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有小乘大乘之分，二者的主要差异是：小乘追求自我解脱，把个人灰身灭智、成就佛果作为最高境界，而大乘则宣扬大路朝天，无量众生菩提涅槃即可成佛，把慈航普度、建立佛国净土作为终端目标。当佛教传入初时，中国已经是一个有着高度发达的儒学思想文化根柢的国家，其崇尚大一统、标举中庸的特点是极适宜大乘佛教的传播的。因而，当这一西教东渐，最初敞开佛的大慈大悲的胸怀，显示出教人脱苦、普度众生的趣旨时，已决定了它必将与苦难深重的中国妇女结下不解之缘。
这一不解之缘的结成还在于虚构的彼岸世界的男女平等与现实世界所形成的对照。这方面不论小乘大乘倒是皆“视平等如一真地”（《四十二章经》）的，一致认为在脱离苦海，度世成佛上人人平等。佛教一再指出，人生的本质是“苦”，人生所处的世界也是“苦”。为什么会“苦”呢？因为有“生”。生是苦的开端，生命是苦的载体。“生”是由身、口、意“三业”决定的，众生根据所造业的善恶不同而在六道（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中轮回。而“无明”（不谙佛理）则是造业的原因，如果根绝贪欲，消除迷惑，皈依佛教，便能超脱人生无边的苦海，达到涅槃的境界。在通往佛国净土的道路上无论善男子还是善女子，若肯舍妄断惑，就是妓女出家，佛也欢迎！
但是，这里所说的平等只是在成佛问题上的权利和机会平等，在怎样成佛问题上却是有明显差别的。男子可以直接步入佛国，但在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却“无有妇人女人”，佛称“欲来生我国中者，即作男子”（《大阿弥陀经》）。就是说，女子不可以直接跻身佛国，只有在轮回中先转为男身，才能信佛证果。“既得为人，去女即男难”（《四十二章经》），必须通过各种努力，行善是一条共同的道路，此外还有一些不同的方法，如逢六月六，“诸丛林各以藏经曝烈日中，僧人集村妪为翻经会，谓翻经十次，他生可转男身”（《清嘉录》卷六）。看来在慈航普度的津口，女子的处境是十分窘迫的，佛虽大慈大悲，但还是以女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卑微地位作了果报的参照。
尽管如此，“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外销？”道路虽然迂回坎坷，但在慈航的舟筏上还是挤满了试图脱苦的女性。据梁宝唱《比丘尼传》，我国内地最早出家成为比丘尼（俗称尼姑）的是西晋的净检。净检俗姓仲，名令仪，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官宦出身。出家前她就极善颖悟，颇富才华。当时有沙门法始在洛阳宫城西门立寺，净检常去听他说法，心得日累，遂成大悟。她向法始表示愿意拜他为师，出家为尼。法始说：“西域有男女二众，此土其法未具。”实际上法始对比丘与比丘尼的不同戒法也未了彻。当时僧、尼戒传入中土还没有系统完备，如果有疑惑还只能问学于外来僧人，于是净检便去找沙门智山请教益，智山向她讲解戒法，净检后即出家从智山为沙弥尼。当时与她一起出家的还有二十四人，她们在宫城西门立竹林寺，拜净检为师一起修行。东晋咸康（335-342）年间，《僧祇尼羯磨》及戒本译出，净检等四人在外僧昙摩羯多所建的戒坛受具足戒，成为我国比丘尼的始祖（《比丘尼传·净检尼传》）。从此，比丘尼队伍滚雪球似地壮大起来，净检弟子安令首，博览群籍，思致渊深，曾造五寺，广授门徒，从她出家的女子前后就有二百多人。
早期的比丘尼中不乏聪颖睿智者，在那个崇尚飘逸高寄、讲究言谈风度的时代，这些风尘外物本已令人肃然起敬，才情卓尔、学问精通、谈锋敏锐者更能赢得加倍的尊重，甚至得到朝廷的重视，能够参与政治活动。如比丘尼僧基，为了抗拒婚姻，誓不应聘，出家为尼后“净持戒范，精进习经”，颇负盛名，传称“枢机最密，善高事议，康皇帝雅相崇礼”，连褚皇后也为她建立延兴寺广授弟子。另有妙音，自幼出家，居于建康，“博学内外，善为文章”，受到朝廷敬重。她经常与孝武帝及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朝廷学士等谈论文章，声名日隆，其寺院常“门有车马，日百余两”，朝廷人事变动，有时妙音竟能进言。在孝武帝难以定夺王恭与殷仲堪二人谁补荆州刺史之缺时，询于妙音，妙音私心倾向于殷，随即称誉殷“意虑深远，荆楚所须”，这只言片语果然成全了他（《比丘尼传·妙音传》）。宗教在历史上从不放弃一切机会向政治渗透，这本身是宗教深入、扩展的标志。比丘尼在诞生之初开了“女僧参政”的风气，为佛教发展推波助澜。
