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书》、《史记》中出现的“七”与“十”讹误例
（一）“景佑本”《汉书》与“殿本”《汉书》在《公孙敖传》中出现的“七”与“十”差异
《汉书》中《卫青霍去病传》所附之《公孙敖传》（以下简称《公孙敖传》）有如下云：
公孙敖，义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岁，为骑将军，出代，亡卒七千人，当斩，赎为庶人。后五岁，以校尉从大将军，封合骑侯。后一岁，以中将军从大将军再出定襄，无功。后二岁，以将军出北地，后票骑，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后二岁，以校尉从大将军，无功。后十四岁，以因将军筑受降城。七岁，复以因将军再出击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当斩，诈死，亡居民间五六岁。后觉，复系。坐妻为巫蛊，族。凡四为将军。
全文一百多字，虽然篇幅不长，却扼要记载了公孙敖的生平主要事迹及其所任官职。但当笔者将其与《汉书》之《武帝纪》对照认证之后，发现一些疑问，那就是两者所载史实有不相符合处。对于此题，笔者在《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四期《〈汉书〉中〈卫青霍去病传〉所附之〈公孙敖传〉论误考》一文中有具体论述。
但是，当我们参看“殿本”《汉书》本传之时，又会发现其传文“十岁，复以因禛将军再出击匈奴，至余吾”与“景佑本”之“七岁，复以因禛将军再出击匈奴，至余吾”处不同。然据上文考证，可知“景佑本”之“七”当为正确，而“十”则与史实不符。所以，在此处传文中，“殿本”《汉书》将“七”讹写为“十”。
（二）《汉书·张陈王周传》中《王陵传》与《史记·陈丞相世家》所附之《王陵传》出现的“七”与“十”差异
《汉书·王陵传》有如下记载：
（王）陵为人少文任气，好直言。为右丞相二年，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平及绛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欲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陵让平、勃曰：“始与高帝歃血而盟，诸吕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纵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平曰：“于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亦不如臣。”陵无以应之。于是吕太后欲废陵，乃阳迁陵为帝太傅，实夺之相权。陵怒，谢病免，杜门竟不朝请，十年而薨。
从此传文中，我们既可见王陵的直言廷争，又可见陈平的顾全大局，也可知王陵免相的原因，及其杜门不朝、十年而薨的结局，而吕后之权倾朝野也让我们一览无余。但是，对于这段记载，在《史记·王陵传》中却有异言，其云：
安国侯（王陵）既为右丞相，二岁，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怒，乃详迁陵为帝太傅，实不用陵。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七年而卒。
二文相异之处在于：一言“十年而薨”；一言“七年而卒”。二者孰是孰非？我们可以从《史记》、《汉书》中寻找相关材料来澄清事实。
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云：
高祖六年八月甲子，武侯王陵元年。定侯安国。孝惠六年，为右丞相。高后八年，哀侯忌元年。
从此材料中，我们可知安国侯的传承线索：高祖六年，王陵为安国侯。时至孝惠六年，即前189年，王陵为右丞相。而至高后八年，即前180年，哀侯忌嗣，为元年。因此，王陵为安国侯的时间当为从高祖六年至高后七年，而高祖六年为前201年，高后七年为前181年，其间历时二十一年。而孝惠六年，即前189年，王陵为右丞相之时，其已为安国侯十三年。而据《史记·王陵传》与《汉书·王陵传》，皆言其为右丞相二年，惠帝崩。又据《汉书·惠帝纪》云：
（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宫。九月辛丑，葬安陵。
故可知王陵为右丞相之二年为孝惠六年与孝惠七年两年。而孝惠七年，即前188年，王陵为安国侯第十四年。那么，由惠帝薨年，我们也可以推知王陵“廷争”引起吕后不悦之时，当为孝惠七年九月以后，也可称为高后元年。因为据《汉书·高后纪》云：
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大赦天下。乃立兄子吕台、产、禄、台子通四人为王，封诸吕六人为列侯。既然高后已称制，并封诸吕为王，其实在纪年上已经可以称“高后元年”了，那么，“吕太后怒”王陵，“迁陵为帝太傅”之年，亦当为高后元年。因为吕后若要封吕姓王，其必须得在夺王陵相权，迁走王陵以后，才能实施其封王计划。因此，再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
