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28日）
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咸阳市文物局等单位主办的司马迁与班固文化比较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9月25日至9月28日在班固的故乡陕西省咸阳市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海内外学者共86人，大会收到学术论文66篇。会内会外，气氛活跃，争鸣激烈，在马、班比较研究史上是一次空前的盛会。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它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同时，文化方面通过秦汉时期的整合，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思想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下，两汉在陕西产生了两位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司马迁著《史记》，开通史之先河；班固著《汉书》，成断代之通例。近两千年来，学术界一直是马、班齐名，《史》、《汉》并称，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热门话题。从古至今，对马、班及《史》、《汉》的评价纷纭，这显示了他们及其著作影响之深广，也显示了马班比较研究历史之悠久。本次研讨会的目的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求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这次研讨会除涉及到过去固有的热点问题，还较深入地讨论了马、班的生态观、义利观、创作心理、美学思想、文化思想、民族思想、作家的气质与文质、两汉之际的河西文化及诸侯王的政治生活等问题。有些学者还就《史记》的版本问题、正讹问题及有关文本的其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和看法。从大会发言和提交的学术论文来看，本次研讨会具有领域广、视角新的显著特点。
学者们从不同的新的视角出发，展现了马班比较研究取得的新成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王子今教授对马班的生态观进行了比较，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司马迁和班固的思想个性，探讨了两汉生态观的时代差异。马班都对先秦两汉时期人与生态的关系作了描述，都对灾异史作了记录。作者认为马班对灾异的态度不同，从《封禅书》所记载的祥瑞灾异之说看出司马迁相信天人感应却并不迷信，而《汉书·五行志》里比较集中的灾异记录则大多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的色彩，马班对灾异理解的不同反映了西汉中期以后天人感应学说的盛行和两汉之际谶纬思潮的泛滥，从中也可看出马班学术个性的不同。司马迁秉承《禹贡》所代表的先秦学术重视实证、重视实用、重视实利的传统，更加注重生态和经济的关系，而班固较重视生态和民俗的关系。马班皆主张生态保护，这对我们今天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北京大学历史系刘华祝副教授以《史记》、《汉书》的货殖传为中心，探讨了马班“义利观”的异同。作者认为史迁义利并重，既鼓励人们逐利求富，又反对为富不仁、为富不义，在他看来，“义”与“利”是对等的、统一的。而班固重义贱利，他强调等级制度，主张用礼法约束货殖，限制人们逐利求富的行为，希望人们寡欲无争。马班“义利”观的异同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在西汉立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朝野之间存有重利之风，而西汉中期以后经济政策的转变、思想意识的儒学化，导致了汉人由重利轻义趋向重义轻利的社会风尚演变。湖北省社科院毛庆研究员从《汉书》对《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改动着眼，分析了马班创作心理之异同，司马迁有着“成一家之言”的明确目标，因而写作心理较统一，班固想表达自己的见解却又受到礼法的制约，显得顾虑重重因而创作心理比较矛盾。马班的审美心理不同，史迁奔放爱奇而班固古雅中正；二人的文化心理也不同，史迁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而班固则有着比较中庸的正统儒家观念。
西北大学文学院李志慧教授比较了马班的气质与文质，作者认为《史记》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司马迁体现出总结中的开创精神，具有博大的气势，而班固受正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体现出守成的意识；司马迁著史兼具文学创作的才能，而班固著史谨严扎实却缺少文采。作者进而剖析了这些差异背后的地域、家庭、经历、时代等方面的原因，指出司马迁秉承了先秦两汉前期文史哲综合的传统，而班固生活的朝代，已出现学术分野的趋向，文学的自觉已露端倪。湖北省社科院何念龙研究员从融情与明事、描述与记叙、平易与典雅等文学视角对《史记》、《汉书》作了详细比较，指出《史记》饱含着作者的主观情感，可谓融情于叙事，渗透着作者的自我意识，《汉书》是较为冷静客观的记叙，侧重于明事；《史记》充分体现了史迁的描述才能，较多地运用文学家的手法，而《汉书》更多运用叙事的手法，体现的是史学家的谨严，《史记》的语言生动活泼、口语化、通俗化，传记多文学的特征，符合人物个性，而《汉书》追求深奥典雅，多奇文难字，是史学家的笔调。