和纪律。”尤太忠将军说：这次讲话也是我向邓政委建议的。部队到大别山后，我向邓政委反映了许多北方兵把水田里的水放掉去捉鱼的事。邓政委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群众纪律，他说：“水田里的水放掉，老乡怎么种稻秧？”
“部队在大别山转战，有一次路过光山县。”尤太忠将军说，“小平同志了解到我的家就在附近时，便把我叫去详细询问：家在什么地方？离这儿多远？家中还有什么人？我说家中还有一个老母亲时，小平同志说，你可以回去看一看，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并嘱李达参谋长给我弄了10个银圆带回家。我上午回去看了母亲，中午12点钟就归队了。那时10个银圆可管大用啦。”
就是这天的采访中，尤太忠将军给我谈了他从未披露过的一件往事。这件事如果小平不去世，将军是不会贸然说的。
1973年2月的一天（22日）晚上，被贬谪江西三年之久的邓小平刚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尤太忠和李达、苏振华三人一起，冒着极大的风险去看望了邓小平同志。
一个人的经历中往往会遇到许多偶然的事情，但在偶然事情中的表现往往最能体现这个人的品德。尤太忠是在去301医院看望李达时得知邓小平回京的消息的，当时他和李达有这样一段对话——李达：“你知道不知道邓政委回来了？”
尤太忠：“我不知道。”
李达：“你去看他不？”
尤太忠：“我不知道他住哪里呀，怎么去看？”
李达：“你愿意不愿意去？”
尤太忠：“当然愿意去，多少年没见面了。”
李达：“那你去坐我的车，或者坐苏振华的车。”
尤太忠：“我就坐你的车。”
李达问尤太忠愿意不愿意去，说明去看小平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当时邓小平只是回北京，他的政治命运如何谁都不清楚，何况后来还有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李达和苏振华都是在“文革”中靠边的老同志，而尤太忠将军则不同，他虽受冲击但未“靠边”，何况还担任着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自治区主要领导的重要职务。据说，当时有一位和尤太忠将军相同职务的军区领导，邓小平专门托话给他，仍不敢前往看望。但尤太忠就是尤太忠，他的回答毫不含糊，没有一点儿犹豫。
尤太忠将军接着说，小平住在西山的一个院子里，值班守门的正好我认识，原来是27军一个参谋，调到那儿当连长。他看到我来，给我敬了个礼，让我们进去了。我进去后看到小平同志，立正给他敬了个礼，握握手。他看到我来有点惊讶，说：“啊呀，你怎么也来了，你也敢来看我吗？”我说：“你是我的老政委啊。”李达、苏振华、尤太忠看望他们的老政委邓小平时，谈了些什么，将军没有说，但他谈的这样一个细节给笔者印象极深。
尤太忠将军说：“当时，我口袋里就装着带嘴的中华烟，由于动作慢了些。
邓小平先给我递烟，我只好接过来吸了，光板烟，那烟差得很。结果，我自己口袋里带嘴的中华烟怎么也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历史大多是在无意间写成的，人的品德往往也是在无意间流露的。看到邓小平那个境况，尤太忠将军心里很不是滋味。从西山返回时，他没有回家，而是直驱京西宾馆，找到在小卖部当经理的一位老部下。
尤太忠将军急呼呼地问：“有没有好烟？”
老部下答：“有，中华。”
当时中华烟是最紧俏的高档商品，需要凭票购买或按级别分配。
将军说：“给我买几条。”
老部下瞪大眼睛望着他，问：“你买那么好的烟谁抽？”
将军说：“送人。”
老部下问：“送谁啊？”
将军说：“我同你说你不要同别人说，邓小平从江西回来了，抽的烟差得很！”
将军买了五条烟后立即驱车回到小平住处。门开了，邓小平奇怪地问：“你怎么又来了？”将军说：“给你拿几条好烟来。”
尤太忠将军告诉我，邓小平立马拆开一包中华烟抽出一支，掏出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啊——，好多年没吸这么好的烟了。”
烟雾缭绕中，尤太忠将军的眼睛湿润了。过足了第一口烟瘾的邓小平感激地望着这位老部下，就像当年望着汝河激战中的尤太忠旅长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