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他极不平常的人生经历和不朽的巨著《史记》中，展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本文试就司马迁和《史记》的爱国思想作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司马迁爱国思想的内涵和构成体系
在司马迁的著述中，似乎没有专门明确论述到一个人如何爱国的问题，然而我们从司马迁的人生经历，从《史记》和《报任安书》中，却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司马迁炽烈的爱国感情，感受到司马迁对历代爱国英雄的礼赞和敬仰。司马迁和《史记》具有爱国思想，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司马迁的爱国思想应该主要包括忠君效信，为国效力；拥护统一，反对分裂；发展经济，富国强兵；抵御外敌，保卫家国等。
“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为人臣无忘尽忠得死”。作为臣子和老百姓，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忠于自己的君主和国家，甚至可以为君主和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是人臣的职责和义务。为人臣不足，是一种莫大的罪过，“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大逆不忠，无过此者”。对于君主，臣子不能顾及任何个人的利益。鲁仲连“忠臣不先身而后君”，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等忠君爱国之士的言行，受到了司马迁的高度礼赞。
司马迁又认识到了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一种客观规律，歌颂大一统，对那些使国家走向统一，削藩平叛，巩固大一统的帝王天子、贤臣良将等常常予以赞美。司马迁对汉景帝平叛吴楚七国之乱予以高度肯定，认为“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罪，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为汉朝的开国大臣，萧何的功劳是巨大的，司马迁赞颂萧何时曾特别强调了萧何引导老百姓热爱汉朝的功绩。《太史公自序》说：“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萧何镇抚山西，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颂扬的就是萧何向老百姓进行热爱汉国、反对楚国的思想教育。
只有经济发展了，一个国家才能民富国强，立于不败之地。君主和大臣在发展经济中负有重要责任，要设法引导老百姓发展经济，“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按：通“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而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国家富裕和人民的富足。《货殖列传》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强调的就是要发展‘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的国民经济。
当外敌入侵、国家危难时，君臣百姓都应该“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承担起捍卫国家的责任，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尊严，与国家同荣辱，共存亡。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豪言壮语气概非凡，感人至深。《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汉代侯者年表，记载表彰的主要就是那些或“杀身陨国”，或“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征伐夷蛮，武功爰列”的股肱辅臣。《史记》中的爱国志士，绝大多数就是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勇敢抵御侵略，保持民族气节的英雄。
从结构上看，司马迁和《史记》的爱国思想具有开放型结构的博大体系。在《史记》中，“国”的概念比较复杂，有不同时期不同内涵的“国”，又包含其他周边少数民族之“国”的“国”等。这些“国”往往并不矛盾，不同时期的不同人们可以各爱其国，各忠其主，各效其国；同一时期的人们也可以各爱其国，各忠其主，各效其国；在热爱自己侯国的同时，又可以共同热爱天子之国。比方，箕子可以爱他的殷朝，甘罗可以爱他的秦国，卜式可以爱他的汉朝，屈原可以爱他的楚国，廉颇、蔺相如可以爱他们的赵国，越王勾践可以爱他的越国，申包胥可以爱他的吴国，曹沫可以爱他的鲁国，田单可以爱他的齐国，燕太子丹可以爱他的燕国，庄舄可以热爱怀念他的越国等等。他们的行为都是各自爱国思想的体现，都同样值得肯定和赞许。司马迁站在历史的高度，超越了狭隘爱国主义的羁绊，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强调和歌颂的正是人们对各自国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深厚的热爱感情。当然，其中也包括对统一的天子之国的热爱之情。
