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要他将《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送给郭沫若，请郭老帮助修改。《登庐山》中原来有两句是“欲上逶迤四百旋”和“热风吹雨洒南天”，郭沫若将它们分别改成了“坦道蜿蜒四百旋”和“势情挥雨洒山川”。毛泽东看后，又于9月13日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关于修改诗的两封信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沫若一看，请他再予审改。”这两句诗后来的改定稿为“跃上葱茏四百旋”和“热风吹雨洒江天”。
对《到韶山》和《登庐山》二诗，当时毛泽东还向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征求意见。梅白对毛泽东说：“第一句的‘别梦依稀哭逝川’应该改半个字——将‘哭’改为‘咒’，‘别梦依稀咒逝川’。”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笑着对梅白说：“你是我的半字师！”
从毛泽东这样一位伟人在写作中认真听取意见，反复修改一个字、半个字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可以看出，对于文章写作来说，文字上的精雕细刻，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银元之战
银元之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上海发生的一场经济风波。由于部分拥有大量资产的投机者试图通过银元的投机来阻止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流通，并获取如同在中华民国时期的暴利。事件最终演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抗。不久，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手段，平息了这场银元风波。中国政府称此次事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毛泽东评价“银元之战”的作用不亚于淮海战役。
50年代初期的中国
1949年5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替代国民政府控制上海时，上海市军管会依照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这份文件中规定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6月5日起，并严禁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在市场上继续流通。但是最早的人民币发行机构并没有足够的贵金属保证，加上20世纪初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和金元券政策的失败对上海商界的打击影响依然存在，因而人民币在上海发行流通时遭到了抵制。
银元投机风潮
出于各种心态，人们开始将手中的纸币换成贵金属，加上部分投机商人利用这个时机抬高白银价位，令市场上白银和银币的价格开始非正常走高，在6月5日最终期限到来前，银元的价格从5月27日最早的1银元兑换100人民币，变成了6月4日1银元兑换1100元人民币的比价。这样在上海，在实际上的流通本位币已经是银元，而不再是人民币了。同期上海的人民币发行量仅有20余亿，人民币只能用于购买小额货物，无法用于大宗的商业活动。上海部分商店商号还拒绝以人民币作商品标价，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
这件事情引发了上海市政府和中央华东局的关注。为了尝试将银元风波压制，上海市委决定在6月5日抛售了10万枚银元，6月6日又抛出31万银元。希望借此能够弥平银元上涨的压力，但这批银元却很快被上海市场所吸收，仅仅起到了延缓升值速度的效果。6月7日，银元涨到1800元。这令中国政府感到极大压力，因为上海作为经济大都市和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存在少量国际贸易的城市而言，人民币无法流通和银元的疯狂上涨带来的物价上涨，将被外界视为政府的无能，并且上海的举动很有可能会影响其他城市——北京也出现了少量抵制人民币流通的商业者。这些影响将令政府快速失去民心。6月8日，中央华东局会议上决定采取政治手段干预市场，当时主持会议的上海市长陈毅用电话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并得到毛泽东许可。
政府活动
上海市政府得到授权后，由掌管财经活动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负责了活动。市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在政府控制税收、交通及其他市政公用事业内强制以人民币作为惟一许可使用的货币，并发行人民币公债来增加人民币的使用量。在这之前的6月7日，市军管会宣布以人民币为惟一合法货币，禁止银元买卖、流通，取缔银元投机活动。并警告了银元的投机分子。
这些行政手段并没有对银元市场造成足够的影响，因为这对于真正掌握银元市场的投机者而言并不造成根本性的损失。在上海市委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的紧急磋商后决定，采用更为强硬的手段来解决这场银元之战。
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便衣警察封锁了上海最大的银元交易市场——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并拘捕了250名投机者，收缴了数万枚银元。并发动上海市的群众进行宣传，散发传单，宣传建立新的金融新秩序的作用和意义。这场活动对资本家和投机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很快市场上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由6月8日的1∶2000降至1∶1200，并不断下降。由于银元的贬值，人民币很快便取得了在上海的主导货币地位，令政府有能力对市场进行更强有力的干预。
影响
事后，中国政府将此次行为定性为政府与敌视政府的资产阶级的实力较量。这次中国政府的活动也顺利稳定了上海市和其他省市的物价，安定了民心，为中国政府取得了威信。
但投机活动也并没有完全停止，不少投机者依然没有感受到政府解决投机问题的决心，而继续活动，直至不久后，又一次由陈云主导的“米棉之战”后，才彻底解决了中国市场上的大规模投机现象。
不过有人认为上海解放后，真正敢于同政府敌视的资本家已经离开了上海，银元之战中参与投机的资本家，更多的可能出于追求巨额投机利益的考虑，并非是有意与中国政府公然对抗。因而政府将事件高调定性为阶级性问题是不妥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名称的由来
我国出兵支援朝鲜开始于1950年，在出兵前对部队的名称，党中央曾做过仔细的斟酌研究，最后定下来称“中国人民志愿军”。那么这个名称的由来呢？下面来作一说明。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开始向朝鲜进攻。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在正式出兵前，对出兵的名义问题做了认真研究。开始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商量，想用“支援军”的名义出兵。为慎重起见，决定征求一下民主人士的意见。
征求意见的通知发出后，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便登门造访。毛主席和周总理一起听取了他的意见。
黄炎培说：“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名不正这个仗就打不好。所以对这个问题要认真考虑。”
“我们叫‘支援军’，”周总理说，“支援朝鲜人民嘛。”
黄炎培说：“这样叫，是不是师出无名？需要再考虑一下。”
“怎么是师出无名？” 周总理说。
黄炎培辩驳道：“‘支援军’，顾名思义，是派遣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当然是国家。这样，我们是不是要向美国宣战？”
毛主席一听，点点头说：“对，有道理！”随手拿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两字划去，改成了“志愿”，接着说：“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民，不是国与国的对立。”
周总理兴奋地做了一个手势，说：“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军。”
黄炎培也同意叫志愿军，笑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就这样定了下来。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与此同时，国内也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朝鲜战场上，在朝中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1953年7月27日，美帝国主义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至此，朝中人民军队取得了抗击美帝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也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分批回国的，1958年全部撤离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