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帝国建立之初，统治集团鉴于连年的战乱、人心思定的客观现实，远见卓识地实施了黄老无为的治国方略，为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复苏与发展赢得了宝贵的历史机遇。当然，周边地区的民族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很好的解决，尚留有许多隐患。刘邦、吕后时代，统治集团对于祖国南部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譬如派遣陆贾游说南越王，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对于西北地区的匈奴，却无计可施。两强相争，汉帝国甚至一度处于劣势。《史记·高帝纪》及《匈奴传》等记载，汉高祖刘邦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十月，刘邦将兵击韩王信，败之于铜（今山西沁县南），信亡走匈奴。刘邦追兵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刘邦于白登。陈平出计，刘邦狼狈逃出。《平城之歌》在汉地流传了很长时间，反映了内地民众对于匈奴的恐惧心理。面对匈奴如此强大之势，高帝八年，刘邦接受刘敬建议，从此确定了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基本内容是“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见《汉书·匈奴传赞》）。刘邦死后，冒顿遣使遗高后书，颇多侮辱之词。
《汉书·匈奴传》上：“孝惠、高后时，冒顿浸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原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问季布，布曰：‘哙可斩也！前陈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谒者张泽报书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冒顿得书，复使使来谢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因献马，遂和亲。”此后，文帝前六年，景帝前五年，又有两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于单于。可见，文、景时代所采取的依然是和亲政策，多少缓解了边地的紧张关系。当然，这种缓解却是以四嫁公主的代价换来的。因此，文帝时代的贾谊《新书·势卑》说：“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缯彩，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势既卑辱，而祸且不息，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宾？”汉武帝上台之后，随着国力的强盛，开始认真地考虑修复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首先派遣司马相如、唐纳等人打通西南通道，从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书》看出，这种工作在其进展之初，并非一帆风顺。但是，最终还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元鼎六年（前111年），建立珠崖七部，这是大规模开发西南部的重要步骤。
西南地区逐渐稳定，并与中原文化逐渐融为一体，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南和南部的稳定，对于汉帝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西北的稳定。于是武帝开始着手河西四郡的建立，“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元狩二年（前121年）派遣张骞与李广出击匈奴。太初元年（前104年）初置河西四郡的酒泉郡，见《汉书·西域传》：“初置酒泉郡。稍后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其他三郡的建立详见《汉书·地理志》的记载：“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后元元年为公元前88年，如果说河西四郡初立于太初元年，至后元元年最后建立敦煌郡，前后长达近二十年。建立河西四郡，对于汉帝国具有重要意义。就其大的方面而言，这种意义至少包括两方面重要内容：第一，隔绝了匈奴和西羌的联络，使他们很难联合起来在西北边陲形成合围之势，诚如《汉书·西域传赞》所说：“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第二，确保了中西贸易文化的顺畅，使得西北地区成为当时中西方贸易文化的重要途径，文化贸易盛极一时。确如班固所说：“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墙、竹杖则开柯越。