对于汉朝和周边民族的关系，司马迁则认为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代，具有民族平等的权利，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各民族最终走向统一。《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对国家做出贡献的贤相良将则“记其事”，对那些“不贤者”则“彰其事”，以警示后人。《五帝本纪》以传说中的黄帝开篇，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开国始祖，指出“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史记》所载远古帝王颛顼、尧、舜，三代天子，列国世家，忠臣义士，追祖溯源，皆归本于黄帝。如《吴太伯世家》“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东越列传》说：“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说明中原的周边少数民族和中国是同脉相连的，并不属于外国。司马迁又认为凡是国内各民族，都应该臣属于天子。《太史公自序》说：“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又说：“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又说：“唐蒙使略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主张中原周边民族应该成为汉天子的臣民，应该归顺于汉天子，各民族之间应该是平等一统的。这一观点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这一凝聚着全球华人情感的观念，就是奠基于《史记》的。
司马迁及《史记》爱国思想的体现
弄清了司马迁爱国思想的内涵和构成体系，我们再来分析司马迁人生经历和《史记》中所蕴涵的爱国思想。
第一，努力干好本职工作，忠于和报效自己的君主和国家。
司马迁《报任安书》说：“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他时刻在用干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报答着汉武帝的知遇之恩，尽职尽责，努力为国家做贡献。在中国古代，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忠君和爱国常常联系在一起。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这种感情，完全可以看作是他对汉朝廷的感情。《报任安书》总结司马迁20多年在朝情况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敌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些矣。”虽然司马迁在此所讲有自谦之意，也包含受宫刑后的无比激愤，但我们从中仍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人生追求，正是为国家和君主贡献自己的才智。
在遭遇李陵之祸中，司马迁也时刻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天汉二年，汉武帝派兵出击匈奴，汉军分为三路，李广利为主力，李陵为偏师，路博德为后援。结果，李广利先胜后败，30000骑兵损失十之六七。李陵的5000步兵遭到了匈奴单于重兵围攻，虽然杀伤匈奴万余人，但最终全军覆没，李陵投降匈奴，将士得以回归汉朝者400余人。李广利出兵失败，特别是李陵投降匈奴，对汉武帝震动极大。当时，汉武帝“惨凄怛悼”，“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朝廷上下情绪低落，不知所措。司马迁为此忧心忡忡，他以国家利益为重，当恰逢汉武帝召问时，便向汉武帝陈述了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他想以自己的话语来扩展汉武帝心胸，消除汉武帝因李广利出师失败和李陵兵败投降而郁积的块垒，改变汉武帝心境，振作汉武帝精神，重扬国威。司马迁尽到了一个忠君爱国臣子的责任。他在陈言中讲到了李陵以前对国家的感情，认为李陵平时“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又推测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很明显，司马迁陈言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从国君和国家的利益考虑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司马迁的忠君爱国之心，就不会有司马迁的李陵之祸。李陵之祸完全是司马迁为国家和君主尽忠的一个悲剧。
司马迁撰写《史记》，也与其爱国思想有直接关系。司马迁父亲司马谈临死时曾对司马迁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岂念哉！”他传下遗言，要司马迁将汉朝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事迹记载下来。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遗愿，怀着强烈的责任感著述《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择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耻之；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司马迁要尽职尽责，完成一部史书，将有圣盛德、功臣世家和贤大夫之业记载下来。遭遇李陵之祸，被处以死刑之后，司马迁在仕途“以求亲媚于主上”的道路走不通了。他曾多次想到自杀，欲引决自裁，免除受辱。但是，当时《史记》还没有完成，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他认识到，他的生命和身躯是属于《史记》的，是属于他父亲和他的伟大理想的。因此，在无钱赎罪的情况下，他才选择了最为耻辱的宫刑，隐忍苟活，以实现人生价值，干出对得起国家和历史的一番大事业来。正如张大可先生所说：“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第二，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生疾苦，关注国家命运。
