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05年7月送出了第四份重礼，为年老的大学教授提供了1500万美元的养老金（卡内基教育发展基金），需要从全美的教育机构中挑选出25位校长作为基金的托管人。当24位校长聚集在我家里商议如何组织这一基金时（芝加哥大学的哈普尔校长因病缺席），我的行为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从此以后我们成为亲密的朋友。弗兰克A。范德里普先生在基金会启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华盛顿的经验非常有用，而亨利S·普里切特博士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这一基金对我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很多人成为受益者。我确信，他们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使他们完全有资格获得这笔钱；而同时，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在所有职业中，教师可能是待遇最不公平的一种，他们拿着差不多是最低的工资，尽管按理来说，他们应该享受最高的工资待遇。教师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奉献了一生来教育年轻人，却只能得到微薄的薪水。当我第一次做康奈尔大学的信托管理人的时候，我被我的发现所震惊，教授们的工资水平，甚至还不及我的某些员工。光靠节省和储蓄是无法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的，因此那些没有养老基金的大学便只能终生聘用他们——不论他们是否还能工作，是否还有必要——都让他们在讲台上一直站下去。因此，养老基金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公布的第一份受益者名单确实考虑到了这一点，其中有几个还是世界知名的教授，他们对人类知识的积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许多受益人或者他们的遗孀给我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我将永远保留着这些信，在我心情忧郁的时候，读一读它们，所有的不快都会烟消云散。
我的朋友，丹佛姆林的托马斯·邵先生（现在已经是邵勋爵了），为《英国评论》写过一篇文章，文章揭示了很多苏格兰人尽管节衣缩食，也无法供他们的孩子上大学。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有了一个想法，拿出1000万美元买入年息为5%的公债，其中受益的一半用来支付穷孩子上学，另一半用于大学的建设。
这个基金（卡内基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的信托管理人大会于1902年首次在爱丁堡的国务卿办公室举行，巴尔弗勋爵举行了大会。出席会议的都是著名的人物：鲍尔弗首相、亨利·坎贝尔·巴内曼爵士（后来成为首相）、约翰·莫利（现为莫利子爵）、詹姆士·布赖斯（现为布赖斯子爵）、埃尔金伯爵、罗斯伯里勋爵、邵先生（现为邵勋爵），还有来自丹佛姆林的约翰·罗斯博士等。我解释道，我之所以请他们担任基金会管理人，是因为我在看了最近的一个调查报告后，认为不能委托苏格兰的大学来管理这笔钱。鲍尔弗先生立即喊道：“一个便士都不成，一个便士也不行。”埃尔金伯爵就是那个调查团的成员，他也完全赞成我的意见。
在宣读了基金的各项章程之后，埃尔金伯爵认为其条款不够严格，也不够具体，他想知道他的具体职责是什么。我给予大多数托管人的权力；如果日后随着情形的变化，他们认为本基金用于支持苏格兰教育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那么他们可以更改受益对象，以及使用资金的方式。巴尔弗勋爵也同意埃尔金的观点。另外还有鲍尔弗首相，他说他从未听说过一个立遗嘱的人愿意给执行人这么大的权力，他想问具体该怎么做。
“嗯，”我说，“鲍尔弗先生，我从来不曾知道有哪一些人可以为他们的后代立法，甚至，很多情况下，他们为自己这一代人制定的规章也完全不能成功。”
听完我的话之后，他们发出了一阵此起彼伏的笑声，首相也忍俊不禁了，他说：
“你是对的，完全正确，但是我认为，你是第一个持此明智观点的捐赠者。”
我建议只要一半以上的人同意就可以行使权力，但是劳德·鲍尔弗建议说不应低于三分之二多数。这个提议为埃尔勋爵接受，然后得以全票通过。我确信这是一条明智的规定，这在日后将得到证明。我所有的捐赠都紧密联系着，形成一个整体，我相信这在将来会体现出其价值的。来自丹佛姆林的埃尔金伯勋爵义无反顾地担任了这个基金会的主席。当我跟鲍尔弗首相说我希望埃尔金能担当此任时，他马上回答：“在大不列颠，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优秀的人来了。”
