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台湾地区发表和出版的有关研究资料可以看出，台湾省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侧重于对《史记》文本的解读与比较研究。
李伟泰的《史》、《汉》论赞比较研究
李伟泰教授《史记》、《汉书》论赞比较研究的系列研究文章共分为三部分：其一是2006年5月发表于《台大文史哲学报》第64期的《〈史〉、〈汉〉论赞比较十三则》。文章认为：司马迁和班固的思想，大半分散地表现在《史记》、《汉书》各篇的论赞中。他们因为时代环境有别、身世遭遇不同以及思想异趣等因素，以致对于同一人物和事件的评论，往往有形式或实质上的不同，所以通过对《史》、《汉》内容大体相同，而论赞却有所不同各篇的比较，可以看出马、班在许多方面看法的异同。借此把握双方思想的要领，是前人所不曾全面从事，为本文所专注的议题。其次，前人比较马、班的不同，绝大多数将其注意力集中于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李伟泰的此篇文章则注意双方议论虽然不同，然而各具匠心，提出同样值得后人重视的见解，甚至都是至理名言的情形，为马、班思想和汉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此文特选《史记·外戚世家》等8篇世家、《邹阳列传》等14篇列传，与《汉书·外戚传》、《邹阳传》等14篇性质，内容相近，论赞不同的各篇，依《史记》先后顺序综为13则论赞之比较，为著者从事《史》、《汉》论赞比较研究三篇系列之第一篇。
文章结语认为：《史》、《汉》论赞的比较研究，是《史》、《汉》比较（或马、班异同）研究中的一环。《史》、《汉》文字异同的排列比勘，宋人倪思编，刘辰翁评《班马异同》，明人许相卿《史汉方驾》，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资料，该文自然不必重复他们的工作，不过就《汉书》对《史记》论赞的袭用与否，却举出两点有趣味的现象：一是对于司马迁，班固有过分尊马的情节，对司马迁的某些议论，袭用得不近情理，以本无而论。如第五节对张良的印象，都曾经过魁梧奇伟到妇人女子的转折。又如第十三节班固在《张冯汲郑传赞》中没有采用《汲郑列传赞》司马迁引翟公“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云云一段话，司马迁引李陵案下狱时，“郊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的遭遇，激使他在《史记》至少九次抒发世态炎凉的感慨，班固既没有如司马迁般的身世之感，省略的做法本来很合理，却又将他移植于《郑当时传》后，以至与前文不甚相干。二是《史》、《汉》论赞议论不同，却又极为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彼此说法往往各具匠心。例如第八节多处资料显示，司马迁重视忍辱负重，以成就功名或事业之人，班固则重视世业绵延之道。又如第六节关于邹阳，司马迁同情他为人所毁谤，梁王不悟，使其身陷囹圄，与司马迁身世有相似之处，赞语说“有足悲者”，分明有司马迁身世之痛的因素。班固则感到士人处在乱局之中，说话和进退行止都很困难，所以在《邹阳传》中关注士人处在危局当中，既尽言责，并且能够全身而退的智慧。又在第十一节《陆贾赞传》中褒扬陆贾有安定刘家社稷的大功，既保其身，又享令名，其处世智慧最为可取。对于这些不同之处，我们不可跳开“班马优劣”的旧思维，从异曲同工处玩味彼此的精彩议论。
其二是2006年6月发表在《台大中文学报》第二十四期的《〈史〉、〈汉〉论赞比较十四则》。该文特选《史记·项羽本纪》等四篇本纪，《陈涉世家》、《秦楚之际月表》等六篇史表，《天官书》等四篇书及《货殖列传》与《汉书·陈胜项籍传》、《高帝纪》等四篇帝纪，《异姓诸侯王表》等五篇史表，《天文志》等四篇志及《货值传》彼此性质，内容相近，论赞不同的各篇，依《史记》先后顺序综为14则论赞之比较，为著者从事《史》、《汉》论赞比较研究三篇系列之第二篇。
