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盖瓠壶（战国）1967年绥德废品站征集。此壶造型极为逼真，纹饰细密繁缛，生动形象，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
商鞅变法是先秦时期比较完整和彻底的一场地主阶级革新运动，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商鞅把“重农抑商”和“依法治国”思想作为这次变法实践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推行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他的这些思想与政策对后世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
首先，在农本经济理论指导下，商鞅实施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个体农户的政策。他建立了较完善的封建专制的行政机构，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借鉴越国的伍、什军事编制制度，把这种制度应用于地方基层组织机构的建设，从而建立了严密的地方基层组织机构。他“令民为伍、什相收司而连坐”，把分散的个体小农家庭组织起来。以五家为一伍，有伍老；二伍（十家）为一什，有什长，十什（百家）为一里，有里正。关于这一点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只要看一下两汉官吏的设置，就很清楚了。汉承秦制，因循未改，这是谁都承认的事实。按《汉书·百官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商鞅不仅用伍什的形式把个体小农家庭组织了起来，还利用严酷的刑罚，牵制其切身利益，使伍什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索隐曰：“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春秋战国时期玉器若不纠举，十家连坐。”商鞅的法令中也规定：“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罪。”按照法律，降敌者诛其身，没其家，今匿奸者言当与之同罚也。可见，商鞅是把军队的编制制度应用于地方，并受军法及地方法令的约束及奖赏，使得地方基层组织机构更具有其严密性，利于国家管理。通过改革，国家政令的贯彻实施及下情上达都可以畅通无阻了。
商鞅确立了地方行政机构——县。商鞅在建立了地方基层组织机构以后，又把全国大、小乡，按区域划分，建立了县制。春秋时期战车“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在县中设县令一人，又设秩吏，使地方官制基本完善起来。
商鞅的改革使中央行政机构进一步健全。关于中央行政机构的建立，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勤孝公十二年，在商鞅的主持下秦国都城由雍丘迁到咸阳，并宫于翼阙，说明商鞅在完成地方行政机构建制之后，就开始健全中央行政机构，使政令一出翼阙，统辖全国，然后使各地贯彻执行。由此可以得出，伍、什、县各种机构的建立，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统辖，同时也成为后来并朝时的国、郡、乡亭、里、什、伍行政机构的基础，同时也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机构的建立，成为一代楷模。
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提梁盉盉直口，圆腹，下承以三兽形足，流为兽头状，壶体另一侧饰一卷曲短尾。提梁为弓形，顶部两端饰有锯齿形棱脊，肩、腹部饰以四道连续的水波纹。器物造型古朴端庄，釉色青中泛黄，施釉均匀，纹饰简洁明快，富有动感。直口，圆腹，下承以三兽形足，流为兽头状，壶体另一侧饰一卷曲短尾。提梁为弓形，顶部两端饰有锯齿形棱脊，肩、腹部饰以四道连续的水波纹。器物造型古朴端庄，釉色青中泛黄，施釉均匀，纹饰简洁明快，富有动感。是原始瓷中的佼佼者。其次，商鞅的改革沉重打击了领主贵族，扶植了新兴地主阶级，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奴隶制生产关系在此时已经不能适应正在发展着的生产力，土地私有制在旧贵族的压制下无法正常发展，新兴的地主阶级需要掌握权力。因此，封建地主贵族成为商鞅改革过程中的主要打击对象。
为此，商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他提出“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完全断绝了封建领主贵族们的仕宦之路；另一方面，“燔诗书而明法令”，堵塞了他们攻击国政的旧思想的来源。在封建领主制时代，爵位是世袭的，有了爵位，就有了身份、田宅、奴婢，这是封建领主贵族们的特权。但是，为了进一步打击领主贵族势力，他废除了“世卿世禄”制，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原籍”，“有军功备以率受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商鞅这些措施的实行严重伤害了领主贵族们高贵的自尊心，使他们威风扫地。领主贵族们的爵位主要是依靠世袭得来的，长时间的养尊处优是他们几乎没有军功可言，无军功就得不到爵位，领主贵族们的特权也就随之化为乌有。所以，商鞅的改革得罪了大批的权贵，旧贵族们对他恨之入骨，这也是他最终惨遭杀害的原因。不过，商鞅并没有因为有人憎恨就停止变法，反而进一步规定，战场上能杀死一个敌人拿到首级的人就赏爵一级，这就使原本没有地位的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小农有了升官进爵的机会和途径。战国贵族使用的皮带扣和配玉广大的新立军功的地主、农民得爵、得田、得宅，使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起来。这些新兴地主阶级的得爵从仕，为中央政治输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前进。
春秋战国贵族服饰上面提到的地方行政机构——县的设置，无疑再次沉重地打击了封建领主贵族。原处在农村的封建领主贵族们，把国家的封地视为己有，对上可以自己决定交贡赋与否，或者缴纳多少，对下沉重地压榨当地的农奴。这时商鞅把小的邑、乡都集聚在县里，形成了万户之家城。这样，既不妨碍农民出城耕种农田，又使边地的居民得到了国家的保护，免受他国的侵虏，革靴更为主要的是完全断绝了农奴对领主的人身隶属关系。从而彻底铲除了封建领主贵族在农村中的腐朽势力。在法律上，对封建地主贵族也给予了沉重的打击。规定“令名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此法可以说一视同仁。错金银马首形铜辕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件战国时期的铜辕饰是1951年在河南省辉县固围村出土，呈马首形，其头、颈错金饰卷毛纹、鳞纹，制作精美，是战国时期错金银铜器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通过商鞅的改革，剥夺了领主贵族们不课不纳的特权，让他们也担负国家的赋税。而国家把从领主贵族那里收到的土地，赏赐给有功将士，使有功将士奋勇作战，努力生产，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壮大了国力，富庶了人民，打击了领主贵族，扶植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促进了秦国经济的发展。
再次，改变了秦国的旧习陋俗。自孔子以后，在东方的关东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新风气依然盛行，但秦国还男女同室、同席而居，实在不雅，同时也被关东六国所鄙视，所以商鞅“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禁”，蔡泽使秦国向较文明的国度发展。秦国最终能统一与此举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商鞅死后，燕人蔡泽曾担任秦国的相国。在《范睢蔡泽列传》中，他评价商鞅说，“夫商君为秦孝公明发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易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蓄积，习战阵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力威诸侯，成秦国帝业。”这表明了他对商鞅变法是持肯定态度的。韩非也对商鞅变法进行了高度评价。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也记录了：“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好局面。他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国的落后面貌，使之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并最终吞并了关东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华夏一统。
当然，商鞅变法也有其不良影响。首先军功爵的制定，使战场完全王安石变成了杀场，为立功得爵士兵们只知道杀人，甚至连投降的人也不放过，失去大量的社会劳动力的同时，也丧失了仁道，不利于整体社会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虽然对当时的秦国有利，却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在政府的强力压制下，商业发展极为缓慢，使国家经济发展减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延缓，直接影响到近代；连坐法的实施，成为后来统治者镇压人民的法宝，如古代的王安石，近代的曾国藩等都采用过此类方法来镇压人民。
纵观历史，我们还是应该正确客观的评价商鞅的变法。总体上说，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变法改革中最彻底、效果最好的，它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促进了秦国统一全国，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向前发展，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变法能够强国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