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的枪声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许多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被监禁。革命力量受到惨重的损失。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的烈火更是扑不灭的。汪精卫与蒋介石相互勾结后，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用新的斗争方式来解决问题，中国革命必须以新的斗争形式进行。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掌握军队和进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于是在这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挽救中国革命。周恩来被任命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领导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秘密来到了南昌，住在朱德的家里。朱德在德国、前苏联学习和工作了4年，1926年回国后，被派往军队做党的工作，后来曾担任军官教育团的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对南昌敌人的情况很了解。周恩来一到，朱德立刻向他汇报了情况。
接着，周恩来就到江西大旅社开会，通过会议，周恩来主张由叶挺等部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党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和决定了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决定在30日晚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
南昌地处赣江下游，是江西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当时在九江、南昌一带敌我力量的对比是这样的，我党可以掌握和影响的部队，能够集中到南昌的大约有3万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出共产党员叶挺任师长的第11军24师和共产党员周士第任团长的第4军25师73团。叶挺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周士第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南昌铁路沿线的马回岭车站，这两支部队的兵力加起来有近万人；二是贺龙任军长的第20军。当时这支部队是刚刚从鄂东开到九江的，兵力大约有两万人。三是共产党人朱德任团长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此外，还有第25师也准备向南昌进攻。
而这时，南昌城里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朱培德第5路军的主力第3军和第9军分别驻扎在吉安、进贤一带，而朱培德本人当时正在庐山与张发奎等人一起商讨反共事宜，南昌城里只有朱培德的一个指挥部和6个团，共计1万余人，从力量对比上看，革命武装的力量远超过反革命武装的力量。
可是，就在临近起义的关键时刻，机会主义分子张国焘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了南昌。7月29日，当时在九江的张国焘就以中央代表的名义，接连两次给起义前敌委员会发电报，说“暴动要慎重”，并提出要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是否举行起义。
30日早晨，张国焘到南昌，前敌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张国焘站在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立场上，说什么：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起义要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前敌委员会的几个同志一听，感到很不对劲。起义早都准备好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再有，张发奎是什么人？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阀，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当时已发现他有反共的阴谋，他下令要贺龙、叶挺把部队从南昌撤回去。这样一个军阀是绝对不会同意起义的。前敌委员会的同志都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对他说：“暴动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对于起义，共产党应当站在领导的地位，不能依赖军阀。”最后，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还是干！”
由于张国焘的横加阻挠，只好第二天再接着开会。周恩来等人又同张国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张国焘屈服了，表示服从多数。但是，起义的时间被拖延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在8月1日4点起义。
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从前敌委员会和起义总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到部队各级干部，都废寝忘食地工作，绝密地研究了每一个战斗部署，反复考虑着战斗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一个共同的信念：起义一定要成功。
31日晚上，起义的命令已传达到每个战士。起义部队分别进到敌军的营房附近。当时，在南昌城内的敌军有4个团，已经处在起义部队的秘密包围和监视之中。
这时，朱德执行着一个特殊任务：他把敌人两个主力团的团长和副团长三人请来，热情地设宴招待，酒足饭饱之后，又留他们打麻将。到9点多钟，由于一个副营长的告密，敌人的3个团长才急忙赶回去。起义的消息已经泄漏，朱德马上报告指挥部。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举行。
子夜过后，当时针指向二时，“当当”的钟声还未消失，南昌城头就响起了“叭叭叭”的枪声，几颗红色信号弹划破乌蓝的天空。起义开始了。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指挥下，左臂上缠了白毛巾的起义军，立刻冲进被包围的敌人营房。
红色信号弹的响声还在南昌上空回荡，四面八方的起义军战士已经像无数股潜流从地下涌出。霎时间，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南昌的大街小巷沸腾起来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周恩来又亲临前线，到一所学校里指挥战斗。
起义军战士勇不可挡，敌人成了瓮中之鳖。枪声“呯呯”，军号“嘟嘟”。枪声响处，起义军战士在冲锋，军号声中，敌人处处在投降。经过5小时的激战，南昌的敌军被全部肃清，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几门大炮，起义成功了。
天亮了。南昌城里到处贴满了标语：“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打倒帝国主义！”报上公布了《八一革命宣言》。起义军战士和市民群众欢欣鼓舞，互相庆祝胜利。
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是我们党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彻底决裂。当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把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投入血海，使革命遭受巨大挫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独立地组织武装起义，向敌人的白色恐怖发起了英勇的抵抗，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和工农群众进行斗争的新篇章。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上两个不同阶段的转折点，中国革命由此迈出了划时代的步伐。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的各个集团大为震惊。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调兵遣将“讨伐”起义军。面对这种形势，前委决定：起义军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求得外援，重建广东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8月3日至6日，起义部队先后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广昌南下。
起义部队从南昌出发后，因未及时整顿，沿途百姓受反动派恶意宣传的欺骗均闭户远逸，致使部队饮食不继，士兵们在炎热天气中超负荷地山地行军，病死和逃亡者很多，这时的广东省已不是北伐时的革命根据地了。它变成了国民党新军阀占据的地盘。起义军在一路苦战中损失很重。