其结论认为，通过以上各节对《史》、《汉》论赞异同的比较，主要有三方面的异同：一是马、班的议论虽然时或不同，往往彼此各具匠心。例如对于刘邦的成功，司马迁以为“传之所谓大圣”，“岂非天哉”！充分反映了后人注目此一巨大事变的心灵震撼，语意也容许作多方面的理解，极其耐人寻味。班固则视为客观形势的必然发展，识见过人，一举破除了刘邦成功的神秘性。（详见第六节）又如关于经济活动，司马迁主张放任，班固主张干预，彼此的议论各自向一方倾斜，但所述也各自反映了一方面的真理，同样值得后人作为宝贵的历史经验看待。（详见第14节、第15节）二是班固对司马迁的议论，有时加以发挥与补充，并非刻意求异，而是别有缘故。例如司马迁指出周朝封建诸侯具有“辅卫王室”的作用，班固从封建诸侯的利弊来加以发挥，并着重指出诸侯势力过大过小都不利于朝廷。这是他观察王莽在篡夺西汉政权的过程中，衰微的诸侯毫无拱卫朝廷的力量的结果。正是这种历史教训，促使他思索封建诸侯的正反两种作用。（详见第七节）司马迁简要指出功臣子孙沦落的情形及其原因，班固作了详尽的引申，原因在于他也是没落的世家大族，所以对功臣世业的不能绵延持续特别感慨。（详见第八节）三是《史》、《汉》各篇议论，往往互补，不能孤立地看。例如单看《汉书·帝高纪》的论赞，刘邦的神圣性十足；参照《异姓诸侯王表》，则刘邦也是时势所造就的英雄。（详见第三节、第七节）又如学者习知《史记》为“谤书”，但在《河渠书》中，司马迁仍对武帝的水利事业给予高度的肯定，不愧为良史实录。（详见第十三节）
其三是李伟泰发表于《屈万里先生百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论文集》的《〈史记〉、〈汉书〉论赞比较八则》。该文主要选取了《史记·李将军列传》等11篇列传，与《汉书·李广苏建传》等9篇性质、内容相近，论赞却有所不同的各篇，依《史记》先后顺序综为八则论赞之比较。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史》、《汉》既是“实录”，但同时也富于抒情性。例如在评论主父偃的下场时，司马迁为世态炎凉而悲，班固则因而关注祸福因何而来的问题。这种不同，与彼此的身世密切相关，也因而使得双方的议论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详见第四节）二是《史》、《汉》论赞的各个部分，乃至于本文的叙事，往往具有互补的关系。一者，《史记·李将军列传》赞语纯为赞美之词，从《自序》中也不容易看出在褒扬李广的主调外，其实也道出了他的短处，参照实际上代议论性质的本文及历代学者的体会，司马迁褒贬兼使，议论互补的意思才能明白地呈现出来。（详见第二节）二者，对于公孙弘，《史记》赞语与《自序》分别反映其主观评价与客观认知。（详见第四节）三者，《史记·佞幸列传》的自序、序、赞分别表示司马迁某一方面的想法。自序：（佞幸）能亦各有所长。序：仕宦是否如意，多伴有与偶然性的“遇合”。赞：情随事迁，（君主的）爱憎异时，是佞幸也是谋求富贵者的宿命。尤其可以视为论赞各个部分互补的典型例证。（详见第九节）四者，《史记·循吏列传》的褒贬旨意须要经有与它篇叙事的对照中才能彰显出来，是比较特殊的情形。（详见第六节）三是《史》、《汉》论赞的比较，有时必须涉及他篇叙事或论赞，才比较容易理解双方的说法。以本篇为例，《史记·匈奴列传赞》近乎鸟瞰式的议论，读者难以明白其确切所指。其中“不参彼己”六句，可据《汉书·韩安国传》所载王恢与韩安国在廷议上的辩论得知详情；关于汉朝对匈奴“决策”的演变及其利弊得失，有赖参照《汉书·匈奴传赞》而得知。（详见第三节）这种参照作用的价值，绝不低于议论异同的比较，也比传统《史》、《汉》优劣的比较来得更有意义。四是马、班的议论虽然时有不同，但往往彼此各具匠心，同样值得重视和欣赏。例如司马迁在《南越列传赞》中列举事实，借以申明《老子》祸福相倚的道理，反映了汉代人对这个问题的关心。班固在《西南夷两越朝鲜传赞》中引述管仲所说“招携以礼，怀远以德”作为与邻国相交的指导原则。（详见第五节）马、班这些言论都有借题发挥的意思，所说的也都是至理名言。又如司马迁因为李陵案下狱时，“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的遭遇；已经自古以来有道仁人多遭困厄的情形，所以虽然明知游侠之行“不轨于正义”，仍在《游侠列传序》中再三歌颂游侠能急人之困，而羞于自伐其德；《自序》甚至更将其提高到与“仁者”、“义者”并提的地位借以控诉世道黑暗，亟须具有仁心侠义的人主持正义。班固则从正统的角度立论，虽然肯定布衣之侠“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但其逾越本分，侵犯国家司法权，放纵自己以武力解决社会问题的做法并不可取。所以马、班的议论各有依据，值得关心社会、关心公理正义的人关注。（详见第八节）
以上资料来源于台湾大学李伟泰教授所赠《屈万里先生百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大文史哲学报》第六十四期、《台大中文学报》第二十四期油印本。
台湾其他《史记》研究部分成果