现在，我们对这一点都十分满意。唯一的疑问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的对手？
真是凑巧，在活着的人们当中，只有四个人当选为英国议员，并且还获得了丹佛姆林荣誉市民的称号。而这几个人都与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有着联系，他们是：亨利·坎贝尔·巴内曼爵士、埃尔金伯爵、约翰·罗斯博士和我。但是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女士进入了这个圈子，她就是我的夫人卡内基太太，她也是唯一一个获得丹佛姆林荣誉市民这一殊荣的女性，和我一样，她也热情地为这个城市奉献着。
我在1902年被选为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名誉校长，这是我一生中的大事。它让我获得了进入大学世界的门票，在这个世界里，我还只是一个陌生人。第一次与全校教师举行会面的时候，我的感受令我一辈子铭刻在心。当我在那张岁月悠久的椅子上坐下，我想到了自圣·安德鲁建立这所大学来，这500年里在这张椅子上坐过的那些已逝去了的令人敬仰的校长们。我读了校长们的演讲记录，为我即将要做的演说做准备。其中有一段话特别引人注目：斯坦利名誉校长建议学生们“去伯恩斯的诗句中寻找你们的信仰”。作为宗教界的要人和维多利亚女皇的爱臣，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宗教在一直不断进步。伯恩斯的话就是最好的操行规范，首先是，“你身上唯一应受责备的就是恐惧”。在我的早期生活中，我一直将此奉为座右铭，第二条是：
“恐惧，是地狱中刽子手的皮鞭，不幸的人，一个个受到鞭笞，但你的荣誉抓住了他们的感觉，让此成为你的边界。”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校长对圣·安德鲁大学学生的演讲也是很不平常的。很明显，他想要告诉他们最好的教诲。他十分强调音乐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种纯洁高雅的享受，我的亲身经历也证明确实如此。
我邀请苏格兰四所大学的校长及他们的妻子到斯基伯盘恒一周，这给我和妻子带来了很多乐趣。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会的主席埃尔金伯爵、巴尔弗勋爵及夫人参加了我们的第一次聚会。此后，每年举行“校长周”成为一个固定的传统，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都认为，基金给大学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这种活动激发了合作的精神，第一个“校长周”结束时，兰校长握着我的手说：
“苏格兰大学的校长们花了500年的时间也没有弄清楚怎样召开我们之间的会议，可大家在一起呆上一周就都清楚了。”
1906年的“校长周”是值得纪念的，拉迪克利夫学院的院长艾格尼丝·欧文女士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她是本杰明·弗兰克林的曾孙女，我们所有人都为她的魅力而折服了。大概在150年以前，弗兰克林在圣·安德鲁大学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他的200周年诞辰庆典在美国费城举行，圣·安德鲁大学以及全球其他许多所大学都发来致词。圣·安德鲁大学也委托我授予弗兰克林的外孙女荣誉院长的职位，这一仪式是在“校长周”的第一个晚上进行的，有许多观众到会，当晚一共发表了两百多篇演说。
观众都被感动了，圣·安德鲁大学第一个授予学位给那位伟大的祖父，而在147年之后又将荣誉授予他的曾孙女，跨越了大西洋，送到她的手中，她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非英国公民。和她的曾祖父一样，她出生在英国，但后来成为美国公民。授予仪式在费城举行，那是弗兰克林安息的地方，在当地举办这么一个大会也是为了纪念他的英魂。所有的一切都是美丽的，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仪式。毫无疑问，这是圣·安德鲁大学的唐纳德森校长的创意。
后来，在圣·安德鲁大学全体学生的一致支持下，我没有经过辩论程序就再次当选这一职务，这使得我非常感动。我喜欢那个“校长之夜”，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并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当晚他们没有邀请任何一个教职人员。我们都很尽兴。这次之后，唐纳德森校长给我看了秘书处呈交给他的报告，“某某校长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另一个某某校长和我们谈话的时候，都是高高地站在讲台上；唯有卡内基先生，他坐在我们的中间，和我们亲切交谈。”
