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来《史记》校勘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形成了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这样影响巨大的版本。民国间张元济校勘影印的百衲本和20世纪50年代中华书局整理的点校本于今则最为通行。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及水泽利忠《校补》被视为《史记》研究的里程碑之作。研究这些版本的形成过程与校勘情况，可以辨知各本优缺之所在，对于当今《史记》的整理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下从定本校勘及校勘记两个方面，对清代以来的《史记》校勘情况作一概述，重点在于探讨几次形成定本刊刻的《史记》校勘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今日重校《史记》提供参考。
定本校勘
1.武英殿本
有清一代的《史记》校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明毛晋汲古阁所刊《十七史》合刻本，有清顺治十一年（1654）重修本。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刊南监本、万历二十六年（1598）刊北监本皆有清递修本。这些递修本多是由地方府学在明代刊本的基础上修补，规模有限。清代大规模校勘《史记》始自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
清乾隆四年（1739）以“监本亦日渐残阙”，故诏命重新校刻《二十一史》。乾隆十一年（1746）始克告竣，合已成之《明史》为《二十二史》，世称武英殿本。校刻《二十一史》以张照、方苞等为总裁，齐召南、杭世骏等为编校，仿前刻《十三经注疏》之例，卷末皆附《考证》。《史记考证》出自张照、杭世骏、德龄、王祖庚、齐召南等人之手。《考证》或参校他本，或核对他书，或推寻文义，或引前人之说，或以本书前后互证，综合各种校勘方法，调整了底本明北监本的篇章次第与版式，增补三家注文，校改底本讹字，“补刻阙文不下千百条”（张照《史记序考证》，见武英殿本《史记》卷首）。武英殿本因此“较明监本则不可同年而语矣”（张照《史记考证跋语》，见武英殿本《史记》卷尾），由此亦成为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史记》版本，出现了众多翻印本，《四库全书》即以此本为底本抄录。其后张文虎校刊金陵书局本、张元济校印百衲本、水泽利忠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皆以殿本为最重要的校本之一。
殿本订正了明北监本的诸多讹误，增补了不少三家注佚文，同时卷末所附《考证》博采众说，考订史实，对于《史记》的整理与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殿本也存在它的局限。
首先，殿本校勘时所参考的版本不多。武英殿校刊《二十一史》以明北监本为底本，而没有分别搜寻每部史书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不能不说是遗憾。明监本的疏略，早为学人所诟，故殿本先天即存不足。就殿本《史记》而言，武英殿校勘诸臣虽然运用各种方法，费心校勘，正讹补缺，然而从《史记考证》来看，殿本所参校的《史记》版本实在有限，佳善之本更少。故张元济讥殿本“惟局蹐于监本之下，因陋就简”（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后序》，见《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P3）。张照亦谓：“顾三注文字益多舛讹，虽据所见闻稍加驳正，入于《考证》，然不能无罣漏也。”（《史记考证跋语》）。这无疑影响了殿本的版本质量。
其次，《考证》征引前人旧说主要依据《史记评林》，采择范围未有太大的超越，自然也限制了《考证》的视野。
再次，《考证》对于改动底本的情况没有详细说明。囿于体例，《考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校勘记，而殿本改正明监本讹误甚多，受篇幅所限，对于底本的改动，《考证》未能一一出校说明。即于所出的校改说明，亦甚疏略，多径云“今正”、“今删”、“今添”，而不言所据何本，这些都对我们今天研究殿本的校勘情况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张照《史记序考证》云其校改三家注讹误不出校记，但记正文，然细检《考证》，实亦记校改三家注之误，此又其体例之不纯。
2.《四库全书》本与《四库全书荟要》本