司马迁对汉朝廷持有什么态度呢？应该说，司马迁对汉朝是十分推崇的，充满着自豪感。《太史公自序》曾说：“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为国家文化的繁荣昌盛而高兴自豪。他又对当时国家经济的贫困和社会的动乱表现出浓厚的忧患意识。《平准书》概括叙述了从汉初到汉武帝元封元年近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概况，评述了汉初经济的凋敝，文景时代经济的恢复，汉武帝即位初期国力的强盛，以及汉武帝中、后期国民经济的衰败等，使西汉经济的上升情景和下降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强烈地表现了司马迁对国家经济的关注。他为国家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大而感奋欣喜，为国家经济的残败、国力的衰微而忧患惋惜。司马迁的感情脉搏始终与国家盛衰息息相关，同国家盛衰一起跳动。
司马迁首先描绘了汉初经济的残破和混乱。他说：“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场，物踊腾跃，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然后，司马迁记载了汉高祖刘邦等皇帝对恢复经济所做的种种努力。如汉高祖刘邦“约法省禁”，“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汉惠帝和吕后之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汉文帝和汉景帝更十分注重农业生产，不断调整有关政策，终于使国家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在《律书》中，司马迁满怀激情地写道：“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又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激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对汉文帝充满敬佩向往之情。
接着，司马迁描绘了汉武帝即位初期国家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说：“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繁荣时期的生动写照。按理说，司马迁对此盛况应该更为激动兴奋，大加溢美之词。然而，司马迁对此却表现出一种深沉凝重，只是进行客观描写，没有什么主观的赞美之词。究其原因，主要是司马迁看到了汉武帝即位初经济繁荣背后所包含的隐患，对统治者穷兵黩武，内外兴作，挥霍民脂民膏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司马迁接着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对统治者的奢侈腐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批评。
司马迁又以大量的篇幅，记载汉武帝过度使用民力，对外兴兵，伐大宛，征匈奴，讨南夷，通西南夷，对内大兴土木，如开上林苑，修昆明池，作梁台，堵塞黄河决口，开凿汾渠、河渠、渭漕等，造成了国力民力的巨大浪费，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又不得不任用酷吏，实行铸钱、盐铁国有、算缗、告缗、卖官鬻爵等手段来搜刮民财，弥补费用的不足，从而导致了吏治的败坏和民不聊生的严重局面。司马迁沉重地记载道：“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玩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并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招抚东瓯、两越，使得“江淮之间萧然烦费”；通西南夷，使得“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巴蜀之民疲焉”；筑卫朔方、转漕的结果是“库府益虚”，“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毫不隐讳地表明对汉武帝过度使用民力、财力的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司马迁还引古鉴今，以秦喻汉说：“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司马迁先天下之忧而忧，关心国家政治和经济，忧国忧民，是在为国家、为人民、为子孙后代记载和评价历史的，是在为国家、为人民、为子孙后代讽刺和批评现实的。
第三，热情赞美历代爱国志士。
在《史记》中，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我国历史上一大批爱国的仁人志士，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赞歌，塑造了一个个爱国主义人物形象。《史记》俨然是一个爱国主义英雄人物的画廊。
《屈原贾生列传》记叙了屈原悲壮的一生，歌颂了屈原刚直不阿的正直品德、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司马迁写道：“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正是屈原的悲剧根源。司马迁又高度评价《离骚》说：“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例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脱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被疏远流放之后，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王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时刻眷恋着楚国，这正是司马迁高度赞扬屈原的地方。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对爱国志士屈原充满惋惜同情和敬仰赞美之情。
