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犹如一条长河，连绵不断，起伏不定。汉代是整个中国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高潮，四百年间，国家空前统一，社会相对安定，华夏文化也呈现统一发展的特征，但它又矛盾纷繁，派外有派，派内有支，相互争斗而又相互融合。这种矛盾统一也表现在两位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和班固身上。
一、道家与儒家有机地统一
司马迁生活于汉初景、武盛世，其时，汉王朝建国已达半个多世纪，国家一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家各项政治制度也基本确立。“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库府余货财。京师之财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牛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这时的汉王朝正蒸蒸日上，社会矛盾也比较缓和，直到汉武帝中期以后才趋于激烈。
汉王朝从建立起，就一直重视文化建设，汉高祖下马伊始，就令叔孙通作礼仪，韩信修兵法，张苍定律历。高祖十一年又下诏：“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我能尊显之”。大肆招揽读书之士入朝为官。惠帝四年，又正式废除了秦王朝以来的“挟书律”。汉文帝登基之初，就下诏举贤良方正。十五年又下诏策举能直言极谏者，置五经博士，召拜申培、韩婴、公孙臣等为《诗》《书》博士，同时，《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等也分置博士。至汉武帝接位，“武安侯田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及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亦补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等可以为郎中者，太常奏籍。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汉初又是一个战国诸子百家大回潮的时代，当时思想学术界异常活跃，传阴阳之学者有夏侯始昌叔侄及许商等，治刑名之学的有张恢先、晁错等，文帝、景帝均好刑名之学，纵横家则有蒯通、邹阳、主父偃等，此外还有大量纵横之士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而此时居统治地位的却是黄老道家。曹参喜黄老之学，他为齐相时，“闻胶西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参治要用黄老之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后来作了汉丞相，又把这套治术带到了朝廷。吕后时的丞相陈平、汉景帝时的御史大夫直不疑都“好黄帝老子之术”，汉武帝时尚有汲黯、郑当时“学黄老言，治官理民，好清静”。特别是历文、景、武三代皇帝的窦太后，她“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可说是当时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作《论六家要指》，对当时的儒、法、名、墨、阴阳诸学作了精要而全面的评判，对黄老道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自称道家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从司马谈的论述中可知，秦汉道家已非先秦老庄，它兼蓄并包，吸取了诸子之长，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黄老思想是司马氏的家学，司马迁就是在这种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在黄老家学的熏陶下成长。当然，司马迁终究主要生活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的时代，他又曾专门拜孔安国学古文，从董仲舒学过《春秋》公羊学，因而他身上虽有不少黄老思想，但儒家色彩也很浓。大体说来，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中黄老道家的成分比较大，而社会思想、伦理思想、学术思想方面受儒家的影响比较大，二者虽然往往有矛盾，但却有机地统一在司马迁身上，统一在新道家这面旗帜下。
二、今文与古文有机地统一
班固生活于后汉光武帝到和帝的时代，这一时期也是东汉王朝最为安定的时期。经过王莽末年的农民战争，社会许多腐朽力量被荡涤，东汉统治集团也采取了诸如释放奴婢、鼓励农耕等一些措施来缓和社会矛盾，发展生产。经过二三十年的生息休养，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也相对安定。东汉统治者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建设，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哲学、历史学、天文学、数学、医学等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这一时期已大量地使用纸张，据应劭《风俗通义》记载，光武帝迁都洛阳，载有素、简、纸书两千余车。建初元年，章帝曾赐贾逵用竹简写的和用纸写的《春秋左氏传》各一部。汉和帝皇后邓氏倡节俭，禁绝郡国献珍玩，但令供献纸和墨。纸张的使用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安上了翅膀，因而东汉的儒学教育特别发达。光武帝之初就恢复了太学，除五经外，《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都立有博士，至东汉后期太学生多至三万多人。此外还有郡、县官学，豪家私家遍布全国。统治者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光武帝、明帝、章帝都曾亲自视学、讲经。