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馆纂修《四库全书》，所收图书除撰写提要外，又经悉心校勘。其校勘记由王太岳纂辑为《钦定四库全书考证》100卷，其中《史记考证》两卷。《四库全书考证》更注重文字校勘，详列校改情况。校勘方法上，后世所谓的“校勘四法”，在此皆有体现。《史记考证》校正了武英殿刊本的诸多讹误，可以视为对张照等所撰的《殿本史记考证》的补充。清末金陵书局校刊《史记》即参考了《四库全书考证》的成果，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每云“《考证》改”，多谓此。但《四库全书考证》的成果仍有不少未被金陵本吸收，还有待继续甄别发掘。由此亦可见《四库全书》本《史记》虽是以武英殿刊本为底本抄录，但由于经过校勘，故不能简单视为殿本的翻抄，而应看做是殿本系统的发展。
清高宗诏命纂修《四库全书》之时年事已高，恐不及见《四库》之成，故命馆臣择其精要者依《四库全书》之例先行抄录，是为《四库全书荟要》，《史记》亦列在史部之首。《四库全书荟要》卷首有《荟要总目》，《史记》下注云“今依内府刊本缮录，据宋元椠本、明南北雍本及王鏊、毛晋诸本恭校”。可知《荟要》本亦以殿本为底本，与《四库全书》本同出一源，而非据《四库》本抄录。其尤值一提者，有若干卷卷尾在张照等所作《考证》之后又有《荟要》纂修诸臣所作校勘记，改正不少武英殿刊本讹误，此在《四库全书》本则无。故对于《四库全书荟要》本《史记》的校勘价值亦当引起重视。
3.金陵书局本
清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攻克金陵，随后设金陵书局，校刊经籍。同治五年（1866）春，时两江总督李鸿章命唐仁寿校刊《史记》，张文虎亦参与其事。同治六年（1867）春，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正式任命张文虎与唐仁寿同校，此后《史记》的校刊工作主要由张文虎负责。同治九年（1870）仲春，金陵本《史记》刊刻完毕。此后张文虎又写成《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附记各本同异及所以去取意”（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跋》，见徐蜀编《史记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P192。案：中华书局1977年整理出版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时删去跋语）。据张氏《札记》跋语，金陵本《史记》之刊刻是利用周学浚（缦云）过录的钱泰吉校本覆校付刊的，张氏《札记》所记异同大半取自钱校本，此外还参考了梁玉绳《史记志疑》、王念孙《读书杂志》、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诸家之说以及类书中所引《史记》。金陵本的特点是“择善而从”、“不主一本”。根据《札记》卷端所记，其于三家注解，《集解》多据明毛氏汲古阁本，《索隐》多据毛刻单行本《索隐》，《正义》多据明王延喆本。正是由于其“择善而从”、“不主一本”，加上张、唐二人的悉心校勘，使得金陵本成为清代后期《史记》最为完善的本子。1958年中华书局重新点校排印《史记》即以此为底本。
当然，金陵本亦存在它的不足。首先，张文虎虽是参校众本，但由于条件所限，仍有一些重要的版本未见，如北宋景佑本、南宋黄善夫本等。这里并无苛责之意，一些重要版本未能见到，无疑影响了校勘的质量。其次，金陵本虽历四年始刊成，然仅以张、唐二人之力，仍嫌仓促。张文虎亦自谓：“今也旋校旋写，旋写旋刊，区区以两人之心力，而出之以急就。予老而衰，端甫多病，如此虽二三前辈恐亦不能任也。”（《张文虎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P106）《张文虎日记》同治八年（1869）三月五日记云：“连日复阅《史记》诸卷，《索隐》颇与单本不合，盖多后人改窜。今亦不能尽从单本，且书已刊成，势难一一刓改，去其太甚者而已。”（同前，P173）这正是由于“旋校旋写，旋写旋刊”，太过仓促所致。金陵本刻成后，张文虎又陆续校出了一些讹误，遂又挖补修版，然仍有挖改未尽者。再次，金陵本《索隐》利用毛刻单行本多不善，问题较多。贺次君谓：“又此书《索隐》全用单行《索隐》本文，而毛晋汲古阁刊单行本《索隐》错误特多，……而此本《索隐》悉从毛刻，一仍其错夺误衍，鲜加补正，则非择善而从之初义矣。”（贺次君《史记书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P219-220）最后，张文虎以个人好恶删汰司马贞《补史记》，致金陵本《索隐》不全。毛刻单本《史记索隐》卷末为司马贞《补史记》，合刻诸本多分之在各篇小题下，其所补《三皇本纪》各本或列在卷端，或附卷末，要之皆可见《索隐》全貌。《张文虎日记》云：“与端甫谒节相，……予请删去小司马述赞及《补史记》，深以为然，以述赞已刻附每篇之后，可无刻者，其《补史记》依予说删之。”（《张文虎日记》，P159）金陵本《索隐》因而不全，中华本依金陵本点校，亦无《补史记》，不能无憾。
4.清末翻刻本