《廉颇蔺相如列传》集中记载了蔺相如一生中“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和”三件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塑造了爱国英雄廉颇、蔺相如形象，高度赞扬了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智大勇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精神，赞扬了廉颇英勇善战、忠于国家和为国家利益勇于改过的高尚品德。当强秦把并吞六国的第一个目标定为赵国后，秦昭王便设置了以城换璧的阴谋。秦昭王派人给赵惠文王说，愿意以秦国的15座城交换赵国的和氏璧。赵惠文王和廉颇等大将进退维谷，无计可施。蔺相如见此情形，便以国家利益为重，挺身而出，愿奉璧往使。入秦后，蔺相如见秦王无意给赵国城，便借口璧有瑕而将璧讨回，“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并训斥秦王道：“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终设法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上，秦王使赵王鼓瑟，羞辱赵国，蔺相如走上前去，迫使秦王亦为赵王击缶，使秦国“终不能加胜于赵”。蔺相如的壮举，大长了赵国的志气，大灭了秦国的威风，维护了赵国的尊严，保卫了赵国的安全，使赵国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当廉颇居功骄傲，争强好胜，不能正确对待蔺相如，扬言要当众侮辱蔺相如时，蔺相如又能从国家利益出发，以大局为重，宽宏大度，谦虚退让，不与廉颇争胜。为了缓和矛盾，他不计私怨，忍让克制，并且耐心地对舍人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再一次表现了蔺相如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境界。司马迁高度颂扬蔺相如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廉颇也同样具有崇高的爱国情怀。赵惠文王十六年，他率军伐齐，大破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渑池之会的紧急关头，他在国内盛设兵以待秦，作了蔺相如的坚强后盾，与蔺相如同心协力，内外相持，共同对付强秦，同样为赵国渑池之会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后来，他虽然有骄傲嫉妒的不足，但最终毕竟与蔺相如为刎颈之交。后来又曾率军攻打齐、魏等国，使赵国一度强大起来。廉颇被排挤到魏国后，一直惦念赵国，时刻准备复为赵国所用。赵国使者来到大梁后，为了表明自己虽年老仍可率军力战，他“为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瑓瑢。晚年在楚国时，廉颇依然满怀感慨地说：“我思用赵人。”拳拳爱国之心，历历在目。
《李将军列传》以十分崇敬的心情记载了李广抗击匈奴保卫国家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和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声威。李广是西汉抗击匈奴战争时涌现出来的著名将领。早年因善骑射、斩首虏多为中郎将。在出任陇西都尉，上谷、上郡、边郡、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太守时，皆以对匈奴力战驰名。李广居北平时，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匈奴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李广被迫自杀后，消息传来，“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瑓瑣。李广为汉王朝奋斗了终生，40年戎马生涯同匈奴70余战，功绩卓著。司马迁记载李广为汉王朝建立的赫赫战功，在于颂扬李广的功劳，为李广的不幸鸣不平，终使李广成为千百年来备受人们喜欢的爱国将领之一。
张骞是司马迁着力塑造的另一位西汉爱国志士。《大宛列传》记载了张骞两次通西域的事迹。汉武帝建元二年，张骞奉命出使大月氏。经过匈奴时，被匈奴扣得。张骞在匈奴10年，有子，然始终持汉节不失，没有忘记汉朝廷的使命。后寻机逃往大月氏。一年多以后，从大月氏还归，复为匈奴扣留。又留居一年多，值匈奴单于死，匈奴乱，乃与其胡人妻子等归汉。汉武帝元狩四年，张骞又一次出使西域，到达了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从此汉朝开通了西域之路，“西北国始通于汉”。张骞历尽千辛万苦，两度出使西域，始终不变其节，为汉朝发现了一片比当时汉朝还要广大得多的新世界，沟通和加强了汉朝同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开辟了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司马迁说“张骞凿空”（按：指开通西域），并说“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瑓瑤，热情称赞张骞的历史功绩。
另外再看看西汉爱国之士卜式。卜式以田畜为事，父母死后，将田宅财物尽予其弟，入山畜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当汉武帝发兵出击匈奴时，卜式上书，言愿意将家产的一半捐献给朝廷，帮助国家出征匈奴。汉武帝派使者问卜式是否想当官？卜式回答说不愿意。使者又问他是否有冤仇要报，卜式说他与人无分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听从他，并没有什么冤仇。使者不解，又问到底是为什么？卜式说：“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瑓瑥汉武帝元狩三年，河南遭灾，卜式捐献20万钱以救灾。汉武帝得知后，恩赐给卜式400名免除徭役者为其当帮工。卜式又将这些人献于朝廷。汉武帝以为卜式为长者，褒扬卜式以讽百姓。卜式不求官，不慕名，不爱财，一心一意为国家的思想言行，代表了普通老百姓对国家的淳朴感情，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