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党艺峰教授以“地方性”这个概念为基点，将西方文论引入到对马班的分析当中，可谓独辟蹊径。作者指出马班在各自著作的最后都有一篇“自传”，而这种共同的神话谱系式的家族史是屈原式的浪漫主义精神的传承，他们把自己作为家族史的结尾，表明他们的想象力直接指向一种关于乌托邦的一种证明。由此探究了马班不同的学问背景：司马迁立足于地方性知识，寻找地方性知识在大一统民族国家内部的生存空间；而班固生活在地方性知识全面隐遁的时代，他是在大一统的学问之中显示自己的地方性视野。在此学问背景之下马班的问题已被限定，即在大一统的民族国家中，个体性情如何能被理解？个体疼痛如何能被安慰？作者据此指出马班历史叙事的本体论内涵相似，他们都认为历史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历史成为向个人开放的自由领地。由此，马班开拓出长安文化的基本结构，即长安文化本质上是历史学。
湖南大学孙海洋教授从两汉文化的宏大背景出发分析了马班思想的异同。西汉前期思想活跃，司马迁集儒道于一身，东汉儒家一统并且有今古文之争，班固深受这两方面的影响。司马迁受屈原影响，文学重抒愤；班固承认了纯文学的事实而“知缘情”。马班都已意识到文学与其他学术之间存在着差别，并且关于文学创作的动机，马班的观点也基本相同，都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即讽谕作用。作者最后指出，司马迁与班固分别为前后汉文化的代表，他们思想中的矛盾，反映了所处时代思想文化的矛盾，反映了秦汉时期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矛盾运动状况，反映了秦汉时期从社会统一到思想文化统一的过程。湖北大学中文系蒋方教授通过考察比较《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记载，认为班固作《司马相如传》虽然基本上是《史记》的照录，但他对相如的评价与司马迁并不相同。司马迁认为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但功在讽谏，合于《诗》道；班固则否认相如赋的讽谏功能，但他又认为这种靡丽文章也有传名后世的价值。马班对司马相如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两汉文人价值观念的演化。《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第一篇以辞赋作品为主体的史传，而将司马相如视为文学家而立传的则是班固。秦俑博物馆刘春华女士对马班的民族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认为班固所处的时代比司马迁所处时代对民族的区分更清晰，因此对少数民族特性、风俗习惯的认识，班固比司马迁更深入、更全面。儒家关于民族的认识是马班民族思想形成的共同理论基础，因此两人都宣扬民族一统。司马迁具有朴素的民族平等意识，而班固则继承了前人“夷夏之辨”的观点，在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司马迁主张怀柔政策，而班固赞成武力征伐。作者指出马班的民族思想都是其大一统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古代各族人民共同相处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提高，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班固的民族政策主张，更实用，影响也更大。
本次研讨会的研究视野较为开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刘跃进教授从两汉的历史发展入手，根据《汉书》、《后汉书》的史料，探讨了汉代文士班彪与两汉之际的河西文化。在说服河西地方势力归顺东汉王朝的过程中，班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他的《王命论》代表了东汉前期文人渴望一统的心声。通过详实的史料，严谨的分析，作者指出西北地区的相对平静与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主要是在两汉之际。班彪等文人的介入，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复苏与振兴，他们的业绩理应得到后人的尊敬和怀念。香港科技大学吕宗力教授以《史记·大宛列传》为例，探讨了《史记》的版本问题。渭南师范学院杜振虎先生根据《史记》、《汉书》的史料透视了西汉初年刘姓诸侯王的政治生活，一方面刘姓诸侯王为了维护家天下的统治，积极地为皇朝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表现出高贵、骄奢、有失体统的特征，成为对抗中央集权的有生力量，体现出一种不健康的统治环境因素。作者最后指出了同姓诸侯王的政治生活揭示出的时代问题：依靠血缘纽带来维系统治，不可取；通过分封同姓子弟，以发挥屏藩作用，效果并不大；赋予同姓子弟高贵的特权，只会腐蚀统治权力；不注重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性作用，统治的失败在所难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董艳秋女士针对《史记》、《汉书》中由于数字“七”与“十”所造成的多处记载差异，采用“本证法”来探明历史本原，并在考证过程中发现，正是汉代“七”与“十”在书写方法上的相似，造成了汉代史书记载上错误。秦俑博物馆考古队的刘占成、史党社先生结合近年的考古实况，就《史记·秦本纪》中的“西县”、“大骆与骆谷”、“人先山”、“造父为穆王御”、“流沙”、“大夏”等地理、历史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