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狮子、猛兽、大雀之群食于外。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凭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渝》都庐、海中《碣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强大的王朝要想保持中原枢纽的优势，就必须控制四周局势，而对于汉天子而言，控制河西走廊尤其重要。这条走廊集战略、贸易、信道为一体，直接关系国运的兴衰。正因为如此，汉武帝才会如此看重此事，才会有如此兴师动众。而从文化意义上说，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良好的关系，也极大地促进了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汉武帝的苦心经营，加之宣帝的“中兴”，河西诸郡逐渐成为文化发达、经济富庶的地区。西汉末年赤眉、绿林农民起义骤起，中原一片混乱。许多中原士人纷纷选择了西北作为自己逃避战乱的首选。王元、赵秉、杨广、王遵、周宗、谷恭、范逡、王捷、苏衡、马振、郑兴、郑众、申屠刚、杜林、班彪、王隆等中原士人或官宦子弟先后云集到西北第一军阀隗嚣的幕下，权作自己的保护伞。隗嚣，本河西人，刘玄更始二年（24年），在中原丧乱之际逃亡乡里，与季父隗崔等商议起兵于陇西，“据七郡之地”，谋士王元《说隗嚣》建议他独守一方，以图东山再起：“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同时，王元还建议隗嚣将太子入侍朝廷，以取得信任。对此，隗嚣言听计从。这年的四月，遣子隗恂入侍朝廷。《后汉书·隗嚣公孙述传》：“少仕州郡。王莽国师刘歆引嚣为士。歆死，嚣归乡里。季父（隗）崔，素豪侠，能得众，闻更始立而莽兵连败，于是乃与兄义及上人杨广、冀人周宗谋起兵应汉。”隗嚣从之，并建议急立高庙，称臣奉祠，神道设教，求助人神，故发布《移檄告郡国》。这篇文章在秦汉文章中较有特色。《汉文归》辑录此文，并引钟惺评：“翟义起兵讨莽，不克而死。当时惜无若骆宾王讨武昭檄，而平林新市兵起，汉宗室目之，义声虽震天，而文彩未宣。固当以是篇为东汉文弁冕也，岂以隗嚣之事不终而少之？”将此文与骆宾王的讨伐武昭檄文相提并论，可见影响之大。公元25年四月，公孙述称帝于成都。六月，刘秀称帝于河北（），建元为建武元年，十月定都于洛阳。而西北，以天水为中心，则主要为隗嚣主宰。他占据着一个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进则可以东向中原，退则可以南守蜀地。一时间，天下三分，隗嚣凭借其充裕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优势在动荡的两汉之际占据了西北重地。
但是，这样的割据局面能够持续多久呢？是否像王元所说那样可以长治久安呢？隗嚣在其割据之初对此没有任何把握，所以对于投奔自己的众多“儒士”倾身引接以为布衣之交。袁宏《后汉纪》卷三云：“隗嚣之奔天水，复聚其众，自称西州大将军。长安既坏，士人多奔陇西，嚣虚己接之，以谷恭、范逡为师友，赵秉、郑兴为祭酒，申屠刚为治书，王遵、周宗、杨广、王元为将帅。”可见，隗嚣身边的确云集了一批重要的谋臣。
刘秀虽然称王称帝，但是能否站稳脚跟，关键还在边地，具体说就在西北和西南。时势显而易见，如果西北的隗嚣和西南的公孙述联手，势必造成合围之势。对此，刘秀当然有着清醒的认识。首要的策略就是分割治理，稳定西北成为他的重中之重的谋略。西北强悍的对手是隗嚣，绝非等闲之辈，强其就范，并非易事。权衡之后，刘秀慎重地选择了手握重兵而又居膏腴之地的后起之秀窦融，希望藉此作为突破口。《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传》：“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孔）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八年，赐爵关内侯。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西北的隗嚣和窦融又各怀鬼胎，相互猜忌。隗嚣本来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可惜他偏信谀词，刚愎自用，使得众多文士失望而去，纷纷倒向窦融。刘秀抓住时机，晓以利害，动以情感，威逼利诱，劝善规降。加之窦融身边的众多文士分析利弊，促使窦融从“心欲东向”到“决策东向”，最终选择了归顺刘秀的道路，得以善终。而隗嚣的势力由此受到重挫，最终为刘秀所平。当然，窦融“决策东向”的因素比较复杂，但无可否认，其身边文士的归顺之议一定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说服窦融归顺的众多文士中，班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二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生于汉平帝刘絗元始三年（3年）。地皇三年（22年），班彪二十岁，遭王莽败，无所托身。淮阳王刘玄更始二年（24年），隗嚣、窦融始经营西北诸郡。班彪西依隗嚣，从长安出发至西凉，作《北征赋》。建武五六年前后，又做《王命论》。前者主要抒发的是个人的身世之感，而后者则是以雄辩的气势论述了归顺刘氏的根本大计。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篇作品，有必要对这两篇作品的写作背景有所交待。
