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州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努尔哈赤在历史政治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活剧的物质基础。
女真奴隶制已有悠久的历史。明初的建州女真，奴隶占有制经济形态占居支配地位；然而，它既出现了封建制因素，也保留着氏族制残余。在女真奴隶制形态下，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掳掠：“劫掠人口、牛马、财产，孤人之子，寡人之妻。”
这是由于，“野人之俗，不相为奴，必掳汉人，互相买卖使唤”。所以奴隶也叫作“使唤人口”。据明朝辽东六件《信牌档》的不完全统计，仅永乐二十一年（1423），被掳人口竟达一千零八十九人。但女真内部也有少量债务奴隶或罪犯奴隶。另外，奴隶即阿哈被允许结婚后所生的子女，也是奴隶。
女真奴隶主常常剽掠汉人和朝鲜人卖作阿哈。据朝鲜史书记载，许多辽东汉人“被童猛哥帖木儿掳掠到阿木河为奴使唤”。奴隶既用于家内使唤，又用于农耕、渔猎、畜牧、采集等生产方面，也用之于经商，做“贸易使唤人”。在猛哥帖木儿的斡木河期间，由于建州女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朝和朝鲜封建经济的影响，在其奴隶占有制经济形态中，已经出现了封建因素。斡木河地区社会生产组织是封建制的。猛哥帖木儿在这里拥有大最的耕牛和农器，从事耕农。朝鲜史书记载，建州女真人，耕田交租，或“服役纳赋，无异于编户”。这就为后来努尔哈赤进行社会改革播下了种子。
建州女真辗转迁徙至苏克素浒河、浑河流域之后，这里的土壤和气候此较适宜农业生产，与抚顺毗连，汉族高度发达的封建经济的影响，汉人的大批流入，以及通过“朝贡”和“马市”换回大量铁制农器与耕牛，使女真社会生产力快迅提高。耕牛和农器为建州女真“所恃以为生”。早在 1459 年（天顺三年），建州卫头目从北京返回旧居时，“沿途买牛，带回耕种”。至万历初年，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买回的耕牛、农器数量是十分大的。如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的十七次交易，女真人买进铁铧四千三百八十八件，其中一次为一千一百一十三件；同月二十九次买牛交易，买进耕牛四百三十头，其中一次为九十七头；同月的二十七
次交易，参加的女真人共有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人，平均每次五百一十人，最多的一次达一千一百八十人。
同时，建州等卫女真人到北京“朝贡”，人数很多，“借贡兴贩，显以规利”。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祖宗朝建州、海西诸夷世受抚驭，故进贡许一年一次，每次贡夷数千名，天顺、成化间为其供费浩繁，量议裁减，嗣后仍复加至一千五百名”。即至万历中期，“海西每贡千人，建州每贡五百人”。他们车辆辐辏，汇聚京师，熙来攘往，开市贸易。在返回之时，将所买货物装车，货位高达三丈余，仅瓷器一项，有时“多至数十车”。尤其是建州灭哈达之后，原哈达的三百六十三道敕书，“奴酋夺而有之”，扩大了对明朝的直接贸易权。因为“朝贡”和“马市”贸易的不断扩大，汉族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进入女真地区，促进了女真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建州女真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也有渔猎、采集、畜牧、矿冶、手工业和商业等部门。努尔哈赤在费阿拉“称王”后，建州女真的农业经济，由于普遍使用耕牛和铁制农具，以及耕作技术的不断提高，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如申忠一到费阿拉。见婆猪江、苏克素浒河一带地方，“无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粮食产量较高，“田地品膏，则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收一石”。后来李民突也有同样记载：“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而且大量种植山稻，如兵士出征打仗，常携带蜂蜜炒米。努尔哈赤强调说建州不同于以吃肉衣皮为生的蒙古，而是以“种田吃粮为生”。因此他重视女真农业生产的发展。
如出征不违农时；不允许将牛马拴在果树上，以防啃摩树皮；牛群毁坏庄稼，牧人要鞭二十；牲畜踏坏农田，每匹罚银一两。他在春耕季节，带领诸贝勒大臣等出城巡视农耕。他还责令额真要重视种植粮棉，如额真所属诸申等秋后衣食不足可告状，随后将其从收成较差的额真那里，拨出交给收成较好的额真，以表示奖惩。
农业之外还有渔猎经济。女真人渔猎经济源远流长，如辽金元时海东青的捕猎，明初的貂皮贸易都可说明。然而，努尔哈赤兴起之后，貂皮、明珠等贸易，使其民殷部富。
为着捕获貂鼠和捞采珍珠，到了采捕季节，女真人成群结队，或深入松林，貂巢其上，张弓焚巢，貂坠于网；或拥入河汊，猎架渔梁，幕棚马迹，珠采于袋。