两汉经学，自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等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儒家思想很快就占据了统治地位，发展极快。东汉前期达到了它的极盛期，《汉书·儒林传》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作业者蜪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使然也”。《后汉书·儒林传》又说：“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驾之物，盛清道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饷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桥门而观听者盖以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但这一时期所推崇的儒家既非先秦孔孟之学，也非汉初辕固生、伏生之流的儒学。而主要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西汉中期以后，经学朝着两个方面演进：一是烦琐庸俗、支离蔓延的章句之学，一经之解，多至百余万言，数字之说，漫衍至数万字；二是神秘化，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本是儒学与阴阳学的混合物，其主体要质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充满神秘色彩。至西汉后期，公羊之学进一步谶纬化。并蔓及其余各经，演成风气。至东汉前期谶纬之学就成了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笼罩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光武帝尤其信它，他自己就用来讲五经，甚至用人行政也以谶纬定进退，并于中元四年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而汉章帝白虎观讲经也以谶纬为主体，将前汉宣帝、后汉光武帝以来的法典和国教进一步系统化。“孝章永言前王，明发兴作。专命礼臣，撰定国宪，洋洋乎盛德之事焉”。
班固就成长和生活于这种儒家一统独尊、谶纬盛行的环境之中，而班氏又是世代儒宦家庭。其五世祖班长官到上谷太守，四世祖班回官为长子令，曾祖班况以举孝廉为郎，官至左曹越骑校尉。其大伯祖班伯精于《尚书》、《论语》，成帝时官至奉车都尉；二伯祖班籠举贤良方正为议郎，官至右曹中郎将；祖父班稚少为黄门郎中常侍，哀帝时官至广平相。父班彪亦少修儒术，“惟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可惜他生逢王莽乱世，不得一展宏图，然于避乱奔走之际尚著《王命论》，以符瑞谶纬论证刘氏正统之不可动摇。班固就是在这种正宗儒学家庭的熏陶下成长的，他“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不过班固同时也深受儒家另一学派——古文经学的影响。西汉一代盛行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重微言大义，阐说诸经多索隐引申，甚多附会，因而发展为烦琐的章句之学和神秘的谶纬之学。西汉中期，随着一些先秦典籍的发现和发掘，就产生了所谓的古文经学，古文经学注重文字训诂和文物考古。西汉末，一些学者不满今文经学的烦琐和谶纬之学的虚妄，开始倡导古文经学，并开始与今文经学争地位，王莽时还一度列入学官。东汉统治者不重古文，但古文经学影响却很大，为士大夫所尚，先后涌现了不少古文大家，如桓潭、王充、许慎、贾逵、马融等，班彪和班固实际上也是古文经学家。班固也像马融一样，既事谶纬之学，同时又攻古文，他“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相对而言，古文经学较多唯物成分和人文主义因素。在班固身上今文经学的影响很明显，他顺从时尚，信仰谶纬之学，录《白虎通义》，撰《五行志》，“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戒将来……亦有穿凿成文，发生异义”。他又反对章句之学，说：“学者又不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归，毁所不见，终以自蔽”。他著《汉书》，尚能尊重历史，客观记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尤其是设《食货》、《刑法》、《地理》、《沟洫》、《艺文》诸志，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律法、地理、水利、文学艺术等的发展变迁作了系统的考求和记载，表现了较强的人文主义精神。
可知，班固的思想也是矛盾的，矛盾来自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影响，但矛盾的两个方面又较好地统一在班固身上，统一在儒家这面大旗之下。大体说来，他在哲学、政治思想等方面受今文经学影响较多，而在伦理道德、学术思想方面受古文经学影响较大。
三、“发愤著书”说与“讽谏”说
中国的文学艺术起源很早，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和其他艺术、学术混在一起的。《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先秦时代的文学艺术又是以“礼”为中心的混合物，“文章”一词与礼乐紧密相连，《论语·泰伯》云：“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故而先秦时代有文学，却无文学家，先秦诸子我们今天称之为散文家，但古人并不承认，萧统撰《文选》就不收他们的作品。《诗经》因经孔子整理过，人们把它当经书看。直到战国后期才有楚辞和荀子《成相篇》一类的纯文学作品，《文选序》云：“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又楚人屈原……骚人之文，自兹而作。”《文选》所收，最早为屈原、宋玉之辞。汉人悲屈原之志，喜荀宋之辞，不断仿作，遂发展成了汉赋，至汉武帝时已蔚为大观，于是也就逐渐有了文学的观念，而且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司马迁身上。