高后八年，哀侯忌元年。
可推出：只有高后七年，安国侯王陵薨，在高后八年，才会有哀侯忌嗣，纪为元年。而王陵从“为帝太傅”的高后元年至高后七年而卒，恰好为七年，所以，《史记·王陵传》之“七年而卒”之说有史为证。
同理，若依以上材料所证，则《汉书·王陵传》之“十年而薨”说便为误。那么，史料中是否还有其他旁证来支持“七年”之说吗？答案是肯定的。
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记载云：
安国武侯王陵，以自聚定南阳，汉王还击项籍，以兵属，从定天下，侯，五千户。始封于（高祖六年）八月甲子，二十一年薨。高后八年，哀侯忌嗣，一年薨。
从此材料，可知安国侯王陵为侯二十一年薨，高后八年，哀侯忌嗣，可推知王陵薨于高后七年。
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中之记载，其云：
孝惠六年十月己丑，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曲逆侯陈平为左丞相。
高后元年十一月甲子，右丞相陵为太傅，左丞相平为右丞相，典客审依其为左丞相。
高后七年辛巳，左丞相审食其为太傅。
以上史载可以让我们得出如下结论：（a）王陵为右丞相两年（孝惠六年、七年），且在高后元年迁为太傅（前文已言是反对吕后“王诸吕”故）。这一结论，《汉书·王陵传》与《史记·王陵传》皆可为证。（b）审食其为太傅，可推断出王陵薨于太傅之位。而其卒年也正是高后七年（上文已证）。
因此，文中所罗列的史料都告诉我们：安国侯王陵于高后元年为太子太傅，于高后七年薨。所以，《史记》之“七年而卒”说正确，而《汉书》之“十年而薨”说为误。故此又是《汉书》将“七”讹为“十”之例。
（三）《史记·太史公自序》与《汉书·司马迁传》中出现的“七”与“十”差异
对于此题，余曾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十一月专辑发表的《逆证求新解》一文中谈到。然而，此处再谈及，并不是想重复原论，而是要提出另一种解释。由此，也可以使我们再一次深刻感受到：汉代的“七”与“十”的互讹，的确带给我们许多聚讼不已的问题。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司马迁）七年而遭李陵之祸”，而《汉书·司马迁传》却云：“（司马迁）十年而遭李陵之祸”，二文只在“七”与“十”上出现差异。那么，究竟是非如何？《逆证求新解》一文通过对“李陵之祸”的具年考，得出结论：《史记》与《汉书》所言之“七年说”与“十年说”皆可与史实相符，只不过二者的时间基点不同，是二文各依所据，才有各自言说（详见此文）。当然，此问题得以最终解决，经过了详细的考查与论证，而且迁涉及到了武帝时律历改制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排除“七年说”与“十年说”恰好皆能与史实印证的偶然性后，再来看此“七”与“十”问题，也即是说，若二者在行文过程中，思维线索一致，时间基点相同，我们则又可得出一个无需如此复杂论证过程的结论：《史记》“七年说”为正确，而《汉书》“十年说”为误。也即是，《汉书》又将“七”讹为“十”。
由此三例，已使我们对汉代的“七”与“十”之间的关系产生疑问：为什么会在汉代史书中出现如此之多的“七”与“十”互讹例，而且往往是“七”被讹为“十”？要解决此问题，我们不得不从汉代的数字系统谈起。
二、汉代的数字系统
要考察汉代的数字系统，特别是考察“七”与“十”之间的关系，先让我们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开始。在《说文解字》一书中，我们可以一瞥汉代的数字系统。《说文解字》云：
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凡一之属皆从一。
二，地之数也，从偶一，凡二之属皆从二。
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数，凡三之属皆从三。
四，阴数也，象四分之形，凡四之属皆从四。
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凡五之属皆从五。
六，易之数，阴，变于六，正于八，从入从八，凡六之属皆从六。
七，阳之正也，从一，微阴从中邪出也，凡七之属皆从七。
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凡八之属皆从八。
九，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凡九之属皆从九。
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凡十之属，皆从十。
