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改革，制定二十级爵的做法，也就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今后将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中，一级被称为公士，二级为上造，三级为簪褭，四级为不更，五级为大夫，六级为公大夫，七级为官大夫，八级为公乘，九级为五大夫，十级为左庶长，十一级为右庶长，十二级为左更，十三级为中更，十四级为右更，十五级为少上造，十六级为大上造，十七级为驷车庶长，十八级为大庶长，十九级为关内侯，二十级则为彻侯。根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西周时期龙纹戈这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办法是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一个，授爵一级，可担任俸禄是五十的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担任俸禄是百石的官。商鞅新法规定“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通过这条法令，商鞅建立了明确的军功爵等级制度，并根据军功爵的等级享受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太阳纹瓦当在论功行赏的制度下，把五个人分为一个屯，设屯长；一百个人中设将，屯长和将在作战时完不成自己的任务就要被处死。从上述新法规可以看出，作战过程中杀敌人数和取其首级的不等奖赏也不一样。此外，商鞅还提出“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根据这一规定，只有在战争中立有军功的人才能得到显贵的荣华，没有军功的人，不管多么富有，也得不到盛德美名。在奖励军功的同时，商鞅还提出惩治私斗。即“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通过商鞅的改革，奖军功，戒私斗，秦国人达到一致对外，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所谓私斗，并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一般人之间打架，而是指“邑斗”。“邑”多是指被奴隶主所占有的一般城镇。战国时期秦国的杜虎符这件杜虎符是现存最早的一件调兵凭证，一符剖为左右两半，右半留存于朝廷，左半交地方官吏或统兵将帅保管，使用时两半相合，即为“符合”，表示命令验证可信。
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此外，商鞅取消了“刑不上大夫”的特权，这可是对旧贵族在法律方面特权的剥夺。战国时期青铜钺在今天看来，取消“刑不上大夫”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公平表现，但在两千多年前封建社会刚刚萌芽之时就大胆提出就太难能可贵了，商鞅也因刑上了大夫再次得罪太子，终招致杀身之祸，这也是新事物与旧势力作斗争过程中无法避免的。
从上文中似乎可以看出，商鞅建立军功爵制的目的，就是鼓励秦人杀敌立功，只有立了军功才能得到官爵利禄，才能得到荣华富贵。事实也是这样的，商鞅本人就说“利禄官爵，抟出于兵”，“富贵之门，必出于兵”。他认为官爵是君主驾驭人民，人民为国尽力的重要手段，所以才会把军功爵的价值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王之所贵惟爵，其实不荣，则民不急，列位不显，玉镂空龙形饰（战国晚期）则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则民不贵上爵，列爵禄赏不道其门，则民不以死争位矣。”“行赏而兵强者，禄爵之谓也。张仪 生年不详，卒年也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秦武王元年（前310年），另说是秦武王二年（前309年）。魏国贵族后裔，学纵横之术，其主要活动应在苏秦之前，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谋略家。禄爵者，兵之实也，以故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故禄爵之所道，存亡之机也。”在商鞅看来，爵位是君主手里最贵重的东西，君主能否把握好赏赐爵位给臣民这一谋略，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在给君主以警告后，商鞅又提出“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的理论，也就是说老百姓之所以在战争中不怕死，就是为了获得爵禄，那么英明的君主就应该满足百姓的要求，赐与他们象征足够荣誉的爵位和足以维持生活的俸禄，如果君民都能按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国家就无敌了。正是因为商鞅意识到了这一制度对秦国的重要，所以商鞅一度提出无爵不官原则，就是没有军功爵的人是不能当官的，有爵位的人才能做官，之是商鞅官爵并提，甚至说爵重于官的思想，也是秦国早期军功爵所特有的情况。商鞅之后，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就逐渐演变为重官轻爵了。到西汉初年时，除规定非列侯不得任宰相外，已经只提官而不提爵了，到西汉中期，不是列侯也可以任宰相，战国时期重步兵复原图或先拜相后封侯，爵位已不是任官的必要的条件了。
商鞅变法实行的奖励军功爵制，在战争中极富诱惑力。《初见秦》中说，“秦人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火卢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是故秦军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所挡未尝不破”。战国著名人物张仪在《韩策一》也指出，秦军“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胜数也。山东之卒，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战国铜壶上的水战刻纹图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孟获（秦大力士）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也”。这些都反映出秦国军队在当时无所畏惧、奋勇杀敌、争立军功、所向披靡的情况。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和盛产牛马的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前一年，在前后共112年时间里，秦国除同若干残存的小诸侯国、西戎、巴、蜀等少数民族作战以外，同六国共作战65次，获全胜的共58次，斩首敌军129万人，占领城池147座，攻占的领土共建立了14个郡，未获全胜或互有胜负的仅5次，败北仅4次。可见，商鞅变法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由于推崇战功，极大地鼓舞了秦军的斗志和士气，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战国镣铐图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通过奖励战功，秦国的军队成为战国七雄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秦始皇最终依靠这样的军队统一了六国。
