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培成（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秘书长）
自1998年学会领导班子调整以来，迄今已经四年。对四年来的工作进行回顾，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并借这次大会的机会向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全体会员以及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作以汇报，以期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获得指导，这不仅对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今后的发展，而且对我们学术活动的开展，对把陕西建成司马迁研究基地的宏伟目标的实现都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
“把陕西建成司马迁研究基地”，这是在著名《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先生于1987年自费邀请部分专家在京举行的《史记》研讨会上，由著名《史记》研究专家季镇淮先生首先向学术界发出的呼吁。这一呼吁表达了对陕西学术界的厚望，也为陕西的司马迁研究吹来了一股强劲的东风，给我们以巨大的激励与鞭策，也使我们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在1992年举行的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袁仲一会长在讲话中强调：“陕西是司马迁的故乡，陕西就该成为司马迁的研究中心、资料中心，这是全国研究工作者的期望，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表明，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成立伊始，就确立了较高的定位和宏伟的目标。从此，这一要求就成为我们研究会工作的指导性原则。我们的一切工作就围绕着这一原则而展开。“把陕西建成司马迁研究基地”也就成了我们坚持不懈追求的宏伟目标。
为了追求这一目标的实现，在自1998年以来的四年中，我们克服种种困难，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总结上届工作，对本届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渭南会议于1998年8月21日结束，学会于8月30日就在陕西师大举行了会长、秘书长会议，并邀请了长期支持学会工作、关心学会工作的有关领导参加，回顾和总结了前段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妥当处理了学会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就学会工作进行了广泛的、认真的、深入的讨论，就本届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明确了以后工作的中心和要点。
二、开展宣传工作，加强对外的交流与沟通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一项弘扬民族文化、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素质的伟大事业。在实施党中央西部开发的伟大战略的今天，努力做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促进陕西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这一工作，也不是仅凭学术界的努力就能做好的。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取得有关党政领导机关的支持与指导，取得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帮助。为此，我们就这一工作的意义积极地向有关人士进行宣传，主动地把我们工作和想法向有关领导汇报。我们的积极努力，获得了理想的成效，使学会的工作得到了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热情帮助。比如，2000年，我们就得到了西安市委、市政府以及西安市未央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著名的东晋桃源成功地举办了规格较高的司马迁与《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也得到了渭南诚净和集团董事长吴孝斌先生以及潼关冯永强先生的慷慨资助。2001年3月，按照学会既定工作设想，就2002年能在咸阳举办一次学术会议的问题开始与咸阳市人民政府联系。市领导在百忙之中，多次接见我们，听取我们的汇报与要求，给了我们切实有力的支持，并就会议召开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宝贵的指导性意见。此后，在与文物局联系时，辛加龙局长、陈校林副局长每次都给予热情的接待，在愉快坦诚的合作中，完成了对这次会议周密细致的筹备。这些情况说明，只要我们积极主动地去做好工作，我们的事业是会得到有关领导机关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支持的。
三、团结海内外学者，促进学术研究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成立，与海内外广大学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因此，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始终把加强同省外学者的联系，团结省外专家学者，积极主动地争取省外学者的支持与指导放在重要位置上。比如，每次学术会议，我们都尽可能多地邀请省外专家学者。1998年学会班子调整以后，我们聘请了诸如孙达人、宋嗣廉、肖黎、尚永亮、施丁、韩兆琦等著名专家为特邀顾问，聘请了可永雪、陈兰村、陈桐生、张玉声、赵生群、袁传璋、俞樟华等著名学者为特邀理事。在《史记研究集成》这一更需要集思广益的工作中，我们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编纂指导委员会，韩兆琦、宋嗣廉等十多位省外专家都是这个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在《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的出版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省内外学者的区别，在已经出版的十七部著作中，省外学者的著作占到一半。与海外及港、台学者的联系也更加广泛、更加密切。