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在其成型的过程中，由于大规模的流动迁徙和环境的险恶，迫使他们摒弃了懦弱保守的性格和意志薄弱的成员，并以坚忍卓绝的精神和斗志开拓着自我的生存环境，从而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但是，客家文化的前身其实是中原文化，客家民系就产生于中原，客家人就是中原移民。遍布于今日粤、桂、台、闽、赣及海外的客家人，先天就带有中原文化的印痕，虽然历时久远，但他们代代相习，不断传递，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客家文化是演变、递嬗了的中原文化，由于它较多地保存了中原文化的原生形态，所以，从文化渊源上，它和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是研究中原文化的资料来源和活化石。
没有中原地区移民的流动和南下就没有客家民系，这是客家文化形成的前提。然而，迁徙的原因主要是兵燹战乱、国破家亡，这就使得迁徙带有被迫的性质和悲怆的色彩；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流动也使他们更加看重旧有的文化基础和观念形态。中原文化中牢固的本土意识和人文精神时时振动着这些移民的灵魂，使得他们在观念上和汉文化精神始终难以分离。
另一方面，完全改变了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又迫使他们改变着旧有的文化（至少是局部地改变），必须建立一些适应新环境、新形势的新文化而对过去有所扬弃。这样，客家文化必然具有两重性：一是有意识地对旧有文化予以保留；二是被动性地对旧文化进行改革，这成为客家文化的格调，也成为客家文化的特质。不管是对旧有文化予以保留还是进行改革，也都无法脱离中原文化这个母体来源。
一、客家文化的形成
所谓“客家”，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客”，指外来移民；二是 “家”，指由中原南下，举家迁徙或落地成家的那些豪门望族。
从历史上看，客家先民多为中原地区、尤其是豫州的居民。其迁徙最早始于西晋末、东晋初。《晋书 ·地理志》豫州条云：“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口。又以当阳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下，最后一举灭掉西晋，中原震动，豪门大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场大变动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是京畿豫州一带的士族豪门。随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他们纷纷迁移南下，而东晋政权为了延揽和照顾这些士族，开始在南方设立这些外来移民的居住侨郡，并以北方地名来命名这些侨郡，以照顾他们的意识和心理。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所设侨郡中规模最大的是“豫州”。由此可见从河南地区来的移民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为了最大限度地照顾这些贵族的利益，东晋又设立了“给客制度”，它直接演化成为“客家”这一称谓，并为客家民系的组织制度和社会结构输入了更大的活力。《南齐书 ·州郡志》云： “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当时，北方大姓几乎全部南移，由于受到东晋政权的保护，这些迁移的北方人并未衰微，反而日渐兴盛，这就为后来的屡屡南移提供了一定的动力源。
从整个客家人的迁徙路线来看，按照历史的划分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五次：第一次是东晋初期的“中原望族，相率南奔”。他们来自中原，大多落在江淮一带，至皖赣者为多。这次南迁，由于有着东晋政府的种种照顾政策，很快趋向于稳定，并一直保持了五个世纪。唐末社会动荡不安，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兵锋纵横南北，这些名门望族受到极大的威胁，客家先民第一次逃难后的落居地正是黄巢起义军辗转往复的要冲，在这种情况下，遂开始第二次迁移，即由皖豫鄂赣等第一时期落居地，再迁至皖南及赣东南、闽西南和粤东北地区。第二次迁移后稳定了三百年。后来，金、蒙古相继占领北方，并日益南侵，客家先民不得不又一次迁移，这第三次迁移乃是一部分由第二时期旧居，分迁至广东东部和北部。经过五百余年之后，客家人又开始了第四次迁移，时在明末清初之际，满清人南下入主中原，受祸烈最为严重的部分客家人，从第二或第三次迁移旧居，分迁至粤中部和滨海地区及川桂湘台等地，一小部迁至贵州南边及云南。客家的最后一次迁移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部分客家人又迁至粤南及海南岛，有的流寓海外。至此，经过五次迁移，客家人的居住范围已基本稳定，表现出现今所呈现的客家分布态势。