建武之初，马援等人连续上疏奉劝隗嚣东归依附于光武帝。马援的上书，见袁宏《后汉纪》卷五及《后汉书·马援传》。这篇文章在东汉初年的文坛显得颇为独特，诚如后人所评：“伏波文章，极峭婉蕴藉之致，于西汉一种严整之气、东京一种疏简之势，各有其美，而又自成一家，不复牵拘行墨，如炬波澹宕，舒卷万端，已开晋人风味也。”然而，隗嚣对此无动于衷。尔后，申屠刚又作《说隗嚣》、《将归与隗嚣书》等，动之以理，晓之以情，“及隗嚣据陇右，欲背汉而附公孙述。刚说之曰：‘愚闻人所归者，天所与；人所畔者，天所去也……’。嚣不纳，遂畔从述。”就在马援、申屠刚苦口婆心地劝诫的同时，班彪也撰写了名著一时的《一命论》，与申屠刚一样，也是从天人之理的角度加以劝诫。然而隗嚣依然执迷不悟。当然，他也知道自己势力并不占有优势，从战略地位来考虑，蜀地的安危对于他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因为那里是他的大后方。如果公孙述翻脸，他就被夹在中间，没有立足之地。如果要想维持这种三足鼎立的分裂局面，他必须考虑与西南霸主公孙述的关系。为此，他不惜称臣于公孙述，奢望联手抗衡中原。建武五年五月，隗嚣公开举兵反叛，臣服于公孙述，向刘秀王朝发难。
在规劝不果的情况下，许多文士对于隗嚣产生失望之情，纷纷离去。著名经学家郑兴最先以归葬父母为由东归故里。《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载：“及嚣遣子恂入侍，将行，兴因恂求归葬父母，嚣不听而徙兴舍，益其秩礼。兴入见嚣曰：‘前遭赤眉之乱，以将军僚旧，故敢归身明德。幸蒙覆载之恩，复得全其性命。兴闻事亲之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奉以周旋，弗敢失坠。今为父母未葬，请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亲为饵，无礼甚矣，将军焉用之！’嚣曰：‘嚣将不足留故邪？’兴曰：‘将军据七郡之地，拥羌胡之众，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则为专命之使，入必为鼎足之臣。兴，从俗者也，不敢深居屏处，因将军求进，不患不达，因将军求入，何患不亲，此兴之计不逆将军者也。兴业为父母请，不可以己，愿留妻子独归葬，将军又何猜焉？’嚣曰：‘幸甚。’促为辨装，遂令与妻子俱东。时建武六年也。”以传承《古文尚书》而著名的杜林特向朝廷推荐了郑兴，被朝廷征召为太中大夫。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传》。《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陆德明《经典释文》称之曰“好学之士”。其子郑众，自幼随父研习《左传》，又以通解《毛诗》《孝经》而闻名。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父杜邺，西汉成哀间为凉州刺史。杜林少好学，家既多书，外家张竦父子喜文采，故自幼受到很好的教育，博洽多闻，时称通儒，曾与卫宏、徐巡等传授《古文尚书》。见《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传》载：“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暗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这些文人学士，自幼受到传统儒家倡导的大一统思想的教育，渴望国家的统一和安宁，视中原刘氏统治集团为正统所在，因此不能接受隗嚣的这种分裂国土的军阀政治，最终疏远隗嚣是必然结果。
窦融也在审时度势，在西汉末年的战乱中逐渐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后汉书·窦融传》记载，战乱骤起，窦融先随王邑逃到长安。刘秀长驱入关后，经王邑的推荐，刘秀拜窦融为波水将军，赐黄金千斤，引兵至新丰。王莽死后，窦融又追随更始大司马赵萌，赵萌对他颇为器重，引为校尉，又推荐为钜鹿太守。更始新立之初，东方尚扰，不欲出关，而高祖父曾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于是决定在西北发展。他对兄弟说：“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于是他辞让钜鹿太守职位，图出河西。赵萌知道窦融的心理后，向更始帝荐言，封窦融为张掖属国都尉。史载，窦融抵达河西后，“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是时，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閻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并州郡英俊，融皆与为厚善。”