首先，司马迁已明显意识到文学与其他学术之间的区别了。《史记》中，凡“文学”二字都是指儒术或学术而言，如：“上征文学之士公弘等”，“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司马迁多将美而动人的文辞称为“文”或“文章”、“辞”，如“择郡县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太史公曰……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着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将文学与学术作了严格的区别。其次，因司马迁已有明显的文学概念，所以其《史记》注意收录富有文采的文章，如屈原、贾谊等人的辞赋，李斯的奏章，鲁仲连、邹阳的书信，武帝封齐王、燕王的封章等。尤其是为司马相如这个在历史上并无多大作为的人立传，收录了他的《子虚》、《上林》、《大人》、《哀二世》等赋，从而使辞赋这一文学体式和辞赋家在历史上的地位得以初步确立。《梁书·文学传》云：“昔司马迁、班固书，并为司马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其文章尤著也”。可知，司马迁是非常重视文学的。第三，司马迁正式发表了他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有道家思想，也有儒家思想，而其文学思想却更多的是受屈原影响。他与屈原有着相似的遭遇，他们都忠君爱国，但都遭到君王和小人的排斥打击。屈原遭放逐，忧愤而作《离骚》；司马迁受腐刑，发愤而著《史记》。司马迁议论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认为屈原作《离骚》是为了抒“怨”。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引申说：“《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以作也。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强调文学作品是抒发个人的怨愤。
不过，在关于文学的功用上，司马迁仍然持孔儒的观点，注重和强调文学作品的讽谏作用，要求文学起讽谕政治得失、移风易俗的作用。《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司马相如列传》论赞又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还批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皆祖屈原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四、“感于哀乐”说与“讽谕”说
到了班固的时代，社会又进步了，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汉代的辞赋创作到汉武帝时达其全盛期，司马迁有所目睹，但来不及总结。武帝以后的昭、宣、元、成四代，仍然是辞赋的全盛期，枚皋、刘德、刘向、王褒、扬雄等辞赋大家源源不断地涌出。东汉伊始，辞赋又盛，班彪《北征》、杜笃《论都》、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鸿篇巨制，蔚为大观。同时，汉武帝设乐府，采民间歌谣，收集了一大批民间歌诗，文士们好之，相率模仿，遂又出现了文人诗。因而，文学的独立形态进一步显现，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秘书，作《七略》，开始将诗赋别为一略。班固作《艺文志》，继承了这一作法。《汉书》除承司马迁的作法为司马相如立传外，又增加了作为纯文学家的扬雄一传，从而使文学作品和文学家正式列入正史，正式承认了纯文学的事实。
对于文学的特质，西汉人已有所认识，司马相如曾论辞赋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扬雄又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他们都看到了辞采之华丽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特质。班固自己是文学家，既工于赋，又善于诗。他对文学作品的特质了解得也很清楚，《艺文志》即是引用扬雄的话来对辞赋作总结的，并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或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王、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这是班固的进步，是西汉时代的司马迁所不能及的。
关于文学的创作动机，班固持论与司马迁基本相同，他评屈原说：“《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楚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忧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忧”与“愤”还是有一定距离的，班固不说“抒愤”而曰“明忧”，变得舒缓一些了。而他对诗歌的评论要明白深刻得多，《汉书·艺文志》云：“自汉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既道出了诗歌产生的真正根源，也强调了诗歌的情感因素，触及到了诗歌的本质，在儒家“诗言志”的基础上进了一大步。
但是，班固的儒学情结要比司马迁深得多。在文学的作用上，他更强调它的社会功用，他批评司马相如说：“司马相如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他要求辞赋和其他文学有用于世，这是典型的儒家正统文艺观，《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林之名。”《诗大序》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不仅如此，班氏还要求辞赋创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亦雅颂之亚也”。把文学作品的功用乃至内容规定得很窄，就是“通讽谕”和“尽忠孝”。而且还要求文学作品在表现上“雍容揄扬”，也就是要“温柔敦厚”。因而他批评司马迁“著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土地”。司马迁说《离骚》兼“《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说屈原之志可“与日月争光”。而班固则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数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挈狂狷景行之士”。就此而言，班固的文学思想又比司马迁要保守得多，而这正源自于其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统思想。
司马迁与班固分别为前后汉文化的代表，他们思想中的矛盾，确切地反映了所在时代思想文化的矛盾，反映了秦汉时代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矛盾运动状况，反映了秦汉时代从社会统一到思想文化统一的过程。
王子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