有些学者还和我们之间保持着比较频繁的书信及电话联系，就学会的工作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当然，省外乃至港、台的学者们对我们的支持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比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连续多年，每年从工资中拿出四千元人民币在陕西师大为学生设立了《史记》研究奖，引导了一批学生走上《史记》研究的道路。汕头大学陈桐生教授在《文学遗产》2001年第一期发表的题为《百年〈史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对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工作作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比如，他指出：“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以28种的鸿篇巨，对《史记》与华夏文化的关系作出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地毯式’研究”。关于海内外非常关注的《史记研究集成》，他指出：“该书集校勘、注释、评点之大成，成为继《史记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
四、四年来所做的几项具体工作
（一）举办了两次大型学术会议
2000年在西安著名的东晋桃源，举办了“中国·西安司马迁与《史记》国际学术会议”。出席会议的国内外学者近120人，代表们提交的会议论文90余篇，提交会议的专著十多部，展示了当时的最新研究水平，交流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一次既富成果又有成效的学术会议。那次会议的质量好的和较好的论文已结集为《司马迁与史记论集》，将于近期正式出版。在那次会议不久，即2001年3月，我们又开始筹备今年咸阳的“司马迁与班固文化比较学术研讨会”。经过近两年的积极筹备，在咸阳市人民政府、咸阳市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今年，“司马迁与班固文化比较学术研讨会”已如期举行。这次会议从议题和研究内容上来说，都体现了一种新的开拓。由于这次会议议题的扩大，也吸引了一批过去没有参加过我们学会研究活动的学者这次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这必然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新气息、新的信息和新的活力。可以预计，这将使我们这次会议开得更活跃、更充实，能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二）出版两部论文集
每次会议之后，我们都遴选质量好的和较好的论文结集出版论文集。包括近日即将出版的《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五辑，本届的四年中出了两部论文集，这为国内外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研究的阵地，也为国内外的研究者展示成果、交流成果提供了一个平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集论文中我们不但注意收入了名家、大家的力作，也特别注意对新人的提携和扶持，有近30位研究生、本科生研究《史记》的学术论文收入其中，这培养了他们的研究兴趣，使他们找到了从事学术研究的门径，为我们的研究队伍培养了后备力量。当然，回头检视过去出版的论文集，其中良莠不齐，有些文章质量欠佳甚或太低，一些学者对此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对此，我们在选编论文集的过程中也已经予以注意，努力提高论文质量，严把质量关。借此机会，我们也表达一种希望，希望大家努力研究、认真撰写、反复修改、精雕细刻，以提高论文集质量。这一点，希望得到大家的积极支持。
（三）出版了《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自我们确定这个项目以来，得到了全国学者们的积极支持与响应，先后收到专著书稿30部。这一工作也得到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届领导及编辑先生们的积极支持和帮助。继1992年首批出了11种之后，2000年又出了6种。今年6本专著出版，不可讳言地说，克服了难以述说的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出版社在新形势下面临新问题、新困难所致。尽管如此，我们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及编辑们经过多次反复研究，在他们的努力和支持下，终于能够在这次会议上把刚刚印出来、墨香未散的六部专著奉献在各位代表的面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支持过我们、也是支持学术事业的朋友们。我愿借这个机会，代表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代表丛书的作者们，向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已故社长赵喜民先生再次表达缅怀之情，向现任社长张祥涛先生、总编陈绪万先生以及责编李宝生先生等致以真诚的谢意，并希望能继续得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使尚未出版的丛书著作能得以出版。我们也将继续努力做好这一工作。
（四）加强《史记研究集成》编纂工作的组织和协调
这一工作的设想和探索起于八十年代初期，迄今已二十多年，早先就曾得到陕西师大老书记李绵同志和陕西师大科研处的积极支持，后来，陕西人民出版社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周鹏飞社长以一个出版家的胸怀和魄力，对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表达了全力以赴的支持。后经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积极申报，《史记研究集成》被列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九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也成为海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项目。这一项目，工程浩大，总字数预计在两千万字。这一巨大的工程，面临着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巨大困难，但大家志同道合、精诚合作、无私奉献，使我们的事业在困难中开拓、在困难中前进。