南朝倡佛，各代寺院、僧尼之数甚多。据传，宋代有寺院一千九百一十二所，僧尼三万六千人。齐代有寺院二千零五十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后梁有寺院一百零八所，僧三千二百人。陈代有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虽然其中尼众到底有多少尚不详，但从宋初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尼铁萨罗等到建康，慧果等乃共请僧伽跋摩为师，为尼众受戒，同受者即数百人一事可以看出，比丘尼队伍在急剧膨胀。
隋唐两代佛教空前发展，成为中国封建文化成熟时期的一个富有力度的有机部分。在这两代，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两个与尼姑有密切关系的皇帝。一是隋文帝杨坚。他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寺，由尼姑智仙“躬自抚养”至十三岁方始回家。二是武则天。则天十四岁时因美容被太宗召入宫，立为才人。后太宗崩，则天出宫居感业寺为尼。一次高宗游寺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由于他们曾身入佛寺尼庵，深受佛教熏陶、浸淫，对佛教有很深的亲和之情，执政后大弘佛法固然对佛教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护、推进作用，而他们的经历本身就包含了比丘尼价值观念，也必然促进尼庵繁立，尼众壮大。唐代至玄宗时天下尼寺已有二千一百一十三所，尼众已达五万零五百七十六人之巨，这与两代帝王推崇佛教、亲和僧尼不无一定的关系。
唐代处于权力中心的妇女往往把利用佛教和僧尼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如武则天指使沙门怀义、法明翻译《大云经》，宣扬“佛授月光天子常寿女，说当于支那国作女主”的宗教预言，以证明武氏以周代唐符合佛意。法藏投其所好，在讲述《新华严经》时再三说她当女皇乃顺于佛旨，则天登基后也投桃报李，在《华严经》译出时大力支持新译本的宣传并亲自为新译本作序。则天少女太平公主与胡僧惠范常通私情，奏为圣善寺主。玄宗即位，公主畏惧，专与惠范阴谋乱政之计，气得玄宗决意要淘汰僧众尼众（《旧唐书·太平公主传》）、《旧唐书·五行志》）。但是，大批中下层妇女却是在现实生活中痛苦纡郁无以解脱时才走向佛门。其中有出家为尼者，还有更多的是“在家居士”。如贞观中沧州饶安县令侯君妻刘夫人在丈夫死后守节无依，“常思八正之因，主意竹园，复想一乘之业。为此修营佛像，造作经文，罄竭家资”。贞元中蜀州金堤府张晕府君夫人姚氏“孀居毁容，回心入道……转《法华经》，欲终千部”，看来是想皓首穷经，了此残生了。在古代社会，多少守节孀妇的清泪都化作了青灯古佛前缭绕的香烟。许多深悟法门的妇女虽未出家，但也行如尼戒，死后也不遵合皃之俗，或独葬或火烬。
唐代以后，佛教持续发展。一般信徒都注重修持，所以禅宗、净土宗广为流行，而这二宗都是主张人人皆可成佛。因而，禅、净之风越劲，佛也就越接近了妇人女子。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观音菩萨本为男相，唐代以后竟全然以女性面貌出现了。明代博学广识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中专门考述过这一现象，云：