由于中原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不断颠沛流离使得客家人最重家世谱牒，这数次迁移的始因和路线都十分详尽地记述在他们的谱牒中，不管如何迁移，他们始终都对自我的起源地难以割舍忘怀，常常 “述本源流”。在现今所能觅到的客家人族谱中，总是对先世的故居极尽缅怀之情，而他们的祖籍大多在中原地区，其中以河南较多。
客家的概念和群体是历史上中原部分居民经过不断迁徙和流动形成的，是历史所造就的一种文化人文现象。然而，从中原人到客家人毕竟还有一个契合点和转折点。由于客家的概念主要是居住地点的变更，那么，这个转折点也体现在其迁移过程中的中转环节。考察客家人的迁移，可以发现，福建宁化石壁乡是客家迁徙的中转环节，是中原移民转化为客家人的里程碑。从大量族谱和方志记载来看，宁化石壁乡在客家迁徙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客家人称道和记铭之所在。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南方乃至世界各地几乎都经过了宁化及其石壁。宁化西北有武夷山脉作为屏障，自外入闽又有一条较为平坦的狭长地带作为通道，而中原移民在这里集结、休养整息之后形成了较为整体化的移民集团再向闽粤等地整股流寓，从而开始了真正的客家人时期。因此，凡流寓这里，并在这里认定共同族系的中原移民就转化为客家人及其后裔，它成为客家人的界定尺度和标准，而在历史实际上也确乎如此。
客家人的称谓形成于唐宋，《旧唐书·食货志》、《太平寰宇记》、《元封九域志》、《舆地纪胜》等书中都曾提到“客”、 “客人”、 “客家人”、 “客族”。记述客家人经过宁化石壁的一些重要谱牒文献，如梅县《丘氏族谱》、嘉应《刘氏族谱》、兴宁《廖氏族谱》、平远《姚氏族谱》等，记其经宁化也是在唐宋这两次迁徙时期，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实体上，客家民系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并由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客家文化。
二、客家文化的中原特征
客家文化是在迁移过程中，根据环境的变化需要而成型的文化，它秉承着中原文化的主核，而延伸着新环境新条件下的文化需求，从而既创造一些新文化内容，同时也恪守着中原文化传统。由于客家人在流动中始终是集团式或家族式的迁移，有着相对封闭和单一的生存空间，又由于这些客家先民本身就是中原地区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名门望族，所以，由他们所保存下来的一些中原文化，也相对较为原型和纯正。
恪守礼教，重伦理、倡道德，是中原文化的一大特点。客家先民本身就是中原地带的高知识阶层，自然极为重视这个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内容，所以特别重礼教、倡文风，古朴求真，发愤求学，勇于进取。台湾学者陈运栋先生对此总括为： “客家虽自中原南迁，然其重道德、重义气、重礼节、重理智、性刚强，仍具古风。保存汉族血统，最为纯粹。语言风俗习惯，犹是中原遗风。其守礼节、重道义、好学问、讲伦理，均表现中原民族气质……客家，就其语言与精神表现，均具中原古风”。著名学者罗香林在其《客家源流考》中指出，这种“客家精神”乃是“中原精神”的最好体现和发扬。客家人集中的嘉应地区《嘉应州志》卷八礼俗引《大清一统志》云： “民俗质实尚勤俭，重本薄末，地狭民瘠，尚气轻生。君子质木，小人悍蔽，俗称谨愿。”又引王志云： “温饱之家益敦俭素，输赋奉公，不事鞭扑。士喜读书，多舌耕，虽困穷至老，不肯辍业。”王象之《舆地纪胜》载： “方渐知梅州，尝渭： ‘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可见州士之读书，自宋已然。”这种情况与中原古风如出一辙。
重礼教、喜读书是一种文化习惯，它的实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对传统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是中原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而客家人也把儒学奉为经典。在客家人的较大聚居点，几乎都修建有学宫和奉祀孔子的场所，岁时祭拜。对于传统学术，客家也不乏儒学鸿师。据有关史书所记，客家人为硕儒者，在宋有长汀杨方、宁化张良裔，俱入史书儒林。明代理学大盛，客家人研究理学而有成就者更多，著名的如惠阳叶春芳、叶天佑，信丰俞溥，龙南月华，南康刘昭文，兴宁张天赋，长汀扬昱等数十人，俱名重一时。清代及近代，客家的经师及学问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名笔更层出不穷，形成了有着自身特征的学术流别。
