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统治者认为，封藩建卫是加固统治的有效方法之一，而皇子封王正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西汉初年，“汉承秦制”，不久地方统治体制改行“郡县封国并行”政体。这一政体之下，刘邦与他的子孙们结成了“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他的子孙们也能够遵守它，并使汉王朝的统治走向繁荣，这是我们应该承认和肯定的。但是，他们的政治生活却表现出不那么令人首肯同时又不能不让后来人认真思考的风格。我们得从中吸取教训，以便让历史更好地为我们的现实服务。
刘姓诸侯王的政治生活风格特征
我们从《史记》《汉书》有关西汉初年同姓诸侯王政治生活比较详细的记载中，首先看到的是，他们的日常政治生活突出表现出高贵、骄奢，同时又有失体统的特征。
在生活规格和生活设施上，他们可以拟同天子。这种表现与他们和最高统治者血缘关系比较亲近有关。吴王刘濞是汉高祖的侄子，汉文帝为了平息吴王因太子之死而生的怨气，赐之以几杖，并可老死不行朝请；淮南厉王刘长是汉高祖的小儿子，“居处毋度，出入拟于天子”；梁孝王刘武既是窦太后的小儿子，很受宠爱，所受赏赐无法计数，“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上林苑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又是汉景帝的同胞兄弟，更是宠幸有加，以至于景帝未立太子时“千秋之后传梁王”的酒话也被母子俩当了真，于是乎就忘乎所以了，以后做起事来，提起要求来，也就无所顾忌。景帝还赐给他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汉景帝听说梁王如此排场，心里很不高兴。兄弟俩的不愉快，还惹出了窦太后一肚子的怨气；江都易王刘非是汉景帝之子，因破吴有功，得赐天子旌旗，非常骄奢等等。这其中，梁孝王的政治生活很有气派，这可以说是西汉刘姓诸侯王政治生活的一种代表性象征。他还修筑了东苑，又名兔园，规模宏大。虽名为兔园，实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园，这更反映出其生活规格的高扬。与最高统治者这种亲近的关系，成为他们政治生活高贵的资本，最高统治者就是他们生活的靠山，无遮无挡，自由自在，为所欲为，这一特色不只是汉代高级贵族所具有，而且应是每个时代的通症。
建国以来有关汉代诸侯王的考古发掘材料也给我们提供了同姓王们政治生活规格和设施方面的信息。汉代诸侯王“同制京师”，已发掘的34座西汉诸侯王墓葬资料说明，汉代诸侯王有独立的王陵区，王陵和王后陵有高大的坟丘，墓室宏大，棺椁数重，使用“黄肠题凑”葬制（主要是竖穴土坑、石坑墓使用），以金缕（或银缕、铜缕）玉衣为葬服，随葬礼乐之器和珠宝金玉等。陵墓附近有陵寝建筑，有的王陵陵区还设置有陪葬坑。徐州狮子山楚王墓是目前发现的西汉同姓王墓中规模最大的，并陪葬有兵马俑。梁孝王寝园在规格上也很高。近年报道的北京老山西汉诸侯王墓及山东临淄齐王墓，均享用“黄肠题凑”葬制，和天子相同，而这种葬制，在这个时代恰恰就是西汉皇帝和皇族成员们所共同享用的，即言，不只是生前，就是死了以后，同姓王的政治生活在规格和设施上所享用的都拟同天子，显得特别高贵、富丽，特别骄奢。换言之，在西汉统治者的心里，就不可能把最高统治权力和同姓王的势力界限清晰化，这算不算是统治方针上的一个小小的却起大作用的失策呢？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的礼乐制度又是什么样？当然，诸侯王的墓葬在规格和设施上并非是帝陵的完全版，只是在主要方面拟同于天子。
此外，好事淫乱。这是其高贵生活的孽风，也是骄奢之表现，而且还是以最高统治者领头。皇帝制度确立以后，三宫六院就已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了，皇族成员们也就很自然地享受上了这一特殊的生活方式。常山孝王刘舜，这位汉景帝的小儿子，骄纵怠惰，做了许多淫乱之事，连他的儿子刘勃，竟然不为父守孝，与人相奸，与女子乘车奔驰，招摇过市。这类现象在同姓王的生活中比较普遍。从另一角度去理解，这也是一种违背封建道德的做法，为害颇深。
同姓诸侯王有失体统的政治生活特征则表现为：
第一，不遵循汉之仪法。汉之仪法包含许多内容，概言之，既有祖宗之法，又有不完善的朝廷法度。同姓王的政治生活中，应该说这两方面的都有，显现出汉之仪法的崩坏。
祖宗之法主要是刘邦钦定的“白马盟誓”，以及汉初的礼仪制度。“白马盟誓”同姓王们都能遵守，而遵守礼仪制度，还是很不自觉。梁孝王在入朝时间上便是有失体统，其为王三十五年，几次入朝基本上是连着的，且一入朝，又是久留都城，不去封国视事，按照褚少孙先生的说法，“今汉之仪法，朝见贺正月者，常一王与四侯俱朝见，十余岁一至。”梁王违背了这一仪法，正因此，褚先生要求为其置良师傅，以忠言之士为国相。三十五年冬这次入朝，曾上疏留在京城，景帝不许，回国后，神情恍惚不乐，不久，即得热病身亡。