及更始败，窦融与梁统等人谋议曰：“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湖中，不同心戮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商议既定，共推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肜为敦煌太守，閻钧为金城太守，确立了从金城（即今天的兰州）到河西诸郡的一个比较稳固的势力范围，与驻守在天水的隗嚣等形成分庭抗礼的态势。河西民俗质朴，窦融等注意协调当地的关系，“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一时间，“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这年四月，刘秀派遣刘钧劝诫窦融要权衡利弊，慎重作出选择：“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公孙述）、天水有隗将军（隗嚣），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窦融深知此中的分量，作《复遣长史刘钧上书归诚》表白心迹：“臣融虽无识，犹知利害之际，顺逆之分。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废忠贞之节，为倾覆之事；弃已成之基，求无冀之利。”为此，刘秀封窦融为凉州牧。借此机会，窦融入据金城（兰州），等于到了与隗嚣分庭抗礼的前沿。他在《与隗嚣书》称：“自兵起以来，转相攻击，城郭皆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今其存者，非锋刃之余，则流亡之孤。迄今伤痍之体未愈，哭泣之声尚闻。”文意委婉，义正辞严。《汉文归》辑此文，钟惺评“文类左氏，东汉辞命之绝佳者”。朱东观：“光武极赞此文，以为痛入骨髓，非忠孝诚恳不能真有味乎其言之也。”赢得了众多文士的倾心，纷纷来归。
班彪写作了《王命论》之后，见隗嚣无意归顺，于是西归窦融。《后汉书》本传载：“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西河以拒隗嚣。”建武九年正月，隗嚣死，凉州一带出现了权力真空状态，该年春天，班彪作《复护羌校尉疏》议复护羌校尉官。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班彪的建议是很有远见的。这说明班彪并不是一个愚括的文人。十二年，班彪随窦融东归洛阳，终于结束了自己漂泊不定的生活。
回到京城后，他厌倦了幕僚的生活，决定从此潜心于《汉书》的撰著工作，以成就一家之言。《后汉书》本传：“及融征还京师，光武问曰：‘所上章奏，谁与参之？’融曰：‘皆从事班彪所为。’帝雅闻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光武帝建武三十年，班彪卒，时年五十二岁。撰写《汉书》的未竟事业，由他的后代班固、班昭兄妹最终完成。
三
如果说班彪从更始二年始避难凉州，至光武十二年东归洛阳，那么他在河西前后达十二年。《昭明文选》中收录了班彪两篇重要作品，即《北征赋》和《王命论》，就作于这十二年间。
《北征赋》作于更始二年，是战乱中文人漂泊不定生活的生动写照。《文选》李善注引挚虞《文章流别论》：“更始时，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后汉书》本传：“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天水本在长安西北，而班彪出长安后先向北走，绕道北地郡境，“指安定以为期”，即最初拟定居在安定，故云“北征”。在北地泥阳，班彪凭吊了祖上班壹的庙宇：“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据李善注引《汉书》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于楼烦，故泥阳有班氏之庙也。”尔后，作者列举了历史上的故事，通过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表明了作者的政治态度。从正面来说，作者首先想到了公刘德及草木的仁政。其次，想到了汉文帝施行的德政：“从圣文之克让兮，不劳师而币加。惠父兄于南越兮，黜帝号于尉他。降几杖于藩国兮，折吴濞于逆邪。”可惜作者无缘躬逢盛世，“独罹此百殃。”值此大乱之际，只能孤独地“超绝迹而远游”。一路上备尝艰辛，作者认为这绝非天命所致，而是统治者荒淫无度造成的。于是作者征引历史上秦昭王母与义渠戎王淫乱败亡的故事，表现出对于时局的深刻不满。路过长城故地，诗人感叹蒙恬修筑长城，“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可悲的是，蒙恬至死都没有领悟到自己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此时，已是夕阳西下的时节，作者想起了《诗经·王风·君子于役》，由此引出“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寤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钱钟书《管锥编·毛诗正义》引用众多材料，专门就《君子于役》所表现的黄昏意象展开论述。其实，班彪的这篇作品就是典型的一例。
