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9年在商鞅与群臣的辩论会上，秦孝公曾表示要变法图强，起用商鞅来实行强国之术，又害怕遭到非议。战国·楚简商鞅知道秦孝公的本意，就附和着表示，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虑天下人怎么议论。他还搬出先人的法书作为说服秦孝公的凭证，他表示讲究崇高道德的人，是不会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业的人也不去同民众商量事情的。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使百姓得到益处，他认为就不必去遵循旧有的礼制。他们的一唱一和是说给周围的大臣听，看他们怎么反应的。那些知道改革会让自己受到损失的贵族是极力反对变革的。
甘龙认为，圣明的人不应该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更不会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战国“戉王州句”铜剑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必遭非议。
杜挚也马上劝秦孝公说：“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之仔细思考。”
商鞅一一驳斥了他们的观点，说：“平庸的人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于他们听说过的事情。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之事。有智慧的人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人受礼制的约束。受旧的礼制约束的人，不能同他们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们讨论变法。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玉龙形斛（战国晚期）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这场精彩的大辩论中，商鞅以寡敌众，用滔滔不绝的辩论口才为秦国的革新作好了思想舆论准备，展开了政治上的宣传。商鞅精彩的辩论消除了秦孝公的顾虑，坚定了秦孝公改革的信心，为商鞅在秦国的改革变法运动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殊不知，两个世纪后的罗马，也有一对兄弟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措施在广场上一次次的激情演说着，这就是格拉古兄弟。 古罗马广场废墟一角公元前134年，罗马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文告，呼吁提比略出来“为穷人恢复公地”。提比略在平民的支持下当选为保民官。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提比略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在人群熙攘的街头，在公民聚集的广场，在人们聚会的讲台上，他以自己高超的雄辩演说才能和诚实而公正的目标说服了群众。在一次演说中，他说：“意大利的野兽都有一个可以栖息的巢穴，而那些为意大利战斗和牺牲的人却只能享受空气和阳光。他们无家无室，携妻带子到处流浪。将军们欺骗士兵为保卫祖坟宗庙而战斗，但全是谎话，因为没有一个士兵有自己的祭坛和祖坟，他们只是在为别人的荣华富贵而出生入死。虽然他们被称作罗马的主人，自己却没有哪怕是一小块土地，这难道公正吗？”他还警告说：“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是，他们是要有许多勇敢的士兵去征服世界上其他地区呢？还是要由于他们的衰落和互相嫉妒，使敌人把罗马人已经取得的土地夺去呢？……为了实现这些希望起见，富人们在必要时，应当把这些土地无代价地赠给那些会生男生女的人，不应当因为争执小事而忽视大事。”他的演讲总是既能反映古罗马社会的现实问题，还能明确表达广大贫苦平民的要求。所以在他的讲演中，人们总是不停的欢呼跳跃，饱含感激的泪水，赞许的欢呼声和掌声经久不息。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在人民的支持下拉开帷幕。
不是所有的改革家都是辩论高手，但是商鞅和格拉古兄弟做到了。不是所有的辩论高手都能靠演说达到目的，但是他们也做到了。不同的是，商鞅的雄辩是在动员领导，脱离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革命路线”，而格拉古兄弟却是在争取人民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