今塑画观音像，无不作妇人者，盖菩萨相端妍靓丽，文殊、普贤悉尔，不特观世音也。至冠饰以妇人之服，则此前未闻。考《宣和画谱》，唐宋名手写观音像极多，俱不云妇人服。李廌、董至逌画跋所载诸观音像亦然。则妇人之像，当自近代始。盖因大士有化身之说，而闺阁多崇奉者，展转流传，遂致称谓皆伪。若塑像势不能久，前代无从证订。然《太平广记》载一仕宦妻为神摄，因作观音像，其妻寻梦，一僧救之得苏。则唐以前塑像，固不作妇人也……又宋人小说，载南渡甄龙友《题观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则宋时所塑大士像，或已伪为妇人，而观世音之称妇人，亦当起于宋世。
观音菩萨由男相转为女相，是长期以来“闺阁多崇奉”使然，也是佛教接近妇人女子的一个漂亮的姿态。正是在这一风气之下更多的妇女心向佛门，甚至有的一门妇女皆信奉佛教，苏轼一家是很典型的。其母程氏习佛，家有十八罗汉像，礼之虔诚至极。夫人王氏好佛，临死时还有遗言，令其子绘阿弥陀佛像供奉丛林。后纳爱妾朝云也学佛，早年拜于泗上比丘义冲门下，后与苏轼一起到惠州，经常念佛，在生命弥留之际，还坚持诵经。苏轼制铭有云：“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苏轼一家的情景是整个社会妇女尚佛的缩影。
从总的趋势看，佛教在唐代以后走向民间、走向妇女的过程中世俗化的倾向越来越强了，理学伦理观念渗入佛学，产生出大量的专供妇女研习的经卷，如《占察善恶业报经》、《善女人经》、《嫉妒新妇经》等等，在这些经卷中充斥着“三从”、“四德”，其中不守贞节、不孝、悍妒的妇女都会罚入地狱，这种世俗的伦理目的大大淡化出家为尼的意义——在尼庵里是无所孝、无所守的——拓宽了居家礼佛积善的道路。加之明初出身于和尚的太祖整顿冒滥的僧尼队伍，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加考试，不通经典者淘汰，男子非年达四十岁以上，女子非五十以上者不准出家（《明史·职官志》三），这在客观上对女子出家和出家的女子都有了更大的限制和压力，一般女子也就更乐意居家悦禅修持而省却那份度牒之难、面壁诵经之苦了。这样，僧众和尼众之数相差越来越大，至清初由朝廷统计，全国僧众十一万零二百九十二人，尼众只有八千六百一十五人了。
然而应该说明，无论何时皈依佛教的都只能是俗众中的一小部分，而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其影响在社会上的覆盖面却极大。正如宋代陈淳所云：“佛氏之说，虽深山穷谷中妇人女子皆为之惑，有沦肌洽髓，牢不可破者”（《北溪字义》卷下）。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庙神膜拜。在我国广大地区，无论城市或乡村、山区或平原，汉族集居地或少数民族集居地，都建有佛寺。魏晋以后，各朝京师都曾经佛寺林立。梁武帝时，仅建康（今南京）就有佛寺五百多所，后代富贵人家还有兴建家庙之风，如《红楼梦》中因王熙凤弄权而有名的铁槛寺就是贾家的家庙。在这些公私寺庙中，到处都有妇女点燃的袅袅香火。她们最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有太多的无法实现的愿望，特别需要大慈大悲的佛的保佑，因而庙拜最勤。不妨以《清嘉录》记载的苏州风俗为例：新年，“诸丛林各建岁醮，士女游玩琳宫梵宇，或烧香答愿”，“妇女暗数罗汉，卜年庚之顺逆”；二月十九日观音生日，“士女骈集殿庭炷香，或施佛前长明灯油，以保安康。或供长幡云‘求子得子’。既生小儿，则于观音座下皈依寄名，可保长寿”，“妇女自二月朔持斋，至是日止，俗呼‘观音素’”；四月八日佛诞生日，“僧尼香花灯烛，置铜佛于水盆，妇女争舍钱财，曰‘浴佛’”；六月六日，“僧人集村妪为翻经会”；八月八日为八字娘娘生日，北寺中“香火甚盛，进香者多老年妇人，预日编麦草为绽式，实竹箩中，上书某门某氏姓氏，是日焚化殿庭”，以期来世可转男身而丰足。十二月八日，妇女们“以菜果入米煮粥，谓之‘腊八粥’，或有馈自僧尼者，名曰‘佛粥’”。在北方则以四时庙会吸引妇女，“凡会日，男女杂沓入庙，名曰‘拜香’，甚有躬效刑囚以杖画地，一步一拜者，俗情佞佛，一至于此”。志诚证果，香火长燃，至今各地仍有众多的妇女充当“信女”，不辞山高，不辞路遥，佛寺有处便烧香顶礼，供奉果品，布施钱财，许愿还愿，以对佛的虔诚和迷信达到心灵的超度和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