本次研讨会对《史记》、《汉书》中存在的一些“公案”进行了再次分析和讨论，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新见解。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倪豪士教授就《史记》叙事中的前后矛盾之处提出质疑，认为除了后人的增补添加，还有司马迁有意为之的成分，太史公采用了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眼中必然出现不同反映的叙事方法。倪豪士教授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的著作是否是同一部？是否有一部隐匿的《史记》至今不为人所知？《历史研究》编辑部宋超教授对班固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观点重新进行了考察，作者提出首先要将司马迁同其父司马谈的思想区分开来，进而指出班氏父子发表的“崇黄老而薄五经”、“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典型看法并不完全是他们个人的观点，而是在两汉之际诸多非议史迁与《史记》的言论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评论可看作是对两汉社会思潮变迁的客观反映。重庆师范学院董运庭教授从鲁迅对《史记》“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出发，强调该评语的前提性表述即“虽背《春秋》之义”，指出司马迁《史记》的著述初衷“盖窃比《春秋》”，与著成的实际效果“背《春秋》之义”，存在着差异和矛盾；《太史公自序》里说明著述目的时，有以“自注”，有以“自匿”，也存在着矛盾。鲁迅的评语完成了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可以启示我们正确地理解以上这些矛盾，进而理解“太史公笔法”和“一家之言”的内涵，体会司马迁的实录、批判和会通精神。鞍山师范学院的刘刚教授考察了司马迁评介宋玉的客观依据和主观倾向，认为司马迁对宋玉基本上是肯定的：“从容辞令”，肯定了宋玉的文学才能；“终莫敢直谏”，则是在肯定宋玉微谏的同时，对其没有达到直谏表示了遗憾。因而，作者认为以司马迁的评介为据否定宋玉人格的说法，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
在这次研讨会上，海外学者带来了域外研究的新信息，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倪豪士教授向大会介绍了美国近几年的《史记》、《汉书》研究概况，对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很有帮助。一些传统课题的探讨也有了一定的深入。如司马迁和《史记》的爱国思想、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史记》十表的主题、《史记》与《春秋》的关系、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评价等问题。
许多学者还特别强调学术研究要与现实相结合。如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的刘宏伟先生分析了《史记》中的“节用”思想，可在当今的经济建设中引以为鉴；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的高巨成先生专门撰诗祝贺大会的召开，同时提出《史记》、《汉书》的普及问题；另外，学者们还提出了当今社会要发扬司马迁的人格魅力、《史记》的民族精神对当代人文精神形成的意义、《史》《汉》研究与文化旅游等等。同时，对于今后的《史》《汉》研究，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和设想。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考察了茂陵、昭陵、乾陵以及咸阳市博物馆，使代表们对汉唐的文化背景有了直观的了解、感性的认识。陕西是文物大省，许多出土文物尤其是近年来新出土的大量秦汉文物对于研究司马迁、班固以及古代文化都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对于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的改进也具有重要意义。
2002年中国·咸阳司马迁与班固文化比较学术研讨会在继承前人对马班与《史》《汉》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掘新的资料，提出新的观点，展现新的视界，从文化史的高度将马班及《史》、《汉》的比较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并且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深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历史的依据。本次大会期间，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还进行了换届选举，一批中青年学者进入学会领导班子，增加了学会的新鲜血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