资助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我经常想着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像哈佛和哥伦比亚等大学已经够大了，它们都拥有5000～10000名学生，没有必要再扩大规模了，而那些小型的教育机构（特别是一些专科学院）则亟待帮助。我的财富将使它们更加有用。基于这个想法，后来我就把对教育的资助局限在这个范围内，并且对自己的明智决定很是满意。后来我们发现洛克菲勒的教育基金“大众教育委员会”与我们不谋而合，洛克菲勒先生希望我们加入他的委员会，我答应了。合作果然要比各自为战好得多。
在向众多的专科学院捐款的过程中，我的许多朋友得到了像查理·泰勒一样的荣誉，比如说，迪金森学院的康威大厅就是用蒙丘·康威的名字命名的。他最近出版了自传，文学协会称这可以算得上是文学佳作，说，“这两本书在一堆烂似垃圾的自传中如宝石般闪闪发光。”这对于一个正在往那一堆垃圾里凑的人来说应该有一些启示。
康威先生自传的最后一章是这么写的：
“祈求和平吧，我的读者。和平不是像雷雨云的膜拜，而是要靠你遇见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不要只是祈祷：给我们和平，而是要尽你的力去争取！如此，虽然这个世界如今正处于冲突之中，至少在你的心中是和平的。”
我的朋友直指人类最深层的耻辱：毫无疑问战争应该被文明国家所抛弃。
在俄亥俄州的凯恩斯学院设立了斯坦顿经济学名誉教授一职，其目的是为了纪念德温·斯坦顿。当年我还是一个半大小子时，在匹兹堡给他送过电报，他对我非常和蔼，当我在华盛顿给斯考特先生当助手时，他一直对我都很好。类似的捐赠还有布朗大学的约翰·海图书馆，给汉密尔顿的第二个伊莱休·鲁特基金等，我很高兴能用这些朋友的名字，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来纪念那些我认识、我喜欢、我尊敬的人。本来我还想捐建一座道奇将军图书馆，但这两位朋友已经从他们的母校得到了这个荣誉。
我送给汉密尔顿学院的第一份礼物是，原本想命名为“伊莱休·鲁特基金会”，但是这位最能干的国务卿，罗斯福总统眼里“最明智的人”并没有把我的意思转达给大学管理层。当我向他提出责备的时候，他笑着回答说：
“哈哈，我答应你，在你给我们学校送来第二份大礼的时候，我决不再欺骗你。”
在我给这所大学赠送第二份礼物的时候，我多留了一个心眼，没有直接委托他去办这件事。我委托别人建立了鲁特·汉密尔顿基金，等到生米煮成了熟饭，他便没法干预了。鲁特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从极简单又极崇高的这一角度来说，他是唯一可以称得上伟大的人物。罗斯福总统曾说，如果给鲁特一个成功的希望，任命他为总统候选人，那么他愿意从白宫爬到国会大厦。有人认为他还有弱点，他曾经是个律师，却不善辞令，根本不是个能蛊惑人心的政客；他是一个太过于谦逊和内敛的政治家，根本无法吸引那些下层人民的耳朵；他所在的政党也十分愚蠢地决定不将他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我与汉普顿和塔斯基吉学院的联系，提高了黑人的地位，这令我十分高兴和自得，能够认识布克·华盛顿也让我感觉荣幸之至。他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从奴隶奋斗到一个教育家，而且还帮助成千上万的黑人奴隶的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成为美国的公民，对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脱帽致敬。在我捐献了60万美元给塔斯基吉学院之后，没过几天，华盛顿先生来看我，问我他是否可以提一个建议，我说：“当然可以。”
“你十分好心地在那个基金里特意制定一笔钱，用于资助我和我妻子的生活，对此我十分感激。但是，卡内基先生，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生活所需，对我们黑人来说，这是很大一笔财富了。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我不再是一个穷人了，而不用在工作中考虑如何节省开支。你能否改变一下那个条款，删去具体的钱数，代之以‘只限合适的数目’？我相信信托基金，我的夫人和我只需要一点点就足够了。”
我照办了，而且这一契约至今还维持着，但是当鲍尔德温先生从我这拿走原件，以方便将之进行修改时，他对我说，高贵的灵魂不会允许他这样做。对他宣读的档案将永久保存，并且传之后代。但他却要把它放到一边，而使修改后的替代品成为有效文件。
这就是这位黑人领袖的品格。是至今还在世的最真实、最有自我奉献精神的英雄，他的身上凝聚了一切优秀的品质。他能让人更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种纯洁而高尚的心灵——人性的最高形式。如果有人问，在当今时代，甚至在过去的时代中，谁从社会的最底层奋斗到最高层的？那么答案必定是布克·华盛顿，他由一个黑奴变成了黑人领袖——是摩西和耶和华的复合体，带领着他的人民前行，并向上提升。