畜牧业也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行业。家畜的驯养比较繁盛。比如申忠一目睹建州女真，“家家皆畜鸡、猪、鹅、鸭、羔、羊、犬、猫之属”。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占有很主要地位。牛马的牧放非常兴旺。《建州闻见录》载：“六畜惟马最盛，将胡之家，千百为群，卒胡家亦不下十数匹”。女真的雄马不骟，马匹也不喂菽粟，夜间圈围在不蔽寒暑的栅栏里，白天牧放在水草丰足的原野上。因马匹牧放的膘情直接影响其军事力量，因此努尔哈赤常常亲自检查马匹肥赢，肥壮的受犒赏，羸弱的受鞭责。
采集经济依然占很大的比重。采集主要包括挖人参、酿蜂蜜、捡松子、摘蘑菇、收木耳、拾榛子等。建州女真地区盛产蜂蜜。蜂蜜是努尔哈赤岁贡和市易的重要物品，“酋岁贡蜜，兼开蜜市”。为建州蜂蜜事，有人敷衍出一个贻笑众人的故事。
人参在女真采集经济中占据首位。人参喜欢生长在露水浸润的丛林里，在美丽的小花凋谢后，结着圆圆的蒴果。每到采参季节，倾落出动，百十为群，深人密林，挖掘人参。女真人在挖参前，虔诚地默默祷告；挖参时，顺着参茎掘其根部，小心翼翼地唯恐误伤根须；挖完后，将人参放在河溪中洗涤泥土，用桦树皮包装，再返回到原地祷告。世界上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种植物像人参那样神圣，引出那么多的神话和传说。这是由于就某种意义说，人参是建州女真经济的生命线。为此，明廷官员试图以减买人参，遏制努尔哈赤就范。明廷一度中止互市，建州女真两年间腐烂人参达十余万斤。努尔哈赤为打破明人对人参贸易的控制，对人参生产技术进行革新，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即改浸润法为煮晒法：曩时卖参与大明国，以水浸润，大明人嫌湿推延，国人恐水参难以耐久，急售之，价又甚廉。大祖欲煮熟晒干，诸王臣不从。太祖不徇众言，逆煮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
努尔哈赤的上述改革，不仅是对中药学的宝贵贡献，而且使女真人获得实际的物质利益，更提高了他在女真人中的声望。
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建州女真早在明初就有冶匠，但是“箭镞贸大明铁自造”。
后又能淬火，“设风炉造箭镞，皆淬之”。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女真经济中发生一件大事：三月，始冶铁，开金、银矿。开始较大规模地采矿、冶炼。这更促进建州手工业的发展。当时主要有官营军事手工业和家庭民用手工业两种。手
工业内部有分工：“银、铁、革、木，皆有其工”。工匠有女真人，然而后来更多的工匠是汉人，也有朝鲜人。这些擅长手工匠加速了建州手工业的发展。“一自铁人人去之后，铁物兴产”。他们制造的锁子甲等，坚硬精巧。明官员徐光启言：
后金“兵所带盔甲、面具、臂手，悉皆精铁，马亦如之”。《满洲实录》称征叶赫“盔甲鲜明，如三冬冰雪”。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后金手工业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在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后金社会已能淘金、炼银，掌握焊接技术，炼制黄色火药成功，并接管明朝辽东的铁矿、冶炼设备和大批工匠，于是手工业有了更大的发展。
在手工业中，车船、纺织、制瓷、煮盐等均有所发展。女真人的陆路运输用独轮车，“家家皆用小车”；水陆交通用船，制造的“小船可乘八九人，极轻捷”。
船的数量比较长大。女真人的纺织，李民突目睹“女工所织，只有麻布”。自从汉族缫丝、棉织技术传入建州，其纺织业有了发展。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已能织蟒缎。女真人的制瓷是在占领辽阳之后。之前他们用木制碗、盆，后来逐渐使用汉人烧制的绿碗、盆、瓶等器皿。女真人的食盐，先是来自“贸盐”。后明廷断绝盐路，建州吃盐困难。于是，天命五年（1620）六月，努尔哈赤派兵去东海煮盐。“收得四百余驼”。收得的食盐，按男丁分配。努尔哈赤特命给修筑萨尔浒城者每人半斤盐，以资恤励。至占领辽东海、盖、复地区，许灶户不纳公差，鼓励多煮盐。如盖州一次贡赋盐一万斤。后金的食盐问题方得到解决。
建州手工业的发展，是与努尔哈赤重视工匠密节联系。他出于征战的需要，对进入女真地区的工匠，“欣然接待，厚给杂物，牛马亦给”。占领辽沈地区之后，更为重视工匠的作用。努尔哈赤在下达的文书中视工匠同贤人，列为国中之宝，这是难能可贵的。显然，提高工匠社会地位，给予各种优厚待遇，有利于建州手工业的发展。然而，实际上他们仍处于工奴的地位。
还有商品交换经济。建州通过“朝贡”、“马市”和行商，同明朝、蒙古和朝鲜等进行贸易，以貂皮、人参、东珠、马匹、皮张、干果、蜂蜜等，换取牛、铧、锅、针、盐、布、猪等。努尔哈赤在青年时期即往来抚顺经商，后多次到京师边“朝贡”边贸易，又曾一次派三十名商人往黑龙江地区做生意，还在家中同蒙古商人交易，也通过女真商人把光海君咨文从朝鲜王京带回赫图阿拉。建州商业的活跃，推动其生产的发展，促使其生活的提高。但是，长期以来，女真的商品交