清咸丰元年（1851）新会陈焯之翻刻武英殿本《史记》，同治八年（1869）广东葄古堂翻刻殿本《史记》，同治九年（1870）湖北崇文书局重刻明震泽王延喆本《史记》，同治十一年（1872）成都书局翻刻殿本《史记》，光绪年间湖南宝庆三味书坊翻刻殿本《史记》，光绪四年（1878）金陵书局翻刻毛氏汲古阁本《史记》，光绪二十年（1894）陕西味经书院翻刻殿本《史记》。以上诸种皆是翻刻本，此不详论。惟湖北崇文书局翻刻王本有校改。张元济《校史随笔》“震泽王本之讹夺”条举王本讹脱四处，据其自注，三处“湖北翻刻本”已增改。
5.百衲本
1930-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在张元济主持下汇集宋元善本，精心校勘，影印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百衲本以版本古旧著称，其中《史记》以南宋黄善夫本为底本。黄善夫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但黄本校勘之草率亦属惊人，杜泽逊《论南宋黄善夫本〈史记〉及其涵芬楼影印本》一文发之甚详，至谓其为“闽市恶本”。章培恒亦谓“三家注本（黄善夫本）从一开始就是书贾所制作的一个颇为粗率的本子”（《〈史记〉版本研究·序》，见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P4），甚得其实。张元济将黄善夫本与殿本做了详细的对校，并参校了汲古阁《索隐》本、王延喆本、刘喜海旧藏百衲本、刘承干影刻宋蜀大字本，在他认为黄善夫本讹误的地方做了挖改，开创了影印本校改的先例。百衲本《史记》采用挖改底本再影印的方法，其挖改描润之章程谨严，所改与原刻字体一致，殊难分辨。而学者或不知，以为百衲本即黄善夫本之旧。杜泽逊文中提到贺次君《史记书录》中所言黄善夫本实即涵芬楼影印本，《汉语大字典》所引用的黄善夫本亦是影印本，水泽利忠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初亦以影印本为黄善夫原本，后乃发觉，不得已作《补遗》附后。张玉春亦谓贺次君在版本研究中误以被张元济校改过的影刻本为黄善夫本原刻，因而得出不少错误的结论。今笔者发现，王叔岷《史记斠证》每云黄善夫本作某，实亦百衲本。如《天官书》“门内六星诸侯”《正义》“主刺举”，《斠证》：“黄善夫本《正义》‘刺举’字不误。”（《史记斠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P1098）。核之张元济《史记校勘记》，黄本实作“判”，百衲本据殿本修作“刺”。又同卷“其西曲星曰钺”《正义》“舆鬼四星，一星为质”，《斠证》：“黄善夫本《正义》‘舆鬼四星，一星为质’误作‘舆鬼五星，为质一星’，‘不欲其明’下亦少一明字。”（《史记斠证》，P1100）核之张元济《校勘记》，黄本实作“四星”，百衲本修“四”为“五”。黄善夫本世所罕见，张元济于文字改动在百衲本中亦未作说明，若非其《校勘记》存世，二本之不同难为世人所知。
黄善夫本校勘草率，所以张元济据殿本等重加校勘，校改后的百衲本确实在版本质量上有所提高。据王绍曾统计，《百衲本史记校勘记》“出校四千九百余条，阑外批‘修’者凡一千八百余条”（《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整理缘起》，见《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史记校勘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7）。但由于版本异文很多，加上张元济慎改古书的校勘态度以及技术上的原因，其于殿本佳善之处未能悉为收入，而或有据他本误改处，故百衲本《史记》仍难称善本。笔者曾将张元济《百衲本史记校勘记》《本纪》部分与中华书局点校本以及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逐条对照，列百衲本失修例、误修例凡50条，亦可窥其一斑。百衲本并非善本，然学界仍有误解。如章培恒即谓：“《二十四史》则以百衲本为最好，因其多为宋、元刊本。”（《杂谈〈新编小四库〉》，中华读书报/1999/01/20）“不过，说老实话，能够一边读校点本《史记》、一边查张文虎《札记》的人，很少会使用这类校点本；大抵是用商务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范化问题》，见《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02/07，P57）可见章培恒是仍然认为百衲本要优于中华书局点校本的。
6.《史记会注考证》及《校补》
1934年日本泷川资言出版《史记会注考证》。该书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根据其所见《史记》钞本做了校勘，就日本所藏钞本增补了不少《正义》佚文，又博采诸家旧说，间附己意，以为考证。泷川氏自谓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实先以明凌稚隆《史记评林》为底本，后乃改从金陵本，因而兼承两本之疏漏，贺次君《史记书录》有说。又其所增补《正义》佚文亦真伪参半，不可尽信，贺次君、程金造有专文论之。鲁实先特撰《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详揭泷川之失。施之勉有《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于《考证》订正尤多。
