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世界杯的32强里有两支前南地区球队：克罗地亚和波黑。这两个队球星不少，有皇马的莫德里奇，拜仁的曼朱基齐，曼城的哲科，罗马的皮亚尼奇，还有贵州人和的米西莫维奇。而其他前南地区的其他球星，如曼联的维迪奇，罗马的利亚伊奇，曼城的约维蒂奇，切尔西的伊万诺维奇，马其顿的潘德夫，斯洛文尼亚的汉达诺维奇，还有尤文图斯的武齐尼奇，就只能当看客了，空有一身本领，无处施展。
所以很容易产生一种想法：如果南斯拉夫没有分裂，如今这些分散在各个国家的球星，还能一起组个队参赛，那会怎么样，会不会很牛？从1996年欧洲杯起，每届欧洲杯或世界杯正赛，都有前南球队的身影。印象中，每次大赛前后，都会出现这种论调，就连平时也有人怀念。不光球迷这么想，当下很有名气的足球记者乔纳森·威尔逊就说过，20世纪90年代初的前南斯拉夫队，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球队。
欧洲的“巴西”
回望过去，南斯拉夫足球的确有光彩照人的时候，所以才有人留恋。
这个国家诞生了许多运动天才，尤其擅长大球项目。足篮排都拿过奥运会金牌，男篮五次夺得世锦赛冠军，足球起步早、水平高。2013年夏天，央视电影频道放了一部塞尔维亚电影《梦的味道》，讲述1930年南斯拉夫到乌拉圭参加第一届世界杯的故事，当时因为路途太远，欧洲只去了四个队，南斯拉夫2∶1赢了巴西，打进四强，还有两名球员入选最佳阵容。
在欧洲，从前管南斯拉夫叫“欧洲的巴西队”，因为球员脚法细腻，踢得漂亮。最晚从1950年世界杯起，就有欧洲媒体说南斯拉夫踢的是巴西风格。因为这方面的原因，豪门贝尔格莱德红星的主场，也叫马拉卡纳，跟巴西里约那座殿堂级的球场同名。
人们怀念南斯拉夫足球，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他们在即将分裂的时候，涌现出了一批球星，并夺得1987年世青赛冠军和1991年的欧洲冠军杯。他们看起来前途无量，但在当打之年被禁赛，所以很让人惋惜。
那南斯拉夫足球为什么强？他们的独特风格是怎么形成的？
一个国家的足球，离不开所在的人文地理环境。南斯拉夫足球的辉煌、特色，乃至遗憾、悲剧，都跟这个国家的命运有直接关系。二战后成立的南斯拉夫联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国家，两种文字，三种宗教，四种语言，五个民族，六个共和国，七条国界。
不同的民族，会出产不一样的球星，孕育出不同的风格。过去，南斯拉夫足坛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每个共和国，都有被普遍接受的种族特征。斯洛文尼亚人极其擅长防守，紧跟对方前锋，不屈不挠；克罗地亚人有日耳曼民族的那种强烈偏好，迅速抓住机会，果断射门；波斯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是极具创造力的盘带高手、传球大师，但偶尔在战术上不够敏锐。”
不同风格能相互竞争，也能形成互补，组合在一起，从而诞生出强大的队伍。夺得1991年欧洲冠军杯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里有七名非塞尔维亚族的球员，其中普罗辛内茨基是克罗地亚人，萨维切维奇是黑山人，萨巴纳佐维奇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潘采夫是马其顿人。
不同民族的精英并肩作战，一起实现了辉煌成就，但彼此有细微的隔阂。赛后庆祝夺冠时，出现这样一幕，几名红星球员打出一个手势，伸出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但普罗辛内茨基没这么做。一些经常看网球比赛的朋友，肯定不陌生这个手势，因为当红的网球巨星德约科维奇赢球后这么做过，还引发争议。他是塞尔维亚人，他解释说：“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在我们国家，大家都这么做，用这个手势来表明自己来自哪里，我对政治根本没兴趣”。
普罗辛内茨基是克罗地亚人。克罗地亚人通常信天主教。其实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原本都是斯拉夫人，人种没什么不一样，是宗教和文化的差别，把他们划分成两个民族。
被战火撕碎的前南足球
民族矛盾最终毁了南斯拉夫，也让南斯拉夫足球的前景化为泡影。
铁托在世的时候，国内各民族相处得还算太平，巴尔干半岛素有火药桶之称，铁托控制住了，没让它爆炸。1980年铁托去世，南斯拉夫的分裂开始酝酿，十一年后内战打响，克罗地亚等民族纷纷独立，过去球员们一起为南斯拉夫国家队效力，现在成了对手，踢比赛时气氛紧张。
2000年欧洲杯预选赛，当时的南斯拉夫，也就是塞黑联邦，跟克罗地亚分在同一组，最后南斯拉夫晋级；巴西世界杯的预选赛，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又是同一个组，最后克罗地亚拿到了世界杯门票。
任意球大师米哈伊洛维奇，亲历了这四场比赛，当年是南斯拉夫国脚，2013年是作为塞尔维亚队主教练。这四场比赛有太多敌意，当年在萨格勒布的比赛，米哈回忆说，球场就像是火山，到处是警察。
要想消除仇恨，弥合内战带来的创伤，还需要很长时间，但有人在努力。
米哈是很复杂的人，他的经历是南斯拉夫足球的一个缩影。他父亲是塞尔维亚人，母亲是克罗地亚人，妻子是意大利人。他通常被看做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跟右翼首领阿尔坎有交往，因为国脚利亚伊奇赛前不唱国歌，他就把利亚伊奇开除了，但自己的子女，接受的是克罗地亚式的洗礼。
米哈的家乡在现在的克罗地亚境内的武科瓦，他的舅舅是克罗地亚高级军官。内战初期，塞尔维亚人占领了这里，军事首领阿尔坎抓住一些俘虏，其中有米哈的舅舅。枪毙俘虏之前，阿尔坎给米哈打电话，让他赶紧过来，把自己舅舅带走。四年后内战结束，这里归还给了克罗地亚，当地的塞族人非常担心遭到报复，米哈的父母就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在克罗地亚军队还有几个小时就进入武科瓦时，有人把米哈的父母救走，传说也是阿尔坎帮的忙。
弥合创伤 守望未来
内战毕竟越来越远了。除了当教练，米哈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大使，为了帮助内战的受害者和孤儿，他做了不少事。他说，“让死者安息吧，也到了让仇恨和敌意安息的时候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再也不会统一了，但他们有权向前发展，相互尊重。”
像米哈这样努力弥合创伤的人，还有著名导演库斯图里卡。他是波黑裔的塞尔维亚人，内战迫使他离开了家乡萨拉热窝。他在塞尔维亚境内，临近波黑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村庄。里面有座叫安德里奇（南斯拉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图书馆，叫切·格瓦拉的街道，叫库布里克的电影院，有叫马拉多纳和德约科维奇的路。库斯图里卡说：“我失去了萨拉热窝，所以想建一座我自己的城……我想保存一些东西，同时建立一些新东西——这座城是为人而建，不是为国家或民族，它将没有边界，没有偏见。”
回到1999年的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同克罗地亚的那场欧洲杯预选赛。球场灯光一度熄灭，重新亮起时，观众发现，场上的南斯拉夫球员把克罗地亚球员围在中间，在保护他们，这一刻，看不到对抗和敌意，只有援手和友情。未来的某一天，类似的一幕也会出现吧，就像米哈期望的一样，场上场下，都以正确的心态，不论最后的比分如何，胜利都属于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