2006年，台湾大学教授潘美月、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图书馆馆长杜洁祥主编与大陆学者卢仁龙副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监修《古典文献研究集刊》系列，以16开版式精装，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行。《古典文献研究辑刊》是把台湾近50年来，以古典文献为研究主题的论著，尽量汇集出版，提供学术界取用的方便。《古典文献研究辑刊》，观其《初编》皇皇40册总目，涵盖领域有四库学、丛书、类书、历代出版、古代印刷、图书馆史、金石学、方志学、考据学、辨伪学、辑佚学、传注学、藏书史、历代书目、专题书目、佛教道教文献等，规模宏远，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洵足以表现台湾学界致力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之贡献。现已经出齐《初编》、《二编》、《三编》百册。其中有三种是台湾学者研究《史记》的文献资料。
1.《古典文献研究辑刊》（二编）第11册，林珊湘：《〈史记〉“太史公曰”之义法研究》
本论文针对《史记》134则“太史公曰”之内容作研究，阐发其“义法”。“义”，指的是司马迁于“太史公曰”中，所体现之学术思想、创作精神，以及褒贬的标准；“法”，指的是“太史公曰”文章创作之法则、结构，以及艺术表现。
论文前两章概论“太史公曰”之编纂旨趣，及其创作之文化背景。第三章，分析“太史公曰”之作用与特色，并附录司马迁游踪图，与内文参照。在第四、五章中，笔者尝试发现“太史公曰”里，所体现司马迁主要之学术思想——黄老与儒家，此为“义”的部分。第六章，剖析“太史公曰”文章之艺术表现，亦即其形式技巧，此为“法”的部分。第七章，主要就历史评论与文学两方面，说明“太史公曰”对后世之影响。第八章，总结全论文而获致以下结论：一是“太史公曰”之作用很多，万象包罗；其风格鲜明，独树一帜。二是“太史公曰”体现出司马迁贯通黄老与儒家之思维，展现“言有物”之特质。三是“太史公曰”之艺术技巧，依循一定的美学法则，显示“言有序”之特征。四是“太史公曰”之影响弘深，除历史评论与叙事文学外，其他如咏史诗、小品文等方面都有待发掘，现代极短篇之创作，亦能从中得到借鉴。五是“太史公曰”之于司马迁，犹《论语》之于孔子，《史记》因“太史公曰”而成“一家之言”。
2.《古典文献研究辑刊》（二编）第12册，高祯霙：《〈史〉〈汉〉论赞之研究》
本论文共分为12章，分别对《史记》“太史公曰”与《汉书》“赞曰”的意义、性质、特色与各篇内容加以探析，最后则是针对《史》、《汉》论赞的比较及其影响进行论述。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略述本论文之研究目的与范围，并探讨论赞一体的渊源与性质。
第二章“《史记》体例与太史公曰”，分述《史记》五体与“太史公曰”的关系，并析论“太史公曰”的安排与意义。
第三章“《史记》太史公曰内容的探析”，《史记》“太史公曰”共136则，本章依其内容与意旨，略分成“直言论断以明褒贬”、“微言讥刺反语曲笔”与“引言论证叙补轶事”等三类加以探析。
第四章“《史记》太史公曰评议”，依各篇内容探析的结果，分别从史论精神、文学特质、思想等三方面评议《史记》“太史公曰”。
第五章“《汉书》体例与赞曰”，分别就《汉书》对《史记》体例的继承与创新，《汉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汉书》赞曰的安排与意义等三部分加以讨论。
第六章“《汉书》赞曰内容的探析”，依《汉书》“赞曰”的内容分为“寓意褒贬扬善抑恶”、“议论是非明言去取”、“增补传文抒情寄慨”等三个部分加以探析。
第七章“《汉书》赞曰的评议”，分别从史学特色、文章风格、思想等三方面评议《汉书》“赞曰”的特色与成就。
第八章“《史》《汉》论赞重叠篇章的比较”，《汉书》“赞曰”有许多袭用《史记》太史公曰的部分，本章依《汉书》袭用的程度与内容略分为三类，并在其重叠的文字中，寻绎班固袭用与修改的原因。
第九章“《史》、《汉》论赞史文特质的比较”，《史》、《汉》论赞之间关系密切，本章试从史学思想与文章风格两方面，对《史》、《汉》论赞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
第十章“《史》、《汉》论赞对后世史学的影响”，本章以记史时代与《史》、《汉》接近的几部重要史籍作为研究范围，即前四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以及编年体中的《汉纪》与《后汉纪》，最后举集历代史书论赞之大成者——《资治通鉴》为结。