《王命论》作于建武五六年间，代表了东汉前期文人渴望一统的心声。这一年，班彪二十七岁。《后汉书》本传载其抵达天水以后，隗嚣曾向班彪询问：“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定。意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班彪看出隗嚣的称帝野心，“既疾嚣言，又伤时方艰，乃著《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欲以感之。”《汉书·叙传》也载：“叔皮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年二十，遭王莽败，世祖即位于冀州。时隗嚣据垄拥众，招辑英俊，而公孙述称帝于蜀汉，天下云扰，大者连州郡，小者据县邑。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乃定，其抑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者乎？将承运兴在于一人也？愿先生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异。昔周立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即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其势然也。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窥号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外内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城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诗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鉴观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讴吟思汉，乡仰刘氏，已可知矣。’嚣曰：‘先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时民复知汉乎？’既感嚣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其辞曰”云云。《王命论》引古说今，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叙说帝王之兴皆应天命，天命往往垂顾那些有功德的人。汉绍唐尧之火德，“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因而无人随意妄得，因为“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其次以陈婴之母和王陵之母为例，说明“婴母知废，陵母知兴”，由天道转到人事，从而告诫隗嚣要“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只有这样，才能“全宗祀于无穷，垂册书于春秋”。
最后一段叙汉高祖终成霸业的五大优势：“一曰帝尧之功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验，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所有这一切，隗嚣无一具备。在这种情况下，“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最终劝解隗嚣至少应当学习陈婴、王陵之母的见识，应天顺民，归于一统。文章纵横开阖，义正辞严，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和艺术感召力。高步瀛《两汉文举要》谓其“宏括渊懿，犹有西汉余风”。案《资治通鉴》卷四十一将隗嚣与班彪对话系于建武五年，而袁宏《后汉纪》系《王命论》之撰著及依附河西大将军窦融，并在建武六年。根据当时的情形，系于建武六年更为确切。因为班彪上书以后，隗嚣没有任何反应，无奈之下，才决计归附窦融。《后汉书·窦融传》：“融等遥闻光武即位，而心欲东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时，隗嚣先称建武年号，融等从受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嚣外顺人望，内怀异心，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曰：‘更始副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融等于是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其中智者皆曰：‘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见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论之：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诸郡太守各有宾客，或同或异。融小心精详，遂决策东向。’这段记载中所谓‘智者’的一席话，与班彪的《王命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显而易见，班彪当亦在‘智者’之列。