换主要是以物易物。所以“掠钱无所用，高积如山”。随着商品交换经济的发展，天命元年（1616），“铸天命通宝钱”。今天见到的是用红铜铸造的“天命汗钱”。
它一面无字，另一面为无圈点满文：左为 abkai，汉译天；右为 fulingga，汉译命；上为 han，汉译汗；下为 jiha，汉译钱。但努尔哈赤的铸币并未大量流通，后以“银子充足，不必铸钱”，而停止铸币。当时主要流通的货币，仍是明朝的白银。
努尔哈赤攻占辽阳后，设置管理贸易的额真，商品的价钱和税收，援依明例，并允许原有商人继续开店做生意，只是对偷税者实行处惩。
总而言之，后金汗努尔哈赤从巩固其统治和征战需要出发，重视建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关注商品交换经济的发展。努尔哈赤同其他各部女真首领对比，确实对建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女真人民生活的提高，更多地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他于是赢得女真人的拥戴，击败角逐争雄的对手，取得统一女真各部战争的胜利，也夺取对明战争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女真的各部统一，对明的战争胜利，不然促进其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其经济的改革。因此，在建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其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有许多严重课题摆在努尔哈赤面前，迫切需要加以解决。
随着建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后金夺取辽沈的胜利，后金汗努尔哈赤颁布了“计丁授田”令。“计丁授田”令的颁布，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建州铁制农具和耕牛的广泛使用，生产技术的明显改进，手工业和交换的相应发展，使女真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日趋剧烈。这种矛盾必然表现为建州社会奴隶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冲突。早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前，女真奴隶因被掳使唤，受不了其苦，而纷纷起来反抗。如汉人孙良被掳，卖与豆尚介家为奴，“杀其主母”逃亡。汉人汪仲武，被掳转卖李豆里家为奴，改名斜往，他“以斧并击杀”奴隶主李豆里及其子胡赤，夤夜逃奔。汉人罗伊巨被奴役在金波乙大家里十五年，“杀其妻子”
逃离。
逃亡是当时女真奴隶对抗奴隶主的主要斗争形式。据《李朝实录》的不完全记载计算：十五世纪前半叶，每年逃往朝鲜的女真奴隶约有十五人；到十五世纪中叶，逃亡奴隶提高五点七倍，而到十六世纪中后期，逃亡奴隶约为十五世纪前半叶的六十八倍，最高达到每年千人以上。奴隶的大量逃亡，沉重地打击了女真奴隶主阶级。奴隶们反对奴隶主的斗争，是奴隶占有制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
女真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是其奴隶占有制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在原因，而汉族强大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影响，又是其生产关系变革的外在条件。因此，女真族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奴隶反抗斗争和汉族封建生产关系影响的双重推动下，只得对女真社会进行改革。这个巨大社会责任，历史地落在努尔哈赤肩上。
努尔哈赤起兵之后没多久，即着手对建州社会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最早见于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的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之后，推行屯田制度。当时女真人中存在着“拖克索”。“拖克索”，就是汉语的田庄，又称“农幕”。这年申忠一从朝鲜到费阿拉，途经八十余处居民点中，仅见六处“农幕”。这些“农幕”规模不大，受奴隶反抗斗争的打击，日趋衰落。
如“大吉号里越边忍川童阿[下]农幕，而自上年永为荒弃云”。废弃“农幕”，推行屯田。如“奴酋于大吉号里越边朴达古介北边，自今年欲置屯田云”。
建州女真对屯田并不陌生。明朝在辽东地区，实行“分屯所领，卫兵所耕”
的封建军事屯田制。时“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屯田的办法是“人授田五十亩，给牛种，教树植，复租赋”。努尔哈赤的先世猛哥帖木儿在斡木河时即以“复业屯种”。后据朝鲜史书记载，建州女真“各处部落，例置屯田”。因此努尔哈赤以明朝的军屯和先世的传统为借鉴，开始推行屯田制。