客家人恪守礼教，自有一套与之相符的伦理道德。环境的变迁和条件的困难使他们更为重视家庭，关系和家族团体，中原文化的人文精神时时深化着家群观念。作为社会最基本单位的家庭是他们精神和生活上的直接寄托和依靠，对家庭的依赖成为他们的生存意识而渗入心理。在这种心理意识上所形成的一系列品格—
忠于家庭、孝顺父母、悌友兄弟、和睦毗
邻也成为客家人倡导的伦理规范。
客家人最讲“木本水源”，他们对于自己祖先的经历如数家珍，永不忘怀，并由此而尊奉家族制度。客家人尊奉并大力提倡数世同堂，早在唐、宋时，这种情况就十分明显；《资治通鉴·唐纪》记客家人张公艺 “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问其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宋史 ·孝义传》记客家人陈兢“长幼七百余妇，不畜卜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每食必群坐广堂，未成人者别为一席……乡里率化，争讼稀少。”这种家族群体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对内谋求经济的自给自足，养老抚幼，教育子弟，祭祀祖先；对外则防御外侮，以集体的力量保护家族的安全。在客家的大家族中，分工细致合理，行业完备，若一行失败，则可由它行弥补，不致空缺。大家庭内由家长主持，如家长健在，虽子孙满堂也不分家。人数增多则营造房舍，逐渐形成“围垄房屋”，这一被日本艺术大学茂木计一郎教授所称颂的“自天而降的黑色飞碟”显示了客家人居住文化的基本特色，被称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这种具有居住功能和安全功能的房建群，也反映了客家人的浓重家族观念及其亲和力。
客家人祭祖是一件大事，至今仍然如此。正月祭祖，供品须摆至十五天才撤去。守岁之夜，全家聚集在祖先灵位前，老人给儿孙讲述祖先功绩，教谕后辈，通宵达旦。《中华旧礼俗》引客家人节日歌云： “正月是新年，烧香奉祖先。”祭祖活动既有隆重庄严的仪式，也有热闹欢快的祥和气氛。节日期间如初二回娘家、腊八和祭灶等，仍明显体现着中原文化的风采。
几次迁徙也使客家人处于大型或小型的流动状态。在迁移时，不管多么艰难险恶，他们往往把祖先的骸骨出土背着出走，到新住处时，再按礼重新安葬，在遇到危难时，如兄弟被迫分离，则必分抄族谱，牢记宗系，以备将来 “敬宗睦族”；它无一不是由血缘关系纽带长期缔结成中原人文的延续。
客家人的婚礼和丧礼也充分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征。人种的繁衍和个体的死亡是人类社会中永远出现和重复的事实，是无论任何民族或部族都不可避免的，而由于生产方式、经济来源、生态环境、人文心理的不同，婚丧礼仪也千差万别。在这两则永恒主题上抽象出来的礼仪，也显示了不同文化的不同特质，对于客家人来说无论怎样颠沛流离，对以保证自身繁衍的婚礼和人生归宿的丧礼，都依然遵奉祖先的垂训，体现着 “中原人”的行为习尚。台湾学者邓迅之先生称： “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而且历代都保存中原的传统文化，所以他们的婚姻礼俗深受古时风尚气习的影响；也就是说，客家人的婚姻观念，仍以传统的‘传宗接代’为目的。”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客家的婚姻礼仪，基本上都按照中原古礼中的婚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徽、请期、亲迎六礼来进行。在西方文明传入中国之前，基本上遵循着旧式婚礼和旧式程序。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使当中原地区的婚礼随时代变化也简单化和自由化之后，客家的婚礼仍然据中原古礼进行。在这方面，由于生存的内向性，他们所体现的中原文化传统甚至比中原地区还要明显，客家人的丧礼也和中原古礼难分轩轾，从人弥留之际到成服、守灵、入葬和服丧，都保留着中原文化的传统习惯。这种庄严肃穆的哀礼加上客家人的细心和恰到，往往把亲属的悲哀宣泄得淋漓尽致，客家人既恪守风习又十分懂得使用感情。