廿，二十并也。
三十并也。
百，十十也，从一百，数，十百为一贯相章也。
二百也，凡之属皆从。
千，十百也，从十从人。
（万，在《说文解字》中未解，但依据其著述体例，可知其当解为“十千也”。）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数字系统常常与阴阳五行发生紧密的联系，这不能不给我们提出一些启示。同时，在《说文解字》解“六”之时，我们看到了“易之数”等文字，并且，当我们考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时，其改《说文解字》中“七，阳之正也”为“七，易之正也”。由是观之，汉代在解释数字之时出现的“阴阳”、“五行”、“天地”、“易”学等字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它们确确实实与我们的古代奇书《易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既然，从《说文解字》中，我们并不能找到“七”与“十”之间的何种关系，那么，我们就需要发掘更多的材料来使二者的关系明晰起来，才能解决本文之问题。因此，我们下一步就需要考察汉代的数字系统与《易经》之间的关系。而在《汉书·律历志》中，二者关系则已说明，那就是：
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
对于此句，颜师古注曰：“万物之数，因八卦而起也。”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古代数字的产生源于八卦。那么，二者又是如何联系的呢？回顾一下陈独秀在其遗著《小学识字教本》中言“七”时所述，今天始觉字字金玉。其云：
甲骨文及古金器文之七字，均作十，古初盖以七进数；《汉书·律历志》谓伏羲画八卦由数起，故八卦记单数之画止于六（），七复为一（）。（乾三为三，坤为六，为一，巽为二，离为四，坎五自下而上，震反为一〇，兑反巽为二〇，重卦六十四，自下而上读，自上而下读，均合十一至七十之数，其中亦无十七、十八、十九，以至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等数。）《易系辞》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乃《系辞》作者以当时记数之法（即十进法）计大数也，七进数之七十，即当时之百，正合十进数之四十有九；（七七四十九。）后世追念死者，或以百日，用今数也，或以七日，以四十九为满七，亦即古数百日之义。易复卦（自上而下读为一〇〇，即七十，则为一〇，即七，此卦包涵二极数。）所谓七日来复，以七数为终极之义也，故切字从七。七为终极数，结绳之世乃以纵横二绳束之，以表示终结之义，（古秘鲁结绳制，亦以单结表十，双结表二十。）此古文七字之所以作十也。后发明十进数，初用|，篆文以十代|。同时微变十之形作以为第七之数，以别于第十之数；秦公簋七作十，十作，直至汉时，尚沿用此法，以横画长短为别。
从陈氏此论，我们再反观《说文解字》所言，则“七”之本义明矣：《说文解字》言之“七，阳之正也，从一”是指由坤（齣）极阴向阳（三）过渡之义，“从一”意指开始之数。我们可以比之如黎明之时，太阳要出未出之时，是一天的开始，但太阳未全出，则必然有微阴，此之所谓“七”也。既然，“七”复为一，又有所谓“七日来复”之说，则“七”为终极之数定矣。所以，结绳以记之，谓之为终。那么，既已发明了“十进制”，则“七”之终结之义已无，于是又创造了“八”之数。然而，观之《说文解字》，“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并不能让我们清楚其数之本义，所以陈氏补充其说为：
即发明第八之数，则七不能为终结之数，而结可分解矣，故以八象之。
所以，“八”字像两条解开的绳子之形。那么，今天我们为何又以“十”（古“七”）来代替十之数呢？陈独秀在《小学识字教本》释“十”时言：
甲骨文十字概作|，周初之盂鼎，五十作，八十作，者汜钟十已作，后径取用第七数之十，盖嫌|近于横一也。
下面，本文补充金文中“七”与“十”的各种写法，以使我们更清楚二者的关系：
七：十，矢簋，锡奠七伯；十，王铸觯，七祀；十，盂鼎二，只謗百世七謗：十，齳曹鼎，隹七年十月；十，井鼎，隹七月；十，鼎，隹七月初吉；十，伊簋，隹王廿又七年；十，吊父，鼎七；十，善夫山鼎，唯世又七年；十，訇鼎，隹王十又七祀；十，乙簋，七月丁亥；十，廿七年；十，大梁鼎，梁廿又七年。
十：|，我鼎，令簋；齲，命簋，大鼎，齳曹鼎，守簋；齲，素命繞，申鼎，大吊斧；兀，嗀章作曾侯乙繞；陈侯午﨎，鄂君启舟节，中山王﨏鼎。
当然，从这些金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七”与“十”在外形上的相似性及规律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汉代人在识认“七”与“十”时产生了讹误？