屯田的部民，“每一户，计其男丁之数，分番赴役，每名输十条”。在此，地租与赋税是合并在一起的，主要是劳役地租。实行屯田，不是为了给农奴使用土地，而是为了使他们分摊劳役地租。
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在基本上统一扈伦四部和东海女真、设立四旗之后，在其辖区内实行牛录屯田。他规定：“每一牛录出男丁十名，牛四只，以充公差。令其于空旷的地方垦田耕种粮食，以增加收获，储于粮库。”万历四十三年（1615）建立八旗制度后，努尔哈赤又重申：“因向国人征粮作贡赋，国人必定困苦，乃令每牛录出男丁十人，牛四头，耕种荒地，多获谷物，充实仓库。
任命十六名大臣，八名巴克什，掌管仓库粮谷的登记收支。”依据牛录屯田，实行编户齐民，使政治上的统治权与经济上的占有权相统一。牛录屯田的劳动者主要是诸申。每牛录三百男丁中出十名男子，四头牛，耕田植谷。粮交官仓。这是“三十税一”的封建领主劳役经济。努尔哈赤通过牛录屯田，使八旗的各级额真成为大小封建主；与此同时，使大部分诸申转化为农奴，并进行劳役剥削。所以，
牛录屯田是把女真农奴“当作土地的附属物定牢在土地上面的制度”。
实行牛录屯田之后，诸申要披甲执弓，从征厮杀；种田植谷，交纳贡赋；筑城应差，负担徭役。
这就是说，所有应征的赋税、兵役和徭役，努尔哈赤派给八固山额真，八固山额真又派给所属牛录额真，牛录额真再派给隶属的兵丁。因而加强了对诸申的剥削、控制和奴役。
万历四十四年即天命元年（1616）前后，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将许多处于原始社会状态，“不事耕稼，唯以捕猎为生”的“野人”女真部民，或“收取藩胡，留屯作农”；或“编入户籍，迁之以归”；或“选其壮丁，入旗披甲”——把他们就地屯田、纳为民户、编丁入旗，区分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安置，这就使“野人”女真的路长和部民，转化为后金的封建主和农奴；或则转化为奴隶制下的奴隶主和自由民。因此，努尔哈赤伴随着统一战争而推行的社会改革，加快了“野人”女真部社会的发展。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重视与牛录屯田、拖克索田庄相并行的个体经济的发展。
他特别“告谕”国人要养蚕、植棉。这与建州女真衣服奇缺有关：“闻胡中衣服极贵，部落男女殆无以掩体。近日则连有抢掠，是以服着颇得鲜好云。战场僵尸，无不赤脱，其贵衣服可知。”后金汗提倡要养家蚕，以缫丝织缎；种植棉花，以纺纱织布。从而促进了男耕女织的、一家一户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个体经济的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制的基础。努尔哈赤的以上政策，对于巩固后金农奴主政权、加强封建生产关系和加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万历四十五年即天命二年（1617），后金汗颁布禁杀农奴的法令。它规定：无故杀害农奴者，贝子以上罚“诸申十户”，贝子以下“则戮其身”。
这是一项十分严酷的法令。它的目的是从法律上保护农奴的身份。奴隶与农奴在其身份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奴隶被奴隶主完全占有，即被当做牲畜来买卖屠杀；农奴则被农奴主不完全占有，即尽管“可以买卖”，但“已不能屠杀”。所以，农奴与奴隶的主要不同在于是否可以屠杀。努尔哈赤这道禁止杀害农奴的“汗谕”，对于保护社会劳动力，改革旧的生产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四月，后金首破明辽东重城抚顺，得降民一千户。努尔哈赤对新降附的汉民，没有降作阿哈，而是依照明制，采取了封建
的生产关系。
努尔哈赤不但在后金原有辖区，而且在新占辽东地区，都实行封建制生产关系。
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发布“计丁授田”令。他综合明辽东封建军事屯田制和后金八旗牛录屯田制，颁布“计丁授田”制度，是对女真生产关系的再次重大变革。他命将收取海州地方田十万日，辽阳地方田二十万日，共计三十万日，给予在该处驻居的兵丁。如果田不敷用，再将松山堡以东，包括铁岭、懿路、范河、沈阳、抚顺、东州、马根单、清河，直至孤山堡之田都要耕种。如仍不足，则可出境耕种。努尔哈赤下“汗谕”：
“今年耕种的庄稼，各自收获。吾今计田，每一男丁，种粮田五日，种棉田一日，均平分给。你门不要隐匿男丁；如隐匿男丁，便得不到田。原来的乞丐，不得再讨饭。乞丐、和尚都分田。要勤劳耕种各自的田地。每三男丁种官田一日。每二十男丁中，征一丁当兵，以一丁应公差。
同年十月初一日，后金汗再令辽东五卫的人，交出无主田地二十万日，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的人，亦交出无主田地十万日，共三十万日，实行“计丁授结”政策。”后金汗努尔哈赤，发布“计丁授田”谕令，将辽东地区“无主之田”，按丁授结满、汉人户。所谓计丁授田制度，就其土地所有制而言，后金国家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把土地分为官田和份地，直接生产者除以无偿劳役耕种规定的官田外，于是在所得份地上经营自己的经济，而并无真正的土地所有权。
