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降过半旗。
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
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的各国外交官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瓦尔德海姆机敏而锋利的谈吐，不仅表现了他机智无比的外交才能，同时也反映了周总理的高尚品格是举世无双的！
陈伯达的一句话捡回一条命
1971年9月13日，林彪集团刺杀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这件事一出来，陈伯达立即成了被关注的对象。“四人帮”想趁机将陈伯达置于死地。就在9月13日晚，原来看管陈伯达的几个警卫突然被换了岗。到深夜，又有几个没穿军装的彪形大汉闯进陈伯达住的房间，不容分说，架起陈伯达就走。门口早有一辆汽车等着，他们把陈伯达推上了汽车，汽车就开了。路上，外面漆黑一片，陈伯达在车里也看不清是往哪里开。
车停下后，陈伯达下了车，才看清，这地方是秦城监狱。陈伯达知道，一旦进了秦城监狱，个人生死难料。不过，他在心中还是存有一线希望的，因为进秦城监狱并不都意味着必死无疑。但是，就在押送他的人把他架到秦城监狱关押他的牢房里时，他四面一看，血涌上头，突然挣扎着高叫道：“你们要转告毛主席，转告党中央，我陈伯达在阜平时是做过一件好事的！我不是国民党特务！”原来，陈伯达看到，这是一间条件特别差的牢房。他想，把他一个堂堂中央政治局常委关在这样的牢房中，自己是必死无疑了。为了求生，他才高叫起来。
他这一声高叫，救了自己一条命。他刚被关进秦城监狱时，让他住的是一间没有窗子的小屋子，小屋里没有床，没有桌子和椅子。陈伯达只能躺在平地上，地上有一些乱草，有一个旧草垫子，给他吃的也是粗粮米饭和菜汤。可是没过几天，他的待遇就大大改善了。监狱方面安排他一个人住在三层楼的一间大屋子里，这间大屋子里各种设备一应俱全，窗子敞亮，可以看到很远地方的景色。而且，整个三层楼只住他一个人，他在三层楼内可以自由走动。这里提供了各种报纸供他阅读，还允许他通过警卫人员从家里拿来一些书籍阅读。他吃的伙食，三餐都是四菜一汤，每天都不重样，比他当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在家里吃得还要好，医生每隔几天，就给他检查一次身体，有小毛病及时治疗，用的是给中央高级首长用的药。
这又是为什么呢？据聂荣臻回忆，1948年，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住到了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刚住下，就有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向国民党军队报告了毛泽东的详细住址。一天，过去一直平静的城南庄的上空突然响起了飞机声，不一会，国民党的几架轰炸机出现在城南庄上空。毛泽东正在屋子里批复电文，没当一回事。陈伯达听见了国民党的飞机声，立即感到大事不好：这些飞机是冲着毛泽东来的。他急忙往毛泽东住的屋子里跑。陈伯达一进院门，看见江青正一个人向外跑，并且很快就钻进了防空洞，而毛泽东还在屋子里。于是，陈伯达不顾危险，跑到毛泽东的屋子里，高声喊道：“敌机来了，敌机来了，主席快走！”毛泽东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陈伯达叫几个战士架着毛泽东赶快撤。毛泽东刚走出院门，敌机扔下的炸弹就准确地炸在毛泽东住的院子里。
毛泽东能躲过此劫，陈伯达是有功的。而且，当时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却不顾毛泽东的安全，只顾自己往院子外跑，而陈伯达不顾自己，往院子里跑。一个向外跑，一个向里跑，两个人的行动已经判明了两个人对毛泽东的不同态度。对此，毛泽东心中当然是有数的。毛泽东是个念旧的人，对这件事不会忘记。而陈伯达在被押至秦城监狱门口，情急之下，为了救自己而高喊的这一句话，就是喊给毛泽东听的。陈伯达原来处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位置上，这一声高喊，自然会有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别人听不懂陈伯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毛泽东听得懂。毛泽东听到这句话，也自然会想起这段往事。毛泽东会判断：如果陈伯达真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他在那个时候，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的。因此，陈伯达说他不是国民党特务，是真话。江青和康生搞的陈伯达的材料不实。毛泽东心中是清楚了，但是，批陈整风是大局，陈伯达也确实跟林彪搞在了一起，毛泽东对陈伯达还是要批的。所以，在此之后，毛泽东对陈伯达在政治上批得很严厉，但在生活上一直关照他。不久，全国把批判转向了林彪，“批陈整风”也改为“批林整风”，对陈伯达的批判，也就逐渐淡化了。
对这件事，陈伯达一直感谢毛泽东，他认为，在当时，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关照，就是“四人帮”不对他下毒手，身体一直不好的他，在监狱里也早就死了。
陈云力主不杀江青
为了清算“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立案审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气氛中，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却力主“不能杀”，陈云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后来大多数人接受了陈云的主张，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又改判无期徒刑。