四
隗嚣、窦融等驻守西北，西羌相对平稳。隗嚣死后，尽管朝廷听从了班彪的建议，建立护羌校尉，对于西羌势力有所遏制。建武十二年，窦融东归，西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七羌诸种相结，复寇金城、陇西，其势力“由是始强”。而他们之间时有战争发生。习武用兵，改变了温文尔雅的文化传统。东汉末叶，西凉军阀董卓甚至占据了当时政坛的中心，揭开了三国纷争的序幕。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从《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记载的陇西七郡的人口对比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天水：前汉共60370户，261348口人；后汉27423户，13148口人。
陇西：前汉共53964户，236824口人；后汉5628户，29637口人。
武威：前汉共17581户，76419口人；后汉10042户，34226口人。
张掖：前汉共24352户，88731口人；后汉6552户，25040口人。
酒泉：前汉共18137户，76726口人；后汉12706户，人口未详。
敦煌：前汉共11200户，38335口人；后汉748户，29170口人。
金城：前汉共38470户，149648口人；后汉3858户，18947口人。
两相比较，人口及户数均有大幅度的减少，有的甚至减少十倍以上，如陇西郡。说明东汉明帝之后，西北的稳定局面开始瓦解。内地人士纷纷奔走他乡。其中很多人开始逃亡江南。譬如蔡邕被罪，就逃亡吴会长达十二年之久，而汉乐府民歌乃至三曹乐府诗中，很多内容反映了当时士人流寓江南的生活。河西诸郡的文化从此走向衰落。
尽管如此，西北地区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因此而完全中断。皇甫规、张奂、段齎等称为“凉州三明”，是东汉中后期的重要作家。他们的事迹并见《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
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辅，围困安定，征西将军民贤统帅诸郡兵力抗击。皇甫规虽在布衣，见民贤不恤军事，知其必败，于是上书言状。很快，民贤果真被西羌击溃。郡将由此看出皇甫规深通兵略，于是任命他为功曹，率兵与西羌交战，遏制了西羌的势头。后来，诸羌联合起来，攻烧陇西，皇甫规上疏求乞自效，称：“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后，马贤始出，颇知必败。误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贤等拥众四年，未有成功，悬师之费且百亿计，出于平人，回入奸吏。故江湖之人，群为盗贼，青、徐荒饥，襁负流散。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叹者也。愿假臣两营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与护羌校尉赵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晓习；兵势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高可以涤患，下可以纳降。若谓臣年少官轻，不足用者，凡诸败将，非官爵之不高，年齿之不迈。臣不胜至诚，没死自陈。”案《顺帝纪》本年正月马贤败，九月诸羌寇武威。知皇甫规此文作于是时。文章中所描写的场面，如“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数语，我们在后来的曹操、王粲等人的诗文中时常读到，确有建安风骨的精髓。冲帝、质帝之间，梁太后临朝听政，皇甫规举贤良方正，在对策中用载舟、乘舟的关系，劝诫外戚重臣等“宜增修谦节，辅以儒术，省去游娱不急之务，割减庐等无益之饰”，否则“将沦波涛。可不慎乎！”文章摭掎利病，触怒外戚梁冀等权贵，结果可想而知。其后征拜度辽将军，至营数月，上书荐中郎将张奂，自己甘愿做副手：“臣闻人无常俗，而政有治乱；兵无强弱，而将有能否。伏见中郎将张奂，才略兼优，宜正元帅，以从众望。若犹谓愚臣宜充军事者，愿乞冗官，以为奂副。”这种知人善任的品格，确也值得称道。皇甫规卒于熹平三年，著有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其中章表笺记最为著名。《隋书·经籍志》著录《皇甫规集》五卷，久已亡佚。《后汉书》本传载有《建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策》、《永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诏问日食》。又有《求自效疏》、《上疏言西羌事》、《上疏自讼》、《上疏荐张奂自代》、《上言宜豫党锢》凡七篇。又《太平御览》等类书载有《与刘司空笺》、《与马融书》、《追谢壹书》、《女师箴》凡四篇，大都文采斐然，义理明辨。