就其直接生产者的地位来说，直接生产者虽然不像奴隶那种人身隶属关系，但不许隐匿人丁，被钉附在土地上，成为八旗封建主的依附土地的农奴。就其分配形式来说，生产者耕种规定官田作为劳役地租，份地则为“一家衣食，凡百差徭，皆从此出”。
“计丁授田”制度表明，它的土地所有制、直接生产者地位和产品分配形式，都属于封建生产关系的范畴，而其基础则是满洲八旗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努尔哈赤继牛录屯田之后，又颁布“计丁授田”之令，进一步从法律上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在经济基础中的统治地位，标志着我国东北地区满洲社会，封建制取替了奴隶制。
努尔哈赤继把牛录屯田发展为“计丁授田”。后，又发布“按丁编庄”令，
下令将奴隶制拖克索转变为封建制拖克索。前面已叙及奴隶制拖克索即“农幕”
的衰落。建州的拖克索有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它先为奴隶制田庄，努尔哈赤起兵后不久，在奴隶反抗斗争冲击下，渐渐废弃。尔后，奴隶制田庄仍继续存在着。
八旗军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将大量俘获汉人降为奴隶，编入奴隶制田庄。但田庄的奴隶不能聊生，叛亡殆尽。努尔哈赤鉴于田庄奴隶的反抗，辽东封建经济的影响，奴隶田庄濒临瓦解的地步，便发布“按丁编庄”令，将奴隶制田庄过渡为封建制田庄。自此，拖克索发生了质的蜕变。
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三日，后金汗努尔哈赤发布“按丁编庄”谕。
后金的“按丁编庄”，每庄男丁十三人，牛七头，地百日，其中二十日交纳官粮，八十日供庄丁食用。
“按丁编庄”牵涉的问题很多，但就其生产关系来说，田庄的土地，分为纳粮、自食两个部分：纳粮部分，庄丁用自己的劳动、耕牛和农具，耕种农奴主的土地，产品作为劳役地租，归农奴主占有；自食部分，对庄丁来说它提供生活资料，对农奴主来说它提供劳动力。田庄的庄丁，有自己的经济，其身份自然不是隶属于主人的奴隶，而是附着在土地上，为封建主服徭役、纳租赋的农奴。这表明奴隶制田庄已转变为农奴制田庄，奴隶制拖克索转变为封建制拖克索。
田庄的数目，虽限定“每备御给与一庄”，但事产上远不是这样的。据《建州闻见录》所载后金的田庄。“将胡则多至五十余所”，田庄如云，遍布沃野。田庄中，“奴婢耕作，以输其主”。在按丁编庄之后，“奴婢”等同于是农奴。
总之，后金汗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之后，掌握了其辖区的全部土地。他通过后金政权，一面使牛录屯田发展为“计丁授田”，就是将其中一部分土地，授予后金诸申和汉族民户，从而使屯田转变为旗地；另方面使奴隶制拖克索转变为封建制拖克索，就是将其中另一部分土地，分给大小军事封建主，“按丁编庄”，因而使庄田转变为官田。不管是“计丁授田”还是“按丁编庄”，其共同特点是，直接生产者作为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必须为土地占有者交纳劳役地租。这正如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阐述封建徭役经济特点时所指出：
“在这种经济下直接生产者必须分有一般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同时他必须束缚在土地上。否则就不能保证地主获得劳动力。因而，攫取剩余产品的方法在徭役经济下和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是截然相反的：前者以生产者占有份地为基础，后者
则以生产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基础。”因此，努尔哈赤实行“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都是封建主占有土地，农奴分得份地，依附于土地，为地主纳租税、服徭役，并受其超经济的强制。这说明，满洲社会以牛录屯田为标志。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又以“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为标志，初步完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至于后来实行部分汉民“分屯别居”，《清太宗实录》对此记载详细：“先是，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上洞悉民隐，务俾安辑，乃按品级，每备御止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宫之清正者辖之。”这在生产关系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仅仅是为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当然，后金进入辽沈地区之后，仍有大量奴隶存在，如沈阳附近的开城就有买卖奴隶的市场。但总的说来，奴隶制已不再是后金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只是保留在封建制中严重的奴隶制残余。