谭震林为何又叫“谭大炮”
对谭震林的脾气，陈毅元帅曾经说过：“他若朝你发脾气，你可能受不了。可是一转身呢，他又在说你的好处了……”这是指谭震林批评人时，叫被批评者下不了台、无地自容、难以忍受，但过后不记账，从不背后给人穿小鞋。
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正是他个性表现最充分的时候。谭震林的许多老部下仍记得谭震林在第二次涟水保卫战前后，大发脾气。
提起那次战役，许多人都说：“那场仗打得很凶呀！”建国后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在这次战役中任民力动员指挥部的主任。一天下午，他正在涟水的河边指挥架桥。由于敌人刚把桥炸断，修复也刚刚开始，聚集在河边的人越来越多。忽然通信员骑急马跑过来，只对项南说了一句：“司令员的。”项南接过信，打开一看，只有一行字：“今晚不把桥架好就枪毙你！”项南知道司令员这道命令的分量，组织大家齐心协力把桥架好。谭震林来视察，对架桥工作感到很满意，可当他来到河边，看到河边的队伍乱成一团，人马、辎重、伤员、民夫，嘈嘈杂杂，有的队伍还为过河发生争吵。
谭震林脸色铁青：“这哪里是在打仗，简直像搬家！”
他朝伤员的担架走去。果然，担架上有许多零碎的坛坛罐罐。谭震林立定，对身后的参谋说：“派几个兵，把担架上的夜壶一类的东西，统统给我打掉！”
过了一会儿，河边传来砰砰的敲击声。有人不满，便要骂娘，可当看到谭震林虎着脸，便霎时没了声音。
正因为他脾气大，有的干部很怕他。他的夫人也曾劝过他：“你能不能脾气小点，别管那么多闲事？”
他则理直气壮地回答：“怎么是闲事？该管的，就是要管。这种事情，只要别叫我碰上，碰上了就别怪我不客气。”何止是不客气，有时还叫人下不来台。他的道理是：就是让你下不来台，否则你是记不住、改不了的。
他下基层考察，结束时，干部开会。参加会议的干部都是捧着稿子念，很乏味，在场的人不是打哈欠，就是抽烟。当一个领导开始发言时，又是念稿子，而且磕磕巴巴，念得很不顺畅，显然稿子不是他写的。谭震林火了，当场打断这位领导的发言，问道：“你的稿子是谁写的？”被问者只好说是别人替写的。“那今天是你发言啊，还是别人发言？”说完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讲稿，说：“我都不像你，三页半的稿子，还让秘书起草。”他站起来，巡视了一圈会场，当场对这些干部批评道：“官，越当越懒！讲十几分钟的话，都要别人替写。这不脱离实际才怪！今后你们要是再让别人写稿子，就是不称职！”
脾气大并不意味着谭震林对别人的意见一点都听不进去。对待批评，谭震林曾经说过：“对来自上头的批评，你要敢揽起来。对来自下级的批评，你要听下去，要当下级干部的‘出气筒’。”淮海战役的一个战斗间歇，谭震林决定在自己领导的东线兵团召开一次会议，让大家提意见。可他没想到，许多人的意见，竟都是对着他来的。有个老同志说他“还不如蒋介石”。会议上，许多同志都对兵团领导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提出意见。这位老同志直接就批评谭震林：“谭政委，你待物接人，很不像话。”会场上的气氛马上就紧张起来，大家忍不住看着谭震林。谭震林和颜悦色地说：“好，你说下去。”“大家知道，我在国民党里做秘密工作。我去见蒋介石的时候，喊声报告，给他敬礼，他还站起来给我还礼。那天我去见谭政委，喊了报告，你呢，像没听见一样，既不站起来，也不还礼，我看你还不如蒋介石！”这下会场开了锅了。当时，蒋介石的名字在革命队伍里是和狗屎差不多的，这位老同志竟然说谭震林比不上蒋介石，这下可有好戏看了。但谭震林依然微笑着，认真地听着。他并没有立即解释，而是反复思索。吃饭的时候，见大家仍在议论此事，他站起来，说：“大家就不要再谈了。同志们的工作环境不同，相处时难免有些隔阂，这位同志讲出来，就是好事，希望大家以后能够注意。”
他牢记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古语，即使在建国后，身居副总理之高位，仍时刻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百姓的呼声。对那些官僚主义的倾向和问题，从不客气，从不留情。于是他便得了一个外号——“谭大炮”。
陈伯达的“八怪”
陈伯达从1969年秋到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垮台，前后约一年时间，跑到首钢一共18次。其时，娄熙元先生是首钢军管会的军代表，对陈伯达在首钢的种种活动颇知其详，其中的若干次，他还是在场的耳闻目睹者之一。
陈伯达是个怪怪的人，可以归纳为以下八个特点。
一是头顶不见天日。无论冬天夏天，黑天白天，室内室外，他总是戴一顶帽子。不是他家里的人，很难知道他的头发是白是黑，是多是少，以及发型如何。
二是不问别人姓名。他到首钢多次，军管会的几位领导人迎送陪同，向他汇报，听他讲话。但他始终不知道这些面孔熟识的人姓甚名谁，担当何种职务。至多，他只是笼统地知道这些人是负责人。
三是喜欢平房。当时首钢厂东门办公厅的院子里，只有一座砖砌的拐角平房和几排油毡盖顶的工棚式的房子，简陋至极。陈伯达看了大加赞赏，说是“艰苦朴素，脚踏实地”。他到石家庄，看到当时的河北省革委会在裕华东路原石家庄地区党校的一座楼里办公，随口提出批评：“不要高高在上嘛！”他走后，李雪峰便下令将省革委会搬到桥西的一处平房里安置。
四是不坐沙发。因为他经常光顾，以表示礼遇，首钢在办公厅一间大房子里，周围摆一圈沙发，中间铺上地毯。他来了，对沙发不屑一顾，将屁股落在地毯上，盘膝而坐，侃侃而谈。其他人在他面前也就不好坐沙发，只得主随客便，一齐席地而坐，连谢富治也只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