尽管汉代已将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做了发展，尤其是从法律上确立了皇帝的至尊地位，但在汉代皇族子孙们的头脑里，皇帝至尊的概念似乎还不是那么重要。刘长、刘端、刘舜、刘彭祖等恣横僭法，甚至不恭于皇帝制度，这可算是同姓王的一种政治生活习性，也是不易改变的。
第二，不认真理朝视事，治理封国喜欢随心所欲。刘端、刘彭祖可以任意惩治家相和二千石官吏。刘端因朝廷削地而怀恨在心，对封国的资财不再视察登录，府库里的财物腐坏散失也不整理，也不理政了，还命令官吏不准收租赋。令撤除宫廷宿卫，封闭宫门，只留一门出外游荡。多次易名改姓，装扮成布衣，到其他郡国。其“强足以距谏，智足以饰非”；刘彭祖上书朝廷，志愿亲自监管国内盗贼，经常夜晚带随从兵丁在邯郸城内巡察，各处使者及过往客人，因其险诈奸邪，不敢逗留城中，邯郸城里一片恐怖。依照汉朝廷法度治国，似乎在他们的头脑里是一片空白，只能是依自己的意愿去做事情。
第三，有怨则发或反，敢与国策相抗衡。“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西汉的建立者从一开始就赋予了他的子孙们在封国内享有较多较高的权力，他们可以在封国内领兵治民，一旦有来自朝廷的不利，他们便生怨气，乃至造反，与国策相抗衡。封建统治者所信奉的“尊尊亲亲”的宗法原则，在这里已显得苍白无力。据《史记》《汉书》所载，西汉前期大大小小的反叛事件也不少，自然，反叛是没有好结果的，最终是诸侯王们领兵治民权力的被削夺。事实是，汉朝廷对反叛者的处理是很严厉的，或诛或迁，很少有赦免的。
第四，亲情骨肉之间的倾轧。这一现象大都与皇权相关，如刘邦欲更立太子而引出的一场血腥斗争，导致了赵王刘如意被吕后毒死，戚姬被搞成“人彘”，也导致了汉惠帝的昏聩；还有吕后幽死赵王刘友，更是暴露出吕后的残忍；此外又有梁孝王刘武与汉景帝之间的瓜葛、栗太子刘荣之废，这又与母后有关。这些诸侯王因为有与皇权接近的机遇，所以免不了垂涎皇权，加上封建时代已经树立起来“母以子贵”的传统，所以也就免不了母后的参与和骨肉之间的相残。
其次，我们从《史记》《汉书》中看到，应汉朝廷一改秦焚书坑儒之弊，“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的号召，有的诸侯王好经学，善文辞。这是配合汉朝廷实施封建文化统治的一项建设性做法。秦始皇企图以焚书坑儒之手法实现文化专制，却给当时和后来社会带来了诸多不便，汉初统治者不只是到孔庙祭祀孔子，而且大力提倡收集古典，重树社会文化风貌。
刘安得封为淮南王，“时诸王子贵侈，莫不以声色游猎犬马为事，唯安独折节下士，笃好儒学，兼占侯方术……”汉武帝好艺文，非常尊敬他，“以安属为诸父”。《汉书·艺文志》收录了刘安所作《淮南鸿烈》，并列其为杂家，实际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杂糅阴阳、儒、法诸家，而今看来，它是汉初黄老之治的理论结晶。刘德“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二人开展了收书比赛。刘安搜求的书籍，偏重于诸子、方术及文学；刘德收集的是用秦以前的文字书写的，并在河间国设置了《毛诗》、《左氏春秋》博士，此即古文经。可以说二人对汉代经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诸侯王们的诗赋也不少，《汉书·艺文志》记载了一些篇目。当然，这些并不代表二人的全部政治生活面貌。
再次，我们从《史记》《汉书》中看到，重大事情的处理，关键时刻的定秤，还得由同姓王中的男性长辈出面。长辈身份地位的得力发扬，成为刘姓统治的一味固汤。这也很明确，只不过是出于家庭的统治利益而已。
刘泽是西汉功臣，汉高祖刘邦的远房兄弟。吕后时封其为琅笽王，是担心自己百年后刘泽作乱；诸吕作乱时，齐王刘襄首先发兵讨伐，并联合了刘泽，实际上是想趁机继帝位，却正是因刘泽的阻挡而未能为帝；当时刘氏的形势是，刘泽是刘氏的在世长辈，齐王是齐悼惠王刘肥的长子，刘肥是高祖的庶长子，那么刘襄可以算是刘邦的长孙了。不过，从刘襄的做法看，他还是很看重刘泽的长辈地位的，要想做皇帝，刘泽这一关他还是得过的。然而，刘襄欺诈并软禁刘泽，实在是一大失策，结果导致了他不能顺利而且是永远不可能做最高统治者了。的确，在立新帝这一问题上，刘泽还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人物。大臣们议欲立齐王为帝时，刘泽讲了一段颇具定音作用的话：“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帝高帝子，于今见在，且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则大臣安。”刘泽担心的是，如果立了齐王为帝，等于又出现了一个吕氏家庭，前车之鉴不可忘，而代王刘恒，母家薄氏可以信任，刘恒又是高帝嫡系子孙里在世者中最长者，让他继帝位也算合乎嫡长子的要求。经过刘泽对这个家族的梳理，便顺理成章地迎立代王为帝，是为汉文帝。应该说，这是西汉王朝自建立经诸吕之乱、周勃安刘到刘恒继位这一过程中，刘姓长辈人物是西汉家天下统治能够顺利延续下去的一味固汤。