我们都知道：汉代的通行文字是隶书。那么，在西汉时，人们已经不写小篆，而是写隶书了吗？秦公在《秦说碑帖》一书中答道：
西汉的碑版作品，经王莽和赤眉的战乱，存世无多，清代大书法家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中收录了两汉石刻三件。三石上面的存字不多，书体上更接近秦隶。所以，西汉是一个从古隶向汉隶的转变期。
民国时和70年代，曾在敦煌、居延出土了汉晋时的大量简牍3万余枚。出土的简中，主要记载了三种内容：一是小学术数的课本；二是屯戍的记事；三是简牍遗文。尽管有的字是篆隶参半，比如“近衣进御酒食”一句中，衣字是篆体，有的是偏旁用篆书，但已是相当成熟的隶书。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整个汉代虽然字体以隶书为主，但是，到隶书成为官定书体却仍然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古代文化史》对其有概括说明：
书至汉代，诸体屡变，计有七种：蝌蚪书、籀书、小篆、秦隶、八分、汉隶、款识。篆隶草行外，楷书已萌芽。
值得提出的是：隶书萌芽于古代，施用于秦朝，定型于两汉之际。文字学家把隶书的定型化过程称之为“隶变”。隶变是中国书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东汉桓、灵时定型的隶书，成为法度深严的官定标准书体。从秦隶到汉隶是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革时期。在书法源流史上，它上承前代篆书的规则，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真书的风范。同时还开创了草书一体（先是史游作章草，张芝继之作今草）。
因此，从司马迁撰《史记》的西汉到班固著《汉书》的东汉，其间是字体由篆书到隶书变化的过程。同时，在西汉前期，篆体仍然被运用，即使是到了隶书通行时，篆书仍在使用。《中国篆书名帖精华》中《篆书序》便有此说：
篆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书体。广义上说，篆书应包括先秦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盟书、简帛文字、玺印文字、钱币文字、石刻文字，秦的小篆、印章文字，汉的篆书碑及碑额、金文，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印章文字等……到了汉代，隶书以其方折简便的写法取代篆书成为通行文字。但篆书仍在许多场合运用，并留下了对后世影响极大又极丰富而饶有时代特色的作品。
所以说，正是在汉代文字从篆书向隶书的过渡过程中产生了“七”与“十”相讹的可能。另外，《秦说碑帖》一书中所提供的“居延汉简”实物图，也可以成为汉代隶篆同书的佐证：
其中有文……皂吏艹十人（按：“十”即篆文“七”）
……
酒二石直二百八
（按：此简中“十”皆写作“”，与“十”——篆文“七”只是横画长短为别？）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汉代通行字体——汉隶定型之前，数字“七”与“十”在书写形式上的不确定性和相似性，造成了汉代史书中频繁出现“七”误为“十”的记载情况。
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便将《汉书》中“七”与“十”的错讹问题归结为班固之误，但正是班固书写《汉书》时尚古体文字（《汉书》中此例甚多，如“以”写为“吕”，“奔”写为“﨑”等，于此不赘），才使得后人在识认、抄写过程中有可能将“七”讹为“十”（据今存各版本《汉书》其已成为“必然”，并且此误流传后世久矣）。另外，对于此误的形成，笔者认为距班固《汉书》成书也不会很久。因为班固《汉书》作于东汉明帝时期，此时的“七”与“十”已为人们明辨（西汉成帝建始元年“王杖诏书令册”简可见，但班固却特异时俗，运用古体，将“七”写为“十”，这对于当时的抄书手来说，理所当然地便将“十”（实为“七”）照抄，并认为是“十”，于是形成了《汉书》中如此之多的将《史记》中之“七”讹为“十”的情况。
三、小结
虽然，在汉代，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数字系统，并且文字已经逐渐地向简便实用发展。但是它们在书写形式上还不够规范，因此产生了一些史书记载上的差异。然而，我们不能漠视这种差异，因为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后人的抄写、识认过程中产生一些错误，从而造成一些史料错误，贻误后人。本文在文首所提出的《汉书》在数字上的讹误问题，就是由于“七”在汉代有“十”、“齱”两种写法，而“十（古‘七’）”的写法又与数字“十”无差异，因而造成了抄写错误，以至以讹传讹，迄今不绝。
柯西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