其实，司马迁所赞扬的历代爱国志士还很多。如箕子、比干、越王勾践、田穰苴、李牧、范睢、申包胥、曹沫、平原君、毛遂、王躅、田单、赵奢、燕昭王、燕太子丹、弦高、甘罗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人物共同组成了《史记》爱国主义人物画廊，使《史记》呈现出耀眼的爱国主义思想光芒。
第四，揭露和批判出卖国家利益、祸国殃民、分裂国家之徒的丑恶行径。
在歌颂爱国仁人志士的同时，司马迁对那些出卖国家利益、祸国殃民、分裂国家的败类表示出极大的义愤。《屈原贾生列传》揭露了靳尚、郑袖、子兰、上官大夫等人的卖国嘴脸。屈原被罢去左司徒后，秦国想攻打齐国，而齐国同楚国合纵友好，对此秦惠王很忧患，便派张仪去楚国离间齐楚。张仪诈骗楚怀王说，楚诚能同齐国绝交，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引诱楚国同齐国绝交。楚怀王上当受骗后，又兴师伐秦，结果被秦军打败，丧失了汉中之地。后来，秦楚议和，秦国打算归还楚国汉中之地。楚怀王欲得张仪而解恨。张仪来到楚国，贿赂楚国的用事者靳尚，设法使楚国放他归秦。靳尚遂对楚怀王宠姬郑袖说，秦国将给楚国上庸六县之地，又将送给楚王美女和善歌的歌女，而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夫人郑袖将会被疏远，不如劝楚王放走张仪。郑袖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于是便劝楚怀王放掉了张仪。屈原当时已被疏远，不复在位，出使于齐。屈原归楚后谏楚怀王说，何不杀张仪。楚怀王开始感到后悔，但追赶张仪已来不及。正是靳尚、郑袖等人蛊惑楚怀王，才使楚国在军事、外交上连连受挫，甚至连楚怀王也不免身死于秦国。楚顷襄王即位后，令尹子兰、上官大夫又不断谗言屈原，使屈原遭到了第二次流放。《太史公自序》指出：“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于秦。”瑓瑦靳尚、郑袖、子兰、上官大夫等人实质上充当的正是卖国贼的角色，干了秦人想干而不能干的事。
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对郭开的为敌卖国行径也进行了深刻批判。廉颇在魏国时，赵王欲招其回来将兵对付秦国，廉颇也想为赵国所用。赵王派使者去魏国看老将廉颇是否还可任用。结果郭开为秦国作奸，给了使者许多贿金，让其说廉颇的坏话。使者回报赵王说：“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瑓瑧廉颇终不得回赵为将。郭开还替秦国谗害过李牧。李牧是廉颇以后赵国的又一名将，他曾经为赵国抗击过匈奴，攻打过燕国，反击过秦军，抵御过韩国和魏国。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王使李牧和司马尚率军迎敌。秦国使人给郭开贿金，郭开又心甘情愿地为秦国反间赵国。郭开说李牧和司马尚欲反赵。赵王轻信郭开之言，遂使赵葱和齐将颜聚取代李牧和司马尚。李牧被杀，司马尚被废。三个月后，秦国大破赵军，掳赵王迁，灭赵。郭开无疑是赵国灭亡的罪魁祸首。在《史记》中，司马迁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像靳尚、郑袖、子兰、上官大夫、郭开之徒出卖国家利益、祸国殃民的罪行，将他们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供后人唾骂。《淮南衡山列传·太史公曰》则批判了淮南王和衡山王图谋叛逆、分裂国家的行径。司马迁说：“《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楚是惩’，信哉是言也。淮地、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叛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瑓瑨直接表现了司马迁拥护统一、反对分裂的爱国思想。
第五，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情结。
司马迁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是情有独钟的。《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首先记载的就是黄帝统一天下的事迹。黄帝之前和同时代，还有神农氏，有黄帝的父亲少典，有炎帝、蚩尤等。司马迁独以黄帝作为五帝之首，关键在于黄帝打败了侵凌诸侯的炎帝，擒杀了暴虐作乱的蚩尤，结束了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的动乱社会，统一了天下。“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瑓瑩。从此，中国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其后的颛顼、帝、尧、舜等历代帝王，夏、商、周、秦、汉等各个朝代，中原及中原以外臣民百姓，无一不与黄帝同脉相连，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儒家经典《尚书》记事起于尧，其宣扬的是让德。《史记》记事将《尚书》的记事向前推至统一天下的黄帝，宣扬的是天下大一统和中华民族的同脉相承。十二本纪基本上勾勒出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近3000年的历史，确立了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的大一统历史观。司马迁对那些曾经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帝王，如对黄帝、颛顼、帝、尧舜、商汤、周文王等大加歌颂，对那些残害百姓、丧亡国家的君主、大臣等予以揭露批判，表现出维护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十表也表现了司马迁同样的观点。