在这一事件中，发扬了宗法制的核心——嫡长子继承制。刘泽虽算不上宗主，却充当了宗主的代言人，这一地位对危难时刻的刘姓统治影响很大。
最后，我们从《史记》《汉书》中还可看到刘姓诸侯王所具有的军事特征：刘姓诸侯王也为皇朝建功立业。这一点，事实上应说是皇族成员们的本分事业，在那个时代，为了维护家天下的统治，每一位诸侯王都应尽心尽力，为了刘姓统治的长治久安，同姓诸侯王们自然有着发挥屏藩作用的基本常识。在汉初平定天下大乱时，荆王刘贾表现很出色。高祖六年（前201年），剪除异姓王，时刘邦儿子年幼，兄弟少，又不贤，想封同姓王以镇守天下，乃诏封子弟中可以为王者。因为刘贾有战功，封为荆王；梁孝王的政治生活作风虽不尽令人满意，但在对抗、打击吴楚叛乱军队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梁所攻杀的吴楚军队和汉朝廷的数目相等。还有一些向最高统治者请命志愿攻打匈奴的诸侯王，皆有可称道之处。
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却不完全是这种本质性格的着力发挥，谈不上什么争先恐后，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自己所能享受到的利益，而非能为维护家族统治出多少力，我们能说这是正常的政治气氛吗？作为诸侯王，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同时也拥有征兵权。这正是汉初经济繁荣时期诸侯坐大特征的大暴露。吴王刘濞组织反叛军队时，就征集了国中十四至六十二岁者二十余万人，声势浩大。
所有刘姓诸侯王这些政治生活风格特征中，应以高贵、骄奢而又有失体统，并心存与国策相抗的风格居上。从他们的政治生活来看，总摆脱不了他们作为统治层的优越气质，自认为居于人上，便可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不顾廉耻，从而形成一股稍有不满意，便要兴风作浪，破坏祖宗之法，对抗中央集权的有生力量。应该说，就汉初中央集权统治而言，同姓王是最不具稳定性的统治基础。
形成刘姓诸侯王各种政治生活风格特征的原因
形成刘姓诸侯王如上政治生活风格特征，有多种原因。
首先，应从制度上找原因。我们要分析西汉前期整个社会环境中，同姓王的政治生活与最高统治者所施行的方针政策之关系。
西汉初年奉行的“黄老无为”与“休养生息”统治方针政策，在地方统治方面，直接导致的结果是诸侯坐大。这一问题又牵涉到七国之乱发生的原因。史学界一般认为，七国之乱的发生，是由于西汉初年统治者实行了分封制而直接导致的结果，如今看来，还是需要对这种观点进一步分析。尽管其多多少少地与实行分封制有关，但那并非七国之乱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个根本原因应归于西汉初年统治者所奉行的大政方针。为此，我们更应认真地去认识“黄老无为”的实质。
经过了长时间的斗争，汉初统治者最终确定了他们实施统治的指导思想，即“黄老无为”，他们既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也认识到黄老无为思想的必要性。儒家为他们带来的是一套治国的道德礼仪，黄老无为为他们带来的是养生安性。陆贾的《新语》则将儒家的仁义德治与道家的自然无为结合起来，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在这一主张的导引下，便有了休养生息的方针政策。这一条思路应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正是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才换来了西汉初年封建秩序的重建和封建经济的发展。但是，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才造就了诸侯王们的坐大。诸侯王们高贵的政治生活气质，除了天生的缘分外，应该说也有“无为”政治和休养生息政策顺时顺势的打造。同时，郡国并行政体赋予诸侯王们领兵治民的权力，也给他们壮大力量提供了条件，而平定政治叛乱使其进一步壮大了力量，尤其是在平定诸吕之乱一事上，尽管我们说刘姓诸侯王们是为实现刘邦所定“白马盟誓”，恰是这个时候，诸侯王们的实力一天天地壮大，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生力军，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司马迁讲，汉文帝即位，“吴楚之劳，诸侯子弟若肺腑，外国归义，封者九十有余。”虽然说后来的“削藩”是七国之乱发生的导火索，但是实在地说，他们能那么从容地造反，还是有相当深厚的根基的，而这个根基又不是一时一事形成的，是经过长时间垒积起来的，经过多种机会锻炼而就的。