《史记会注考证》于金陵本讹误径自改正，未作校勘记。1950年代水泽利忠以《考证》为底本，作《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校补》利用《史记》古钞本17种，宋元版《史记》10种，明版9种，清版2种，另有日本朝鲜刊本及校勘记多种，详列诸本异文，可谓《史记》校勘史上集大成之作。然而《校补》亦有其不足处。其书但列诸本异同，鲜有是非考订，偶云“泷川本误”，抑或见“疑……误”、“盖……乎”之语，然多未深考。前人或讥其繁琐，其实《校补》所列异文尚有疏漏，并非诸本异文之全部。更有甚者，其书屡有误校之处。即以《五帝本纪》言之，《校补》于殿本异文失列7处，误校2处，于金陵本误校1处。这无疑影响了该书的可信度。虽然如此，《校补》仍是考镜《史记》版本源流，校勘文字讹误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7.中华书局点校本
1958年9月初，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点校前四史。此事由中华书局具体负责。除四史外，其他廿史亦做了安排。1959年9月，《史记》最先出版。中华书局本《史记》由宋云彬点校，以清同治五至九年（1866-1870）金陵书局三家注合刻本为底本，参照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校改。全书分段标点，将散在文中的三家注移置段后，眉目清楚，颇便观览。自1959年发行第1版、1982年再版以来，至今已重印十余次，近50万册。中华书局点校本已成为目前最通行影响亦最大的《史记》版本。然而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华本《史记》用时一年即出版发行，颇为仓促。其全依金陵书局本，未能汇校众本，而金陵本之不足，已如上论。点校本虽曾参考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校改部分讹误，然去取或有不当，又时见排印讹误。王华宝博士论文《〈史记〉校勘研究——以中华书局校点本为中心》在重新覆校点校本与金陵本后发现，点校本多有径改底本而未出校记者，而其对于张文虎《札记》亦存在“当择而未择”及“不当择而择”的问题，对于前人校勘成果吸收更显不足。
以上所论皆是形成《史记》定本的校勘整理工作，近代以来尚有几次《史记》校勘工作，虽未形成《史记》定本刊刻，但留下了丰富的校勘记，可供参考。
校勘记
清末嘉兴钱泰吉尝汇校《史记》各本，留有校勘记。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跋语云：“先是嘉兴钱警石学博泰吉尝汇校各本，历三十余年，点画小殊，必详记之。”（见徐蜀编《史记订补文献汇编》，P192）周学浚曾借其本过录，后金陵书局校刊《史记》即依周氏过录本覆校付刊。张文虎撰《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所记诸本异同亦“大半取资钱校本”（同上）。然而张文虎校刊金陵本《史记》时并未亲见钱校本。《张文虎日记》同治十年（1871）二月廿六日记云：“复校《史记》本纪，时从子密借警石先生校本也。”（《张文虎日记》P248）此时金陵本早已刊刻毕工。鲁实先云：“此书虽经张文虎《札记》所采，究未全录，尚多精语，可供收辑也。”（见《史记会注考证驳议》，P16）其说良是。钱泰吉于同治元年（1862）避太平军乱辗转至安庆，于曾国藩幕中得见其子钱应溥（子密），次年卒于安庆旅舍中。据《张文虎日记》，则钱氏《史记》校本尚存世。其后盖散佚，鲁实先云：“刘承干藏有残册，浙江图书馆孤山分馆亦藏五册。”（《史记会注考证驳议》P16）
清丁晏以王延喆本、柯维熊本《史记》校毛氏汲古阁本，参以《评林》本、陈子善本，撰《史记毛本正误》，专事《史记》正文文字校勘，篇幅虽短，而发明毛本讹误不少，颇可参考。
清光绪二十年（1894）陕西味经书院在刘光蕡主持下尝翻刻殿本《史记》，留有《史记校勘记》130卷。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记“《味经堂校记》，光绪二十年陕甘味经刊书处校刊，凡二十册”，当即谓此。今未见其书，不敢妄论。
民国初年，吴兴刘承干嘉业堂翻刻其所藏宋蜀大字本《史记集解》，延请名家校勘，留有校勘记，鲜为人知。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辛壬稿卷二》载有“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不分卷二册”、“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不分卷四册”、“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一百三十卷十八册”三种手稿本，二册本为叶昌炽、杜肇纶所撰，四册本及十八册本为王舟瑶所撰。据王氏提要，1917年，刘承干覆刻其所藏宋蜀大字本《史记集解》，请叶昌炽为撰校勘记，杜肇纶佐之，仅成本纪、诸表，而叶氏殂世。