在与这些协会进行联系的时候，我开始接触他们的官员和托管人——比如说，霍里斯·B·弗里色尔校长、罗伯特·C·奥格登、乔治·福斯特·皮博迪等人，唉，可惜的是这些为了他人而辛勤工作的人现今都离我们而去了。能够和他们相识并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我感到十分荣幸。库珀联盟、技工和商人协会，事实上每一个协会我都很感兴趣，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奉献了自己的时间和思想，他们崇高的理想，希望能够解放和提升他们不幸的同胞。
我很早就开始向教堂捐赠管风琴，我父亲当年在阿尔勒格尼参加过一个成员不到100人的斯维登伯格教会。由于其成员太少，我拒绝为它捐建一个新教堂，但我还是捐了一架管风琴。从这儿开始，想要管风琴的申请从其他教堂如雪片般地飞来，从匹兹堡的天主教大教堂，到乡间村庄的小教堂，每个教堂似乎都需要一个比现在更好的管风琴。但相比于新设备所需的花费，使用那个旧一点的明显更加合适。有些为小教堂订购的管风琴抬进去之后，差不多可以撑破房顶；还有的教堂已经买了管风琴，但还是热烈欢迎我们把这笔钱给他们。最后，我们建立了一个比较严格的捐赠制度，申请人需要填写一张表格，回答许多问题。现在一切都已经系统化了，我们根据教堂的大小，分列了不同的捐赠等级。
在苏格兰高地，有人指责我说，我捐赠的管风琴破坏了他们的基督教崇拜。在那些有着严格的长老会制度的地方，教徒们还批评我说：“用一个装满哨子的箱子代替人类的嗓音来赞美上帝”。此后，我决定我的过错还需要一个一个伙伴来共同承担，于是，我让每一个圣会为给他们买的新琴支付一半的费用。在此基础上，管风琴部门依旧运行良好，生意兴隆。对新风琴的需求依然很大。除此之外，有些教堂需要增加人手，对此，添置一些新的管风琴十分有必要。
这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我让圣会自己掏一半的费用，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他们所要求的的确是必需且合理的花费。从我的自身体验来看，在礼拜的间隔奏响圣乐很有好处，我认为花在管风琴上的钱是合理而必要的，因此，我们一直继续着我们的管风琴部。
在我所有的慈善项目中，有一项最具博爱的品格，我的私人抚恤基金让我获得了至为高尚的回报。即便当你处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中，也没有哪种美妙的感觉可以和它相提并论。许多善良的人在他们的老年时期没有足够的财产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还要为勉强维持生计而操心。只要少量的钱就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当我发现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帮助才能过上幸福的晚年时，这让我十分惊讶。我在退休以前就开始做这件事，从中我体会到无尽的快乐。在我的受益者名单上，不止一位老人接受过我的帮助。这是一份真正的荣誉和有爱心的名册，所有人都值得帮助。这份名单从未公开，没有人知道谁获得了帮助，对别人我一个字都没有透露过。
这就是那个问题最合适也是最好的答案，尽管我从来不去想它，“我做好事到底是为了什么？”名单上那些亲爱的朋友们得到了我的帮助，并且给了一个令我满意的答复，这就够了。我早已得到了太多的东西，超过了一个生命该得的那一份。因此，我不再向未知索要任何东西。在普世法面前，我们只有静默鞠躬，遵守法官的裁决，不再索要任何东西，也不害怕什么，只要做着我们该做的事情，不求回报。
事实上，给予比获取更为幸福。如果我和那些受资助的人调换一下位置，他们也会为我做很多事。我对这一点有信心。我得到了许多真诚的感谢，有些人甚至告诉我，他们每天晚上都在祷告中为我祝福。我忍不住将我的真实感受告诉他们：
“不要祈祷，”我说，“不要为我要求更多，我已经得到了远远超过自己该得的那一份，公平的做法是将上帝已经赐予我的眷顾拿走一大半。”这不仅是说说而已，这是我的真实感受。
铁路抚恤基金也有着相类似的性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很多老工人都受到过它的关照。这个基金是几年前建立的，一直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它的资助对象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分部当主任时，我手下需要帮助的老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对我都很友善。这个基金资助的很多人我都认识，他们都是好朋友。
尽管我为资助工厂工人而设立的那400万美元的基金（钢铁工人抚恤基金）帮助了好几百个素未谋面的人，但是受到关照的那些人里面，还有许多是我依然记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