自从郡国制确立，统治者赋予刘姓诸侯王比较优厚的待遇和较大的权力。下面，我们试看汉初的诸侯王和周代分封的诸侯在权力和义务上有何异同。
西汉初所分封的同姓王和周代分封的诸侯在权力和义务上至少有一些是相似的：第一，都有大范围的封地。汉高祖封同姓子弟为王，其辖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第二，封国内的机构、宫廷设施和中央相同，设置百官宫观；第三，周代封国内的卿、汉代封国内的相和二千石官吏皆由中央任命；第四，都拥有自己的军队；第五，都要担负对朝廷的贡献义务；第六，都要听从王命或帝命。
但也有不同，清人浦起龙讲：“当汉氏之有天下也，其诸侯与古不同，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至于汉代则不然。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浦起龙只是看到了一个关键点，汉代的同姓王在封国内的权力，“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有独立性而不可能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国，地位上形同州郡。其不同之处还有：第一，周代封国内的一切如土地、奴隶、车舆、服饰、庙器等，皆归受封者，而汉代的受封者似乎并未取得像周代那么优厚的利益，封国内的农民皆为编户齐民，必须承担封建租税。第二，周代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等级界限非常明确，并且对荒废和破坏礼乐等级者的处理也很严厉，汉代在这一点上虽还有礼乐制度的框架，但已与周代无法比拟了。礼乐制度的偏废，也是一个制度上的原因。秦时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汉高祖时虽有叔孙通的损益，大抵还是沿袭了秦的礼仪。汉文帝时，因喜好道家之学，去除繁礼，躬行节俭。贾谊认为，“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薄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性，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飨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败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论哀息。”他已看到礼乐不修的危害和移风易俗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于是草拟礼仪，天子很高兴，却有大臣作梗，其议被废。汉景帝时晁错曾谏议：“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这时，诸侯王已明显坐大。作为诸侯王，仍是臣，要起藩辅作用。而今汉之诸侯王不是以汉朝廷法度治理封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礼仪之规格又拟于天子，甚或僭于天子这已是礼乐制度废弛的表现，应该说，晁错已看到了汉初这种不正常的现实，从而谏议修订礼仪，但又因七国之乱的发生而搁浅。汉武帝初年，因窦太后好黄老，不喜儒术，其事又废，直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才有修订礼仪之举。在此看来，礼仪制度也是应时代而变化的，传统的内核没有被新时代的礼仪制度传播出来，就不能有正常可依的礼仪制度。正因为汉初没有正常可依的礼仪制度，诸侯王们何谈去认真地遵守？这样，才表现出乱轨之事的繁多。第三，周代封国内的经济收益归受封者，而汉代，起初也是收益归诸侯王，由于受西汉初年抑商政策的影响，刘姓诸侯王们的经商活动虽也受到了限制，但牵涉百姓国家经济命脉的几个大项还是掌握在刘姓诸侯王手中，他们趁机大发其财，影响国家经济。其一，诸侯王私铸货币。汉文帝时，取消高后时的盗铸钱令，允许自由铸钱，突出的是准许吴王刘濞，“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其所铸钱币，流布全国。这种政策，是为了鼓励各地自力发展经济，而对铸币也采取放任政策，听任郡国和民间自由铸造发行。各地诸侯郡国势力膨胀，已对汉王朝中央政府构成威胁。汉景帝时，为解决集权与分权的尖锐矛盾，实行削藩，又收回铸币权。同时，与国家收入有关的其他两项是煮盐和铸铁，也由官府和郡国经营。这三大经济项目，为各地诸侯和郡国带来了雄厚的资本。其二，私奉养。汉惠帝、高后时，“山川园地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事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封国汤沐邑的租税收入，全为私奉养，转送京城的漕粮数目也有限。文景年间，汉代经济得以迅猛发展，繁荣至盛，同姓王们为自己积聚了相当丰厚的资财，傍着政治上的特殊待遇，骄纵起来才那么自如，作起乱来也就很从容，刘武、刘濞都是这样。同时，七国之乱的发生和迎立新帝二事，更明显地暴露出汉初经济繁荣时代诸侯坐大的特征。换言之，汉初同姓诸侯王的坐大，主要应是发生在文景时期。七国之乱以后，这种状况方有改观。