张奂字然明，敦煌渊泉人。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习《欧阳尚书》。认为《牟氏章句》“浮辞繁多”，遂将该书的四十五万余言压缩至九万言。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后举贤良，对策被推为第一，擢拜议郎。永寿元年以后，先后为安定属国都尉、使匈奴中郎将。延熹元年，鲜卑寇边，张奂率南单于抗击，斩首数百级，名声远播，匈奴西羌等敛迹远遁。翌年，梁冀被诛，张奂以故免官禁锢。鲜卑等听说张奂被免职，勾结匈奴、乌桓、诸羌等部族数千人强行入塞，滋扰百姓。张奂素与皇甫规友善，张奂被免之后，亲朋故交纷纷避而远之，惟有皇甫规数次极力鸣冤荐举。免职四年之后，复拜武威太守。延熹九年春，征拜大司农。后来为平息边地之患，又拜张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史载，“匈奴、乌桓闻奂至，因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张奂少立志节，曾与士友言曰：“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及为将帅，果有勋名。董卓闻其声名，派人厚赠礼物，劝其归附。张奂素知董卓的为人，坚拒不受。光和四年（181年）卒，时年七十八。所著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二十四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张焕集》二卷，录一卷，其中以《尚书记难》三十万言最为著名，但久已亡佚。张奂的作品今存《扶渠赋》及《上书》、《上言》、《奏记》、《遗令》凡十五篇，大都晓畅动人，如《艺文类聚》卷二十二引有《诫兄子书》，文风质朴流畅。又如其遗书曰：“吾前后仕进，十要银艾，不能和光同尘，为谗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终常也。但地底冥冥，长无晓期，而复缠以纩绵，牢以钉密，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殒夕下，措尸灵床，幅巾而已。奢非晋文，俭非王孙，推情从意。庶无咎吝。”张奂在西北名著一时，武威多为立祠，世世不绝。他的两个儿子张芝、张昶并以书法驰名。张芝，字伯英。张昶，字文舒。根据《书断》，张芝卒于初平年间，张昶卒于建安十一年。张芝书四篇，张昶碑铭一篇。《后汉书》李贤注引王轗《文志》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下为将表。太尉辟，公车有道征，皆不至，号张有道。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则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韦仲将谓之草圣也。”《法书要录》卷八载：“张昶字文舒，伯英之弟，为黄门侍郎，尤善章草，家风不坠，奕叶清华。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至如筋骨天姿，实所兼美，可以继之。卫恒云：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张之弟子，各有命名于世。并不及文舒。又极工八分，况之蔡公。长幼差耳。华岳庙前一碑，建安十年刊也。祠堂碑，昶造并书。后钟繇镇关中，题此碑后云：汉故给事黄门侍郎华阴张府君讳昶，字文舒，造此文。又题碑头云：时司隶校尉侍中东武亭侯颍川钟繇字元常书。又善隶，以建安十一年卒。文舒章草入妙，隶入能。”张芝姐姐的孙子、晋代索靖也为书法大家，详见《法书要录》等书记载。而《后汉书·皇甫规传》载，皇甫规的妻子也擅长于书法。杨树达《汉书窥管》引张尔岐《蒿庵闲话》卷一云：“古人往来书疏，例皆就题其末以答，唯遇佳书心所爱玩，乃特藏之，别作柬以为报……汉人藏遵尺牍，亦爱其笔画也。”联系到这个时候鸿都门学也以书画为重，则知道后汉时书法绘画艺术已经成为当时士人的一种重要修养。
段齎字纪明，武威姑臧人。少习弓马，崇尚游侠。后来折节好古。永寿二年，桓帝诏公卿选将有文武者，司徒尹颂推荐段齎，拜为中郎将。延熹二年，迁为护羌校尉。永康元年，当煎诸种复反，合四千余人，欲攻武威，段齎率兵追击，大获全胜，西羌之乱由此有所平息。光和二年，代桥玄为太尉。后为司隶校尉阳球所谗害，死于狱中。段齎与皇甫归、张奂并知名显达，京师称为“凉州三明”。可惜，段齎的作品没有留存下来。
三国末期，西北地区相对稳定下来。特别是西晋末叶，八王发难，中原又一次陷入混乱。许多文人或下江南，或赴西北，将中原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带到了这些地区。当中原玄学炙手可热之际，正是西北地区儒学蕴涵保存之时。所有这些，前辈学者论之已详，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由此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相对平静与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主要是在两汉之际。班彪等文人的介入，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复苏与振兴，他们的业绩理应得到后人的尊敬和怀念。
刘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