（3）分户编民
为把全国人民统一起来，有效监管，早在秦献公时期，秦国就开始推行编制户籍制度。商鞅在改革过程中，为了使统治者加强管理，使百姓更服从管制，对这一制度进一步改革。他主张父子兄弟姐妹，不准同睡在一个炕上，必须分室而居；“令民为什伍”，里内居民按什伍编制，即五家为伍，十家为什，颁布“连坐法”。所谓连坐，就是一人犯罪亲属、邻里、同伍以及其他与之有联系的人都要受牵连，承担罪责的刑罚制度。连坐的范围很广，有同居连坐、邻伍连坐、军伍连坐、职务连坐等。同时规定同伍的人犯了罪应该互相纠举，能告发别人的人将得到奖励，知情不报的人，一经发现就处以腰斩，藏匿犯科作奸之人的人与叛国投降者罪责相等。在地方实行这样一套严厉的管理体制，有利于中央对全国的管理，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
西周的鸡蛋（江苏句容浮山出土）同现在的全国人口普查一样，为了加强户口管理，严格控制人口，商鞅那时候就很重视人口统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周密的、经常性的人口统计。他认为详细了解人口的出生、死亡情况，正确掌握人口总数和男、女、老、少及商人、游食等各类人的人数，是关系富国强兵、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大事。如果连国境内有多少户人家，多少人口，壮男、壮女友多少人，老、弱人口有多少，官、士有多少人，游说的人有多少，战国时期的金盏、金勺商人和手工业者有多少这些都不知道，就算地理条件再优越，人口再众多，国家也不会昌盛，相反会不断被强国削弱的。
此外，商鞅还颁布了分户令，即“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民有二男不别为活者，一人出二课。”通过这些法令，家庭被分到最小的限度，这使得家庭中的剩余劳动力必须投入到农耕中，各个家庭单位经济独立，促进了家庭的生产积极性，百姓生产积极性增加，国家的收入也就随之增加。在这样的制度下，男耕女织，打破了传统的血缘和宗族大家庭制下人们之间的偷懒、怠慢的习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时代进步的标志。这是私有制经济形成的必经阶段，法令公布的最初是那么难被百姓理解，但在历史长河中商鞅的这项改革却被证明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的。
（4）推行法治
① 法治所至，无微不至
《商君书·开塞》中说，“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商鞅认为，古代的人们纯朴厚道，所以用“德治”来统治他们，而现在的诸侯国君要想儒家学派维持自己的统治、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必须壮大国家的力量，实行“以法治人”的治国之道，不能再像儒家那样讲“以德服人”，礼乐治国已经不能制服人民了，因而要用法制来治国。
可见，商鞅与儒家的礼乐立国思想恰恰相反，他认为“礼治”达不到使人们安心于农战的目的，只会使人们更加善于伪装，轻视法制，因此礼乐与法治是对立的。所以他认为靠“德治”是不可能治先秦及两汉时期的琴人理好国家的，而必须将法制放在首位，加重刑罚。他说：“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商君书·垦令》）主张除去礼乐，通过以重刑的手段来压抑人们的智慧、禁锢人们的头脑，使他们顺服于君主。同时他提出执法不别亲疏，立法必须严格执行，刑无等级是推行法治的重要措施。商鞅在秦国为推行法治，首先从立法要取信于民着手，叫人们相信，新法规定：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不分职务和身份的高低，凡不服从国王命令，触犯国家法律，破坏国家制度的，“罪死不赦”。
应该说，商鞅变法是建立在法家思想基础上的。春秋战国时期龙纹瓦当他的法家思想在《商君书》中有很好的体现。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上、中、下和今四个阶段，并且他认为在不同的阶段，社会形势和社会风气都是不一样的，因而主张以法治国，认为法是治国之根本，要“任法而治”。既然历史不断的发展，作为君主，在制定政策和法令就不能一味固守祖宗之法，而应该顺应时代发展。在《开塞》中他指出“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一个国家有君主不实行法治的危害和国家没有君主一样。可见，商鞅把法放在了多么高的位置上。同时，他还要求推行法治就要立法分明，使法成为“国之权衡”。君主要做到不听违法的言论，违法的德行不给与高的评价，违法的事不做。
在《定分》中，他还指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法令就像民众的生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是用来保护民众的。治理国家离开法令纲纪，就如同想不饥饿而离开食物，想不寒冷却脱去衣服一样。他在《修权》中也强调，“国之所以治者三：四连环鼎战国时期青铜烹饪器。鼎，一般有二耳，四连环鼎的四鼎有6耳，但从前后、左右看，每个鼎还是有二耳。四鼎只有4个高蹄足，足根部作兽面纹，足中部作活页状，可以向内折叠。内折射鼎底着地，撑起来，鼎底凌空。升高放低，活动自如。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治理国家凭借三个方面，即刑赏为主体的法令、赏罚的信用和君主的权柄。简单的说就是任法、重信、专制。任法要求君主在守法上起到表率的作用，带头守法，将法令公布于众，使官吏们知法懂法；重信要求君、臣、民共同来维持，赏罚分明，严格按照法令来统治国家和人民，抛去个人情感和私人交情；专制当然是要求君主有足够的威信，战国时期金双兽纹牌饰这样才能使其颁布的法令有效实行，所以应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因此，商鞅主张颁布成文法令，让法令成为判断功过、行使赏罚的标准和上下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利用法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法令的存在。
商鞅极力强调“壹刑”。所谓“壹刑”，就是“刑无等级”“刑法无偏”，也就是同罪同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这个来改变前面我们说过的“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习惯。按照商鞅的说法，就是不管卿相、将军、大夫、庶人，只要不服从国君法令，触犯国家禁令、犯上作乱的人都是死罪，身份再高也无法赦免这样的死罪。玉龙凤纹柄形器众所周知，对于古代的国君一向有金口玉言，说啥是啥的权力。商鞅在此也认识到君主的意志和行为会与法律的出现相冲突，对于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他提醒统治者说，“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这也是要求统治者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正所谓“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法，则端正之士在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