刘姓诸侯王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资质，是刘姓诸侯王们高贵、骄奢的政治生活的基础。这个基础，可以说是封建皇权给予的，这便是高级贵族的政治生活特权，这种特权又为以后累世公卿集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应从统治者的主观认识上找原因。
在统治意识中，汉初统治者认为骨肉同姓是“镇抚四海，承卫天子”的重要力量，认为对他们分封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分封政策只会延续，不会改变，要改变，也只能是改变政策的某项内容，这便是七国之乱后诸侯王权力的被削，但在生活规格上并未作增减，“黄肠题凑”的棺椁制度诸侯王仍在享用。
在中国古代，血缘宗法观念一直贯穿于统治者的统治意识当中。而今我们看到，每当最高统治者念及亲情、骨肉之情时，很可能就是其家族成员中有犯规者出现了。针对刘长的恣横，汉文帝还是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文帝伤其志为亲，故不治，赦之。”而刘长因谋反被召入京治罪，文帝“不忍置法于王，其与列侯吏二千石议。”“其赦长死罪，废勿王。”“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从居。”而针对刘安谋逆，汉武帝表现出的则是姑息和迁就。诸公卿皆请逮捕刘安治罪，武帝不允；公卿请将淮南王弃市，武帝不允；再请废其王位，仍不允；请削淮南五县，只许削二县，仍派人去淮南赦免刘安之罪，只罚以削地。“帝不忍致法于王，赦其罪，废勿王。”正因为汉武帝这样姑息和迁就，刘安谋叛更加猖狂。如果没有伍被的劝谏，事情的结果可能将是另外一种样子。司马迁对刘长、刘安这一系所作的评价是这样的：“《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叛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他将刘长、刘安之过归之于荆楚地区民众的性格，这未免失之偏颇。应该说与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意识有相当大的关系。针对刘端的恶行，汉武帝又是念及兄弟情分而施之以宽容。朝廷法度在这种人面前形同虚设，作为皇族的一员，就可以在一个小小的诸侯国里胡作非为，草菅人命。而梁孝王刘武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又与窦太后有关。一个太后可以左右最高皇帝，这种现象在以后的封建统治时期也是屡见不鲜的，这正是封建体制的一大弊病。就为着梁孝王得热病之死，这个太后极其悲哀，不吃不喝，认为是汉景帝杀了梁王，搞得汉景帝既哀又惧，不知所为。景帝“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误解消除了。
我们不难看到，越是在这种时候，最高统治者往往表现出力不从心，困难重重，尤其是当母后出面干预时，帝王的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吕后的嫉妒心理，窦太后的爱子心切，都为最高统治者设置了障碍。这也让我们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长辈尊严所发挥的力量，有不可抵挡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辈的尊严是一大美德，但在这种时候，却完全是一种封建桎梏，皇权的威力也就大打折扣了。
此外，越是在这种时候，最高统治者往往显得很软弱，只能是姑息和迁就，甚至有时可以说是纵容，这主要表现为最高统治者对亲性骨肉的挂牵。这一点也恰好反映出封建制的弱点，宗法血缘亲情关系在这种时候的着力发挥，不是件好事。正如梁使韩安国对大长公主刘嫖所说的：“今太后以小节苛礼责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见者大，故出称跸，入言警，车旗皆帝所赐也，即欲以鄙县，驰驱国中，以夸诸侯，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即言，梁王的生活规格拟于天子，这是天子给予的，怎能说他是出格了呢？梁王所作所为，在韩安国看来，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再者，此类事情的发生，也与最高统治者教子不善有关。汉文帝时，张释之作了公车令，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释之追上去制止，梁王因此没能入殿门，后经薄太后的诏赦才得入，文帝则免冠向释之谢罪：“教儿子不谨。”以后太子即位（即汉景帝）后也没敢怪罪于释之。作为非刘姓之官员，敢于指出刘姓诸侯王及太子的错误，是难能可贵的，但刘姓成员们却仗着自己是皇族而恣肆作为，连起码的维护统治的意识都没有，这能说他们是坚实的统治基础？