后金汗努尔哈赤的“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对于满洲社会完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可是对于辽东地区相当发达的封建经济，又是一次历史的洄漩。他在辽东地区的经济政策及其实施，主要引起三种人的不满。一种是后金诸申的不满。如在计丁授田时，上等肥饶之地，或被本管官占种，或被豪家占据，余剩薄地，“绳扯分田，名虽五日，实在不过二三日”。
他们除纳劳役地租外，还应公差，服兵役。连年征战，马不卸鞍，卖牛典衣，买械治装，丧身疆场，妻子无依，其生活苦不堪言。另一种是汉族地主的不满，征发“无主之田”和实行“按丁贡赋”的政策，直接损害辽东汉族地主的利益。因为“无主之田”原是有主的，其主人多是原辽东官僚地主、缙绅豪富，他们或死或逃，同后金贵族利益相冲突。同时，“按丁贡赋”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隐匿丁额的辽东汉族地主。再一种是辽东汉民的不满，辽东汉民无论是“计丁授田”的民户，还是“按丁编庄”的庄丁，其身份都被降作后金汗、贝勒、额真的农奴，所受人身奴役更为严重。
后金统治者给辽东地区汉族人民，绑上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绳索，激起辽东汉民的反抗。努尔哈赤在辽东汉人反抗和女真奴隶、农奴不满的背景下，率军攻打宁远。他在宁远之役中，输给了明朝将领袁崇焕。
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四日，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下达长谕，责怪汉人不
听管辖，心向明国，叛逃不绝，下令八旗满官分赴各地清查，大杀反金人员，将“筑城纳赋”之“小人”留下不杀，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新添了大批庄园，将其中一部分拖克索赐与八旗官将。
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满洲实录》、《武皇帝实录》、《高皇帝实录》等三种“太祖”实录竟然只字不提，几乎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长期掩埋地下，无人知晓。还好，《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六十六对此事作了阐述，使人们得以窥其全貌。
现将其记录记录部分内容于下：汗曰：我等常豢养汉人，而汉人却置办棍棒不止。
著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去各自之村，甄别村中之汉人……（大杀反金人员）。
为我等筑造城池交纳官赋之人，则建拖克索（庄）以养之……一庄编设男丁十三人、牛七头。将庄头之兄弟计人于十三丁之数。将庄头带来沈阳，令其陪住于牛录额真之家。使二庄头之家同住一处。若逢有事，则令二庄头轮番值班前往催办，女真（诸申）勿得干预。将庄头之名、庄中十二丁之名、牛驴毛色，皆缮清单，交与各村章京，然后令前往之大臣造册带来。
以小人筑造城池，不留奸细，即使欲逃，亦仅彼只身逃走，故养育小人也。
若置小人于公中，恐受女真（诸申）侵害，故皆编为汗与诸贝勒之庄，一庄给十三丁、七牛、田百垧，二十垧田作公赋，八十垧尔等食用者也……八旗诸大臣分路而行，逢村堡，即下马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十三丁、七牛编为一庄。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一备御赏给一庄。
这次一共新编置了多少拖克索（庄）。《实录》、《老档》以及其他文献都没有具体的数字，但可以肯定，庄的数量是很多很多的。因为，一庄是 13 丁，从丁的数量可以猜测出庄的大概数目。
明辽东都司有 25 卫和两个州，其中包括沈阳、辽阳、开原、铁岭等城在内的定辽左卫等卫，在辽河以东，通常称为河东地区。包括广宁、锦州、义州等城在内的广宁卫等 11 卫，在辽河以西，一般称为河西地区。
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打下辽阳后的九个多月里，占领了辽河以东地区。天命七年正月初四日，金国汗努尔哈赤将“河东汉人”分赐满汉官将辖领。“给女真督堂、总兵官三千丁，副将各一千七百丁，参将、游击各一千丁，备御五百丁。给汉人总兵官各四千丁，副将各三千丁，参将游击各二千丁。”按此计算，八旗 240 多个牛录的女真督堂、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
备御，大致辖领二十三四万丁，加上总兵官李永芳、佟养性，副将金玉和、刘兴祚，游击李思忠等等，汉官辖领的汉民几万丁，总数大约是二十七八万丁。
天命七年正月二十四日下广宁，二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汗谕，命将河西广宁等九卫汉民迁移河东盖州等地。其中，锦州二卫驻广宁。右屯卫迁至金州、复州。义州一卫迁盖州，义州另一卫迁威宁营。广宁四卫之中，三卫迁沈阳，一卫迁奉集堡。过了 23 天，二月二十七日又改定，广宁四卫之人安置于沈阳、奉集堡、威宁营、蒲河，锦州之人安置于岫岩、青苔峪、析木城。