以上我们林林总总所述的一些客家文化现象，显露出明显中原文化特征。但这并不是因客家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所致，而是客家文化本身就是中原文化的一种推进形式，上述只是与中原古文化相比，在推进过程中依然恪守和保留的东西。由于诸多原因，客家文化对传统的保留甚至比中原地区的保留更正统、更纯执。不过文化本身毕竟是随着生存环境而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客家人毕竟已迁出中原而定居在与中原风物有很大差异的生活空间，必然对自身原有文化、特别是物质文化进行改造和更新。例如饮食文化，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土质生态物产的改变，要想保留中原的传统膳食结构已不可能。其他诸如居住、营生、新的神祗崇拜、衣服被饰等等，也与中原同类文化发生了重大差异甚至大相径庭，这是文化发展中的必然情况和正常现象。
三、客家语言是中原古音的直接展现
语言是显示一种类型文化特点的重要方面。客家语言是维系客家群体的意识凭借和精神力量，几乎成为是否客家人的界定。而客家由于源于中原，故客家语言又是中原古音的直接展现。
从民族源流而论，客家就是汉族，而且就是居住在中原的汉族大姓，由于漫长的封闭状态，他们的汉族血统似乎更为纯正。语言是居住共同体内交流思想感情、生产生活的第一文化要素，这些清高孤傲的贵族后裔，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语言特征。所以在客家语言中保留着许多汉语古音，尤以唐宋之际为最多。陈沣《东塾集》称： “嘉应之话，多隋唐以前古音。”章太炎《新方言·岭外三州语》： “广东惠、嘉应二州，潮之大埔丰顺，其民自东晋末逾岭，宅于海摈，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
语言的传布不外有两个途径，一是自小学语的生活语言；一是授书课本的书面语言，客家人的祖先有较高文化水准，接受的书面语言更多。这在古代被称为“雅言”。所谓雅言，是相对摒除了“俚语”的那些文明语。在现今所能得知的客家语言中，仍保留着大量的这些古代雅言，它们往往可以在古语中找到一致的对照。如客家语中，称我为吾，你为若，他为其，他的为厥，太阳为日，姐为姊，没有为无，吃为食，喝酒为饮酒，稀饭为粥，漂亮为艳，肮脏为垢腻或秽，胖为肥，散乱为阑珊，好了为好矣，这些都是古代的雅言，是古代正规的文学用语。我们只要稍稍涉猎一下古代汉语，便会发现古汉语传承至今的各方语系中，它的最佳保存者便是客家语言。诸如此类的用语在客家话中比比皆是。实际上，在真实的文化生活中，客家应用雅言所达到的口语化程度和古代相差无几。其实，在古代中原地区，也恐怕只是知识分子在写作时才用这些雅言词汇。而有着较高知识水平的客家先民，在迁徙过程中面对南方陌生的语言环境，为了准确一致地名物状义，往往把中原雅言有意识地推广到、固定到生活口语之中，并成为一种传统。它无形中使中原古语—脉相继地延续下来，成为客家语言的重要内容。
客家话也是中原古音的最佳保留者。这种保留的程度比现今的中原音系更正统、更规范。例如《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大部分出自中原。既然是诗歌，尾字总要韵，但用现今时普通语音来说，却不尽然。《诗·齐风·南山》： “葛履五两，冠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其中的双、庸、从应该叶韵。但由于中国语音至唐一大变，开始分韵，所以现今中原乃至大半中国，已很少保留隋唐以前古音，而在客家话中，却对中原古音多有保留，如以客家话诵读上诗，却可以琅琅上口，韵切分明。
客家语言的研究，是一个非常专门化、难度很大的课题。从总体来讲，无论是从音韵学方面或训诂学方面，方言学家都认为客家方言与中原古语，尤其是中州河南的古汉语最为相近，它保存着许多古中州音韵语汇，有浓厚的古中州风俗色彩。其实，这些说法只是泛指，客家方言中的中州古语，并非单一时代空间内的古音语汇，而涉乎自先秦至唐宋的中原古音韵语汇，它与客家先民南迁的不同时代、不同出发点及所经历的站点密切相关，之所以能保存着这些古音，则主要由于客家人的“宁卖祖宗田，毋忘祖宗言”的文化心理，也由于客家人“多居山地”，处于封闭的生活环境。而这种语言的形成，则是客家人向客家群体归属的基本条件。客家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深深植根于客家民系的总体文化之中，昭示着自己祖先、来源的一面明镜。
客家文化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客家部类文化中梳理追溯，总可以找出中原文明的某些原型或是影子。但是，从客观的文化形成而论，客家文化毕竟是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另一类文化形式，它也不能描述成派生出来的中原亚层文化。客家文化就是客家实体文化，它是在中华民族大文化背景，社会历史变化中的产物，是局部文化运动嬗变的结果。（李勤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