目前《本纪》部分正在紧张地打印和校对之中，争取早日出版；其他部分也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就在这一次会议前夕，我们还专门就此进行了研究和部署。这一工作是包括学会名誉会长董继昌先生、会长袁仲一先生、副会长赵光勇先生、周鹏飞先生等学会领导最关心、最倾心倾力的工作。这也是这一工作能克服困难、不断前进的先决条件。谈到这一工作，参与此事的专家学者的奉献精神、拼搏精神的确感人肺腑，尤其是赵光勇先生长期为这一工作艰苦探索、努力工作、日以继夜、殚精竭思，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作为全书总责编的陕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吴秉辉先生的工作精神、工作态度也非常感人，仅《本纪》部分的初稿，垒起来有近三米之高，他一页一页地认真审阅，仔细认真地提出修改意见，真可谓呕心沥血。我们从这里不仅看到了吴先生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对事业的责任心，更看到了吴先生高尚的精神人格。参与此项工作的还有一批德高望重、有深厚学术造诣的退休老教授，如郭焕珍教授、刘念先教授、李剑平教授、马学瑞教授、张采隲教授、杨育坤教授、尹盛平研究员等，都长期默默地为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而辛勤工作。其他如商国君、张铭洽等一批中年学者在教学、科研乃至行政事务非常紧张繁忙的情况下，都挤出时间，完成他们承担的任务。在此，我向这些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专家学者们表示诚挚的慰问和深深的敬意。
以上这些工作，应该说是富有意义和富有成效的。它促进了学者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促进了学术信息的传播，推动和促进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发展，扩大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的影响。这些，都初步使陕西起到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基地的作用。不仅如此，也使陕西起到了人才培养基地的作用。如今，活跃在全国范围内的颇具影响的许多中青年专家学者，都长期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保持着密切而友好的联系，有些原本就是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中坚和骨干。他们之中，许多人研究《史记》的第一篇论文乃至专著都是在陕西发表或出版的。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另一重要作用的体现，就是有一大批古典专业的研究生乃至本科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都是以司马迁和《史记》作为研究对象的，而且也是在陕西发表的。这一点往往对这些青年学生以后的学术道路会产生重要影响，因为第一篇司马迁与《史记》论文的发表，往往会使他们受到鼓励或鼓舞，从而对此产生学术兴趣，成为我们这个研究领域未来的希望。
（五）经费筹措及使用的问题
经费问题，始终是限制学会活动、困扰学会发展的大问题。为了搞好学会的活动，这几年，我们在筹措经费的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也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这四年间，我们筹措的经费约四十万元，这些经费，保证了学会正常活动的开展。这些经费支持了我们如下几项工作：1）举办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学术讨论会，一是2000年中国·西安司马迁与《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是这次咸阳会议。2）出版了两部会议论文集。3）为《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工作提供了部分经费支持。4）为《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的出版提供了用于研讨、协调等方面的经费支持。5）为学会的日常工作提供了经费。除以上几项开支之外，现仍有部分结余。为了学会日后的工作能顺利开展，我们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当然，在我们面前，仍然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困难，我们的工作也有各种各样的不足，比如《史记研究集成》进展速度还不够理想，《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还有十三种尚未出版。这种种困难之中，最大的困难仍然是经费的困难。但是我们也欣喜地看到，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文化的发展，社会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及社会贤达会像冯永强先生、渭南诚净和集团董事长吴孝斌先生一样给我们以切切实实的支持。同时，我也借此机会，呼吁社会的各界人士，尤其是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会员先生们，积极支持学会的工作，尤其是筹措经费的工作，克服困难，加强与社会各界人士的联系，以期使这一工作能有较大的进展，从而使我们的各项计划的实施能有切实的经济保障。
最后，特别要说明的是，学会这几年之所以能顺利完成以上这几项工作，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学会班子同心协力、团结奋斗的结果，学会的名誉会长董继昌先生、会长袁仲一先生，为学会工作倾注了他们不少的心血，不但给以及时的指导，也做了许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其次，是学会拥有一批志同道合、无私奉献的中坚和骨干。为了学会的工作，可以说招之即来，不计私利，无怨无悔，为学会工作付出了他们的辛苦和汗水，尤其是徐卫民等同志，为学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再次，学会工作得到了秦俑博物馆、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师大文学院、陕西师大科研处领导们的支持和指导，以及来自其他方面实实在在的支持。在此，我代表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向以上各单位和有关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也希望以后能继续得到他们更大的支持。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