广宁等河西九卫汉民迁往河东的总的人数，没有史料记载，但其中的一些地方，迁移的人口，在《满文老档》里有记载，例如：二月初五日起程的“锦州城之户口”，“经查点有妇孺七千六百三十四人，男丁六千一百五十人，共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四口”。“右屯卫所属男丁共四千五百三十七人，家口八千八百六十四人”。二月初十日，“移白土丁二万户口，居于广宁”。二月十七日，“锦州卫男丁数八千七百二十八人，人口数二万零五百五十口”姑且以每卫男丁五千计算，河西九卫迁到河东沈阳、盖州等地居住的汉民，也许有四五万丁。
这样一来，天命七年春，金国辖区的汉民大约在三十万丁左右。
天命十年十月初四日努尔哈赤下达大杀反金汉人的谕中，着重强调反金的主要人员，或是逃走在外的书生及明朝官员留在本处的亲戚，或是“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书生”，以及“非我保举之官”。依照这个条件，明官、书生、亲戚在汉人30 万丁中的比例不会很大，也就是说，为金国汗筑城纳赋留下不杀的“小人”，应是汉丁的主要人员。
按一庄 13 丁估算，13 万丁就可编置新庄 1 万个。所以，如果推测这次在金国辖区内新编置的汗、贝勒的庄子多达几千个或上万个，是有依据的。
金国汗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四日下达编置新庄的汗谕，以及诸大臣遵谕的办理，是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金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各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反映了不少重要问题。
其一，金国汗又一次宣布全部田地为己所有，并直接独占了金国辖区的大部分土地。4 年以前实行的“各守旧业”和“计丁授田”政策，本已说明，汗是金国全部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掌握了全部辖区土地的最高主权，现在，更进一步了。
汗谕规定，将全国各地所有汉民尽皆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每庄给地百垧。这
百垧地，就是过去汉民“各守旧业”之田和“计丁授田”之田。这就是说，此前汉民拥有的已经相传了几十年上百年的“祖业”和刚从汗那里计丁领来的“无主之田”之土地，一下子就被金国汗征收了，变成为汗、贝勒新置拖克索的庄田了。
此举再一次表明，汗有权支配全国的所有土地，能够让你保留祖产，可以将无主之田授与汉民，也可以籍没汉民“田业”；收回授与的土地，将这些土地全部变为汗、贝勒庄子的田地。
其二，庄丁沦为农奴，拖克索成为封建农奴制庄园。依照汗谕的规定，一庄有地百垧、丁十三名、牛七头，都为庄主所有，就是生产资料归庄主所有。过去身为编户、百姓的汉民变成庄丁。这种庄丁，虽是主子的包衣，但和过去建州时期的奴隶相比，依旧有着重大的区别。因为，这次新编的拖克索的庄丁，交纳封建地租，可以得到自己生产的部分粮谷，有自己的私有经济，不再衣食于主。汗谕规定，一庄有地百垧，20 垧作“官赋”，80 垧归庄丁“自身食用”。在这里，把庄丁“自身食用”的 80 垧地和作为“官赋”的 20 垧地明显区分开了，这个“官赋”，就是封建剥削性质的劳役地租。这样的分配方式，与过去不一样，往日奴隶性质的阿哈，耕田所得全部产品都归家主占有，家主供吃供穿，与现在自筹衣食，“食用”八十垧田，明显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家主与阿哈的关系看，这时家主已不能随意杀害阿哈。可见这时新编设的拖克索的“庄丁”，不是衣食于主、被家主完全占有人身的奴隶，而有变化。是奴隶，农奴，封建租佃制下的佃农，还是金国的编户黎民？这一点，汗谕没有明说，但是，显而易见，这次编丁隶主，是汗为惩罚辽民叛逃而采取的举动，束缚很紧，庄丁的身份一定会比未编之前的民户更低。
后来《清太宗实录》稿本卷一追述这次编庄情况时，作了这样的记述：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四贝勒皇太极即位为汗后，下谕说：“汉民与满洲，同居一处，多为满洲扰害，度日艰难，令其分屯别居。”《清太宗实录》稿本的编纂者对此谕解释说：“前此汉人，每十三人，编一庄头，分给满官为奴。自上即位，念汉人给满洲为奴，逃亡殆尽，因择可为奴者，每备御给八人、牛二只，余各入堡为民，选清正官管理。”这就明白了，过去的汉人民户，被逼充当庄丁以后，就失去了国家编户、良民的身份，沦落为奴，下降为汉、贝勒、八旗官将等庄主占有的阿哈了。
其三，赋、租合二为一，加重了对庄丁的压迫。新编之庄，1 庄 13 丁，耕地百垧，以 20 垧作“正赋”，1 垧以 6 亩计，平均每丁要耕“正赋”田 9 亩 2 分。
4 年前的“计丁授田”谕，规定汉民每丁授地 6 垧，每 3 丁耕地 1 垧，平均每丁耕官地 2 亩，两相比较，新编拖克索的庄丁必耕的“正赋”地，比计丁授田的汉民的“官赋”地，多了 3 倍多。庄丁 13 丁有“自身食用”地 80 垧，每丁折 6垧多，合 37 亩，自耕地与正赋地的比例是 4：1.但计丁授田的民户，1 丁领地36 亩，耕官田 2 亩，自耕地和官赋地的比例是 18：2，也比庄丁的负担更轻。