其校记“广搜宋、元以来诸刻，先据金陵局本，列其异同，并加考证”（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P465），“而于金陵局本之误脱，考证极细”（同上，P466），所存二册本是。其后更请王舟瑶踵其事，罗列诸本异文，引他说加以考证，所撰四册本是。后以其例程功无期，乃但记所见诸本异同，成校记130卷，200余万字，所存十八册本是。据王氏所记，王舟瑶十八册本校勘记参校之本有：刘燕庭集宋百衲本、元中统本、元明间旧刻本、明天顺间游明本、正德十三年建宁府本、嘉靖六年王延喆本、嘉靖六年汪谅本、嘉靖九年南监本、嘉靖十三年秦藩本、嘉靖十六年李元阳本、万历五年凌稚隆本、崇祯元年程一枝本、崇祯十四年汲古阁单行《集解》本、又单行《索隐》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共计16种。此次校勘虽然没有判定是非，但其胪列了十余种版本的异同，其价值亦可与《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相比。其本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
1955年台湾二十五史编刊馆影印仁寿本二十五史，《史记》以北宋景佑间刊本为底本。张玉春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本，即仁寿二十五史本，是在对淳化本刊修的基础上，于宋仁宗景佑年间刊印，又于北宋末年补刊，在行格、文字上均存淳化本之旧，故应称之为景佑本，是现存最早的《史记集解》本。”（《〈史记〉版本研究》，P125）此本原为傅增湘旧藏，后归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原书有十五卷缺佚，配以南宋黄善夫本、元大德饶州路本。仁寿本二十五史影印时以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南宋覆刻景佑本配补，以使体例、版式归一。景佑本为现存最早的《史记》版本，其价值自不待言。龙良栋即以仁寿本为底本，撰《景佑本史记校勘记》。其《自序》谓：“因据与殿本对校，复参以黄善夫本、王延喆本、吴汝纶点勘本《史记》、阮刻《十三经注疏》、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先谦《汉书补注》、《荀子集解》、胡刻李善注《文选》、东瀛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而作《景佑本史记校勘记》。”（《景佑本史记校勘记·自序》，见徐蜀编《史记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P925）龙氏《校勘记》悉心考证，以发明殿本讹误为主，并及黄、王诸本。影印本多有漫漶不清之处，《校勘记》别作补阙，附记底本缺文坏字于后。《校勘记》对于勘正今本《史记》讹误亦颇有参考价值。
以上所论为专门就《史记》不同版本进行校勘者，清代以来学者各就所长，考订《史记》，或成专著，或散见文集之中。如：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梁玉绳《史记志疑》、王筠《史记校》、郭嵩焘《史记札记》、周尚木《史记识误》、李笠《广史记订补》、王叔岷《史记斠证》、施之勉《史记会注考证订补》、李人鉴《太史公书校读记》、徐复《后读书杂志》、蒋礼鸿《蒋礼鸿集》、董志翘《训诂类稿》，等等。唯其虽于《史记》文字讹误多有是正，然多不主版本校勘，今则不详论。
今人贺次君《史记书录》、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虽不直接着眼于《史记》校勘，但《史记书录》注重版本的校勘价值，张玉春在《史记》版本研究中校勘先行的研究方法，都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异文材料，尤其是稀见版本，虽不全面，却也弥足珍贵。
有关《史记》校勘的单篇论文亦不为少，限于篇幅，不再枚举。
综上，清代以来《史记》校勘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几次系统校勘，形成了几个较为精善的版本，各有所长。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各种原因，各次校勘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依据现有条件，汇校众本，广泛吸取前人校勘考订成果，对《史记》重加整理，使之更趋完善，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此文为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王永吉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导师赵生群。）
（梁建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