因为这些现象在许多情况下是血缘情分的着重发挥，所以，诸侯王们可以自如地发挥自己的生活情趣，从无顾忌。也可以说，这是统治者竭力培养的一个结果。他们有他们生活的优越环境，有他们的父辈、兄弟情谊的支持、维护，才有各自心趣的优越去处。
最后，应是历史的局限性。
我们所谈到的诸侯王的各种生活现象，有许多属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即说它们有必然的合理性，这便是时代的局限性使然。家天下的封建统治制度，笼罩着整个西汉社会，诸侯王们优越的政治生活气质，那是时代造就的，这正是我们应该理解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说这种现象没有认识的必要。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要从这些貌似合理的现象中去看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
同姓诸侯王政治生活揭示的时代问题
一个统治时代的兴盛，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我们仅仅是剖析了西汉统治阶级的一个社会基础方面的政治生活风格，远远不能把西汉初期社会政治的整个面貌揭露出来。不过，尽管只是那么一个方面，还是能够让我们领略到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史记》《汉书》中有关西汉同姓诸侯王生活的记载，恰好提供给了我们一种时代的气息，也给我们提示了许多时代问题。
第一，封建体制的因素营造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生活气氛。封建统治者所追求的高度中央集权，在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去完善。就是这种还没有达到高度集权程度的封建政权给整个社会营造的已经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生活气氛了。
第二，西汉同姓王在相当程度上对最高统治者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甚至让统治者不得不屈服。任何时代对与最高统治者具有深厚血缘关系或者具有其他盘根错节的关系的高级贵族，施以宽松式的政治生活待遇，都会形成这种压力，有了这种压力，皇权就会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屈服。正是同姓王们为虎作伥，腐蚀社会，才为统治者形成了这种压力。想起来这对一个社会时代是相当可怕的事实，因为它为这个社会缔造的是一种糜烂的社会风气，而且千秋万代传了下去。
第三，我们所了解的这些同姓王们的政治生活作风，不是仅仅让我们去看的，而是使我们从中总结出任何历史时代所应避免的社会问题。依靠血缘纽带来维系统治，不可取；通过分封同姓子弟，以发挥屏藩作用，效果并不大；赋予同姓子弟高贵的特权，只会腐蚀统治权力；不注重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性作用，统治的失败在所难免。
要想打破一种成规，不是件易事。从事理上讲，封建时代的这些同姓诸侯王，是最高统治者一个坚实的统治基础，出力献策，维护祖宗之法，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汉初年这些皇族子弟们的所作所为，并未真正遵循此理，而更多的是只顾自己的名和利。虽说西汉初年经过六七十年封建统治秩序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平静之中的政治风浪一波连一波，而且这种风浪恰是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应该说，同姓王的政治生活具有社会性。历史时期的一段清平中，有这样的政治生活气氛，怎么说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统治环境因素，自然不容忽视。
宋嗣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