与明朝赋制相比，明政府规定，官田每亩征赋谷 5 升 3 合，民田减 2 升。辽东军屯，嘉靖年间，每亩征额粮 1 斗 1 升多。新编拖克索的庄丁，13 丁耕官赋田 20 垧，凹垧为 120 亩，按亩产谷石计，为 120 石，一庄有地百垧，为 600 亩，平均每亩交粮两斗，亦比明朝的官田、民田、军屯多。
新设拖克索租赋的大量增加，与土地占有、人身依附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编庄之前，征赋不多，是由于土地占有者是民户，是金国的黎民、平民，不是奴仆，交的是封建赋税，是金国沿用明朝旧制征收的民田赋税，现在，新拖克索的庄地转归汗、贝勒直接占有，从原来的民田转变为汗、贝勒之庄地，就应当收地租，地租自然比田赋要多。同时，汗、贝勒又是金国之主，汗即国，国即汗，因而不仅要收庄地的地租，而且还要征庄地应该交的国赋。这样一来，所谓每庄 20 垧“正赋”，便除了有地租，还包含了田赋，租、赋合二为一，当然要远远超过原来民田须交的田赋。兼之，耕作者已不是民户，不是平民、黎民，而是身为奴仆的庄丁，连耕牛也由庄主购买，当然要被庄主从重剥削了。这也是金国汗编民隶庄的原因之一，既用以镇压反金斗争，又用来保证剥削收入，增加租赋。
其四，这次编丁隶庄，标志着封建农奴制成为金国的主要生产关系，金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金国各个城堡村屯，原来都有身为“民户”、“黎民”的汉人，或“各守旧业”，或“计丁授田”，经营农业、手工业、商业，耕田耘地，不管是人丁的数量，还是耕地的面积，都远远超过了汗、贝勒、八旗官将占有的人丁和庄地。现在，这些汉人已从“民户”下降为奴，编隶新庄之内，原有的民田转化为汗、贝勒的庄地，成千上万新编农奴制庄园星罗棋布，遍布各地，封建农奴制也就成为金国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了。并且，这次编庄，还促使原来的奴隶制
拖克索，加速向封建农奴制庄园转化，汗、贝勒和八旗官将也就转变为新的农奴主了。金国的社会发生了剧变，满族的社会发展又前进了一大步。
其五，弄巧成拙，事与愿违。努尔哈赤大杀反金人员，留下“筑城纳赋”的“小人”，没收全部民田，编置成千上万的汗、贝勒之拖克索，将“小人”佥隶庄中为庄丁，加强严格管理，以此来稳定局势，掌握汉人，保证租赋。按照汗谕的布置，确实不能不说是十分严密，对庄丁的控制非常严厉，束缚很紧。汗谕规定，庄头、庄丁的姓名及“牛、驴毛色”，都要书写呈送汗都。把各个地区的庄头带到沈阳，陪住牛录额真家中，庄子有事，两庄头轮班前往庄子督催。这样一来，散处上千村屯堡的各个拖克索皆被统一管理起来，庄头作为人质，作为爪牙，由牛录额真监督管理，庄丁情形，耕作状况，都可由庄头处了解，及时采取措施，大大加强了对各庄的掌控。
汗谕规定，女真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各赐一庄。备御辖有本牛录的女真 300 丁，指挥披甲兵士百名。参将、游击辖五牛录女真 1500 丁，统兵 500名。总兵官管治一旗，领兵上万，权力更大。这样一批辖领几百、几千以至上万的莽官悍将，各自统治一个或几个新编的拖克索，还能出事吗？庄丁还能叛离吗？汗、贝勒直接占有的大批拖克索，庄丁的处境更为困难。汗、贝勒执掌金国大权，统辖精兵数万，施用严刑峻法，庄丁稍有不对，便被斩首抄家。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庄丁敢违抗吗，还能叛逃吗？既然大杀反金人员，留下的汉人又全被编隶庄子，严格束缚，那么金国便不会再发生“叛逃甚多、乱”的情形了，努尔哈赤就可安坐宝座，太平无忧了。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个天算，就是凡事不能违背民心，不能违背时代潮流，任何逆潮流而动的行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次的大杀辽民，编丁立庄，是在辽东地区发生的一次大倒退，它必以惨败而结束。从土地占有看，辽东地区，长期封建化，土地主要归豪强、将官、缙绅所有。如今，经过编庄，所有的民田，所有私有土地，都被金国汗占夺，夺为己产，这是前所未有的赤裸裸的大掠夺，是辽东地区的大倒退。
从人身依附关系看，辽东地区居民长时间在封建社会中生活，地主、小自耕农、商人是封建国家的臣民，是编户齐民，是黎民百姓，不是某一个人的私属和奴仆。佃农虽受地主剥削，但很久以来，是封建租佃制，僮仆化的比例不大。现
在，所有辽民都被降为庄丁，降为汗、贝勒和八旗官将的奴仆，倒退到一千多年前三国、魏晋时期“私属”、“部曲”的奴仆状态，在人身依附方面是很大的倒退，人身奴役更加严重，压迫的方式更野蛮。
从剥削形式看，每 13 丁耕正赋地 20 垧，这样大规模地采用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是太古老太落后了。在辽东和关内汉人地区，之前虽也有力役地租，但毕竟是极少数，是局部地区，像这样使力役地租成为辽东地区主要的地租形态，是自秦汉以来没有过的，是更大的倒退。
倒退的直接结果就是加重剥削，使全部汉民遭遇无法忍受的力役、地租剥削和野蛮的人身奴役，严重地损坏了辽东地区的生产，庄丁不得不大批地、不断的逃走，田园荒芜、百业萧条、怨声载道，金国的统治出现了严重危机，英明汗努尔哈赤的如意算盘明显失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