《三代世表》首列的就是黄帝，记事从黄帝起，迄于西周共和。《十二诸侯年表》记事起于西周共和，迄于孔子卒。《六国年表》记事起于周元王，迄于秦二世亡国。《秦楚之际月表》记事起于陈涉发难，迄于刘邦称帝建立汉朝。《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汉代诸表则展现的是西汉的大一统。司马迁高度赞扬秦统一天下结束战国战乱的历史功绩，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疲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瑔瑠他深知秦统一天下来之不易。《秦楚之际月表序》说：“秦起襄公，章（按：通“彰‘）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瑔瑡司马迁就是这样的从黄帝的统一记载到夏、商、周、秦、汉的统一。以此来揭示历史走向大一统的发展规律，象征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日益兴盛，表现自己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赞美和渴望，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民族思想和爱国思想等。《史记》中的《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记载当时的周边民族，将周边民族视为中国版图之内的天子臣民，把他们的事迹归入世家和列传，归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也同样体现着司马迁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认识和感情凝结。
对司马迁爱国思想的评价
司马迁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忠君爱国思想，其爱国思想具有以下积极意义。一是司马迁以自己的言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爱国志士的榜样。司马迁对自己的国家和君主充满深厚感情，具有正确的是非观。他纳忠效信，一心营职，以国家利益为重，时刻在履行着一个忠君爱国臣子的责任。他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渴望名主、贤臣、良将，希望国富民强，主张统一，反对分裂，巩固汉天子的统治。又“述往事，思来者”，以自己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瑔瑢的《史记》昭示天下，作为执政者和人们的借鉴。二是《史记》中众多的爱国志士的事迹，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好的教材。司马迁对历代爱国志士，对历代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的人们无限崇敬，用自己的富有感情的语言文字热情讴歌了他们的英雄事迹，为人们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颂歌。诸如像比干、勾践、田穰苴、申包胥、蔺相如、廉颇、屈原、李广等许许多多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阶层的爱国志士，虽然他们热爱和报效国家的作为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爱国思想和精神是一致的，为国家富强、统一、安全、尊严而努力奋斗的追求目标是一致的。他们同铸热爱国家之情，共筑民族精神之魂，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和脊梁。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进步而斗争，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史料。三是司马迁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是我们维护和坚持国家统一、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伟大祖国的根据和力量源泉。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汉民族和中原周边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司马迁主张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皆为天子的臣民。“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他们应该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这是对儒家传统思想宣扬的“夷夏之辨”的一个有力冲击。司马迁又认为中华民族由分裂走向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必须维护国家的团结统一，必须同图谋分裂国家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能有如此远见卓识，不能不使人肃然起敬，赞叹不已。
完全可以说，热爱自己的国家是司马迁思想的核心，为国家和君主效力是司马迁的人生追求，是司马迁著述《史记》的力量源泉和归宿，颂扬爱国主义精神是《史记》的主旋律。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爱国思想，并将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建设好我们的祖国，共同谱写爱国主义的新篇章。
宋 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