第十一章“《史》、《汉》论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史》、《汉》论赞对后世文学亦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尤在传记散文与小说的形式及内容方面，本章针对二者分别举例并予以说明分析。
第十二章“结论”，总叙研究之结果，就《史》、《汉》论赞之内容、特色、成就与影响等作述评。
研究发现，《史记》仿先秦典籍中的“君子曰”创“太史公曰”，是为我国史书论赞体例的起始，“太史公曰”的设置及安排，处处表现了司马迁卓越的创意与史才，而各篇“太史公曰”的内容，则蕴涵着史迁独特的史笔与史观。司马迁客观纪实的态度与“究天人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以及对史事人物的论断，都在“太史公曰”中有最完整而谨严的说明，因此“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史论精神与思想、情感的直接展现。
《汉书》论赞承袭《史记》“太史公曰”而来，另题称为“赞曰”，在内容与文字上多有重叠或袭用的情形，不过班固在许多关键处，仍做了重要的修改，故《汉书》“赞曰”与《史记》“太史公曰”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汉书》“赞曰”与《史记》相较，不论在体例或内容上，其史学性质皆表现得更为严谨而统一，且文风典雅华赡，形式固定而完整，亦为班固史才与史识的展现，在史书论赞体例的发展上，实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贡献。
自《史》、《汉》之后，论赞成为中国史书中的固定体例，史官或者史者在客观叙史之外，利用这个重要的空间，表达对史事人物的主观评价，并借此发表史论，只不过各书在题称上略有差别，但性质却无不同。此外，在传记散文与小说的形式上，亦造成深远的影响，在许多作品中皆见到模仿《史》、《汉》论赞的评论式结语。故《史》、《汉》论赞不论在形式、内容和影响等各方面，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3.《古典文献研究辑刊》（三编）第十八册，潘秀玲：《〈诗经〉存古史考辨——〈诗经〉与〈史记〉所载史事之比较》
《诗经》为我国最古之诗歌总集，其内容包括周代约600年间的民间歌谣、士大夫作品以及祭神之颂辞，生动且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的种种情形与古代历史文化脉动的轨迹，既有经学与文学的价值，又蕴藏着丰富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等各方面的数据，是一部提供后人探索古代史实与社会情况的珍贵史料。
司马迁撰《史记》，亦认为《诗经》具备丰富的史料价值，并且多所取材。然因二者体裁不同，写作方式与目的亦异，因此在保存古史数据原貌与经过史识整理两层系统的表现上，便各有短长。若能取之相互对照，比较二者所载史事之异同，并补以其他有关资料，定可窥见古史较信实可靠之面貌。
本论文即根据上述观点，探求二书所叙古史之内容，考辨其异同。全文分八章完成：第一章绪论，旨在说明本论文之研究动机、方法，并确定研究资料之范围与时代。第二章至第四章《诗经》与《史记》皆载之史事（上、中、下），罗列考辨二者皆述及之史事，分《诗经》略而《史记》详者、《诗经》本文可佐证《史记》者、《诗经》可与《史记》相对照者三部分叙之。第五章《史记》所载引述《诗经》之史事，将史记中引述《诗经》篇名、本文，或所谓诗人作刺之史事，分节叙述。第六章《诗经》所载可补正《史记》缺失之史事，以《诗经》所载，补充矫正《史记》缺略或失误之各项史事。第七章《诗经》所反映之周代社会概况，分政治组织、教育设施、军事战备、农业情况、礼乐制度、民情习俗六节叙述之，旨在说明《诗经》尚有丰富的社会史资料，以补充前三章具体史实的考辨。第八章结论，根据前所论述，比较《诗经》与《史记》所载史事异同之处，并勾勒周代社会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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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朝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