在汕头，党中央派张太雷前来，向周恩来等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指示起义领导人离开部队。前委在流沙召开会议，周恩来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要求武装人员转入海丰、陆丰地区同当时农军会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继续革命斗争。
部队主力撤出汕头，向海陆丰进发。因为受到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起义军受到极大的损失。周恩来在战斗中染上恶性疟疾，发着高烧指挥作战。有时，他处于昏迷状态，神志不清了，还在喊：“冲啊！冲啊！”最后，部队被打散了。他身边只剩下叶挺、聂荣臻等几人，他们找到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杨石魂，设法把周恩来抬到一只小船上。大家化装成渔民在大海中颠簸了两天一夜，到了香港。杨石魂就把周恩来背进了医院。
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没有和湘、鄂、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孤军南下广东，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为敌人各个击破等原因，最后遭至失败。
南昌起义剩下的部队，9月中旬，起义军由闽入粤，占领了大埔县之三河坝。决定朱德的第9军和11军25师留守三河坝，起义军主力向潮州、汕头挺进。其中，驻三河坝的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1928年1月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同年3月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1.2万人转战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等率领的赣湘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共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南昌起义部队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这次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它如一声春雷，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１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６月３０日的建议，决定８月１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５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琼崖红旗在望
琼崖（海南岛）四面环海，面积34420.91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617.8公里，是我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又是祖国南疆的重要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一块战略要地。
1927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在海口成立，王文明任书记。琼崖的中共各级组织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下，领导农民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琼山，担任海口郊区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的冯继周(冯白驹)，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在很短期间内就把郊区各乡的农会建立起来，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同年6月，为了加强琼崖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广东省委派杨善集回琼。他以省委特派员身份，与地委书记王文明一起，在乐会县第四区宝墩村召开地委紧急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会议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杨善集为书记。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肃清反革命委员会，杨善集兼任军委主席，王文明任肃反委员会主席。这次会议确定了琼崖党组织当前的中心任务，加速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步伐。
六七月间，琼山、文昌、琼东、乐会、万宁、陵水等县，相继成立了县委，同时组织革命武装与群众的斗争相结合，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从此，琼崖各地农村革命声势日渐高涨起来。
“八一”南昌起义后，当时琼崖的敌我情况是：驻琼的国民党正规军只有一个团，即第四军十一师二十三团，下辖三个营，共800人，分驻于海口、府城、文昌、嘉积、金江等重镇，兵力分散。反动地方民团及地方武装，约共3000人，也处于各顾各的状态。在革命声势的影响下，一部分民团头目带领团丁投奔到革命行列，还有一部分民团动摇不定，趋向中立。只有嘉积商团、县兵和部分民团，枪支好而又气焰嚣张。而我方，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各县的农军已发展至3000人，琼崖讨逆革命军发展至1000人，并建立了统一指挥的司令部。弹药缺，但士气旺盛，作战勇敢。广大农民在我党领导下已初步组织起来，革命情绪高涨，成为讨逆革命军的成员。琼崖讨逆革命军的成立，标志着党在琼崖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的诞生。
我党在琼崖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发展及土地革命的进行，日益引起了琼崖各种反动势力的不安，他们逐步联合起来对付我党我军。1927年底，南方局张云逸向张发奎建议，来琼招兵，借以发展革命武装，相机夺取琼崖。张发奎同意派张云逸带五六百军队来琼。但是，驻琼的国民党二十三团参谋长叶肇图谋割据琼崖，当张云逸部乘船到海口港时，他就布置军队在岸上将张云逸分批登陆的部队一一缴械。张云逸机智脱险。但南方局制定的“经营琼崖计划”由此被破坏。叶肇部获得这批枪械后，乘势招兵买马，使兵力从800人扩充到1200余人。叶肇还加紧收编土匪、民团、商团，在东、中、西三路各成立一个联防大队。琼崖的地方反动势力，日益嚣张起来，开始向我苏区和红色区域进攻，妄图以此压服我党我军。
这时，中共广东省委瞿秋白“左倾”错误影响下，于1928年1月20日指示琼崖特委，“应有一个详细计划，在短期内完成全岛暴动，肃清全岛反动势力”，要求这项计划“至多在两个月内实现”。琼崖特委接到指示后，分析了琼崖形势。认为“各地各有特殊情形”，要在两个月内实现肃清全岛反动势力有困难，“要切实讨论然后才能决定”，并决定于2月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加以认真讨论。2月初，特委将上述意见向中共广东省委报告，并请南方局求省委派员参加党的代表大会。
1928年2月18日至21日，琼崖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乐四区阳江墟召开。省委派李源、黄雍参加大会进行指导。大会对暴动、政权、土地分配、职工、士兵运动等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议。由于“左”倾冒险错误思想的影响，大会虽然认为琼崖形势有“颇为险恶”的一面，在斗争策略上，应区别各地的不同情况，组织必要的进攻和退却，但却又把正确的退却视为“含有失败主义观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会作出了“夺取全琼崖政权”的决议，决定在琼山、文昌及海口、府城附近实行大暴动，使敌人不能全面顾及，以便我军西路乘机夺取东、西路各县，进而与琼山、文昌革命力量会合，向海口、府城包围。大会选出新的特委，李源、黄雍、王文明、郭经绪、王绰余为常委，李源为书记。不久，李源调回省委，王文明接任特委书记。2月底，省委派曾参加广州起义的第四军警卫团团长梁秉枢回琼工作。
这次大会在军事上虽然作出了脱离琼崖实际的决定，但各路军还是从实际出发，开展军事斗争。大会对发动农民开展农村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分配土地，建立农村根据地等方面所作的决议，基本是正确的。因此，当时琼崖的革命斗争，仍然稳定地向前发展。
这时，中央决定将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为工农红军。琼崖特委遵照这一指示，将琼崖工农革命军改称为琼崖工农红军。冯平任红军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符节为政治部主任。梁秉枢任东路总指挥。中路总指挥为谭明新（后为严凤仪）。农军改称为赤卫队。这时，红军队伍达到1400人，赤卫队万余人。三四月间，各地红军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转向山区发展，向敌人武装势力薄弱的地区进军，发展山区的革命斗争。
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