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二年（1842）春，道光帝深感妥协退让带来的耻辱。二月间，命令大学士奕经任扬威将军，侍郎文蔚任参赞大臣，再与英军打一仗，务求必胜，以雪心头之恨。
毫无军事常识的奕经，督兵三路，向驻守在浙江的宁波、镇海、定海英军发起反攻。结果，三路兵皆溃，奕经、文蔚各奔逃命。
皇帝没辙了，只得忍气吞声派耆英、伊里布向英军求和。英军岂肯善罢甘休？为了达到侵略的目的，改从长江下游进军。当时，朝内以王鼎、潘世恩为代表的主战派，强烈要求道光帝给林则徐、邓廷桢复职，重整旗鼓，御敌于国门之外。
当林则徐因禁烟获罪，被遣戍伊犁途中，正值河南开封段的黄河决口，王鼎刚刚出署东河河道总督，负责堵塞溃堤，用人孔急之机，王鼎复上疏道光帝，奏留林则徐襄助河工。治河工竣后，又奏请林为河督。是时英国侵略军正从海上北犯，道光帝怕得罪洋人，仍坚持林发往新疆。
王鼎从河南回到北京，再次向道光帝痛陈割让香港签订协议对国家的危害，还当面怒斥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是秦桧、严嵩。
四月三十日，冯志沂的座师，军机大臣王鼎在屡屡上疏力主抗英，重新启用林则徐不被采纳的绝望中，决定悬梁自尽，以死相谏，于遗折中疾呼：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
王鼎“暴毙”于圆明园的寓所，许多生前友好，同僚属下纷纷去圆明园吊唁亡灵。
冯志沂为座师吊丧的头天，整整下了一夜雨，早上乘轿车去了圆明园，只见“山楼云惨淡，石路水喧”的景象，想到座师含恨辞世，林公远戍伊犁时，心情沉重地发出了“趋走真违性，浮沉转费才”的慨叹。
王鼎忠贞体国，爱才护才，不惜杀身成仁的烈举着实令人感动，并激起人们的反省。事后，冯志沂频频游走于师友之间，指斥奸佞，揭露军队不堪一击的现状，联名疏请改革弊政。
梅伯言先生针对沿海防卫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宜用“近战接敌”的战术，反对“筑台用炮，以短攻长”。还指出“中国非兵不多，粮不赢，患气不振。”
余小坡先生上书万言，弹劾琦善十大罪状，痛斥其误国病民，苟且偷安。
名士张穆深恶政治之昏暗，每在朋友雅会的场合上，激言抨击。认为清军屡战屡败，不仅仅是本国的舰炮落后，主要因指挥的错误和军队腐朽造成的。
号称“谏垣三直”的朱琦、苏赓堂、陈庆镛对主和派的一再退让，英军的步步紧逼，个个口诛笔伐，“一时文章、言论掉鞅京洛，甚至宰执亦畏其锋”。（《岭西五大家研究》）
庆霖同样是个蒿目时艰的正义之士，鸦片战争开衅以来，该人“私忧窃叹”，写出数百言的叙事诗，直指此战开启了大清国的厄运。某些士大夫明哲保身，不敢抛头露面，“而君独大声疾呼”，以至缘忧愤得病而死。
时至六月，英军基本摸透了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底细，悍然攻陷吴淞，提督陈化成血战牺牲。七月陷镇江，进犯南京。畏敌如虎的道光帝慌忙派耆英、伊里布去南京与英人议和。
八月二十九日，中、英《南京条约》正式签订，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五口通商”，并向英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以丧权辱国的沉重代价画上了句号。这年，冯志沂虚岁二十七，素怀爱国情志的他，首次遭到巨大的精神打击，颓然悲叹道：“比来守口欲如瓶，广坐群哗常独默”。意识到自己官卑职微，无论怎样呼号，终究与事无权，只能默默忍受着心灵深处的创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