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一平等人从泗州一路向北,沿途人烟密集。这个时节天气很是清凉,晴朗的日子居多,远远地能瞅见地里高粱谷子什么,东一块西一垄的还没有收割完成,时时还能见到驴车或者牛车甚至独轮车,人拉车载着秋粮往回挪动,辛苦却充实。
走到中午,集镇上找个苍蝇馆子,让伙计把驴子马都喂上草料,叫老板给每人下了一大老碗的杂粮面条,满满的一大锅,手工擀制,汤清味浓。碗里加宽汤,面条捞出来盘好,码上蒜泥,一大块煨得熟烂的猪脸肉足有二两,浇上拌了香油的醋水汁儿,那叫一个香啊,甩开腮帮子就吃,没个女眷在身边,谁都不顾形象了。面吃完,各人拿出自己带的饼子,掰碎了泡在汤里,方一平再叫伙计给每人添一文钱的汤头,吃得人人肚儿圆,稍微休整一下,趁着下午太阳微暖好继续赶路。
傍晚时分村庄里炊烟升腾,丰收的日子里,大伙儿肚子里有粮,鸡鸣狗盗这类事情自然也少见了许多,行脚的商人旅客也最喜欢这个时节动身回家,一来秋收下来,夏天欠下的账款就能收进来不少,囊中丰盈许多,容易见家中妻儿老小;二来秋天肃杀,疫气不起,基本不用担心时疫,只要小心风寒就成。
方一平这伙人此次出行,除了带了两小车思仙茶和杜仲皮干品,其他的基本是生活物资,七零八落的杂货也有点子准备。由于路上太平了许多,加上这行人的装备在此时绝对能算是天下无双了,所谓艺高人胆大,晓行夜宿的规矩也都不必太拘泥了,只管甩开长腿走就是。
法信和老金熟路,自然担任了参谋,沿途哪里有驿站可以住宿,何处是集镇便于打尖,俩人门儿清。尽管这年来不曾走动,馆子主人也许换过了,但大体上是不会错的。
老金吃得开心,见大伙儿闷着,便提议他来讲讲自己当年跟人合伙做行脚商的见闻。于是一行人竖起耳朵,一路听老金解说乡间行脚人的那些事情。
行商和坐商有一些不同,坐商有自己商号,行商主要在各地买进卖出。但其实二者往往在内在关系,坐商资金雄厚了就也可能在外面有商队,行商坐大了也极可能在合适的地方建起自己的铺面。没人强令他采取什么方式,赚钱为本。
行商里最小的当属走街串巷的货郎担,卖些个针头线脑鸡零狗碎的,吃百家饭,赚零碎钱,各村各户的流动性太大,老百姓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自然手里未必就能拿出现钱来换东西,经常有拿了鸡蛋、芝麻、麦子来换纱线换醋、换酒、换梨膏糖,大姑娘留的长头发剪下来换个红丝线绣嫁妆绣花鞋,他都会照收不误;甚至有些熟人熟脸了,什么都没拿,他也要允许人家赊欠着,等秋天粮食下来了再一次结清,或者结一部分,剩下的明年午季再结。因此,这些行脚人的资金流动很成问题,再加常年奔波居无定所,也少有女子乐意跟他,所以经常也是一辈子攒不下几个钱来,最后死在哪里埋哪里。
奇怪的是,这类小货郎风餐露宿,往往都还自己的暗室,见不得光的女人。大概是因为他们走街串巷,接触最多的不过是些小娃娃老婆婆,或者居家的少妇老媪罢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那些个五彩丝线、琉璃珠串或者梨膏糖,就能哄上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先摸摸小手儿再理理头发,最后就有可能跟他搭上关系,严重的甚至让人家珠胎暗结。总会叫人发现了被人追着打,可又不能打出人命来。事情出来一次两次也罢,又不能一直找官老爷断案子,再说了这种花边官司能打出个什么结果来?了不起一个有伤风化的罚点铜钱。庄户人家日子苦焦,弄几个钱着实不易,家里出了不守规矩的妇人已经是天大的委屈,报了官还要替那****给官府拿钱?这种傻事谁乐意干,自家委屈自己心里有数罢了。
最后少不得由乡老出面讲合。该断掉的必须断掉,你经年的外面浪荡哪个女子能跟了你去遭罪。谈判的结果大概都一样,苦主要管教好自家女子,不得再做此事妨害地方风化;该货郎从此再不许踏进本乡否则会把腿打断,另外少不得请了鞭炮红纸送人家去去晦气,再封了红包跪门外叩头请罪的。总算是各打三十大板了差事,乡老得几瓶酒解馋,如此而已。当然,也确实有女子跟了货郎担跑掉的,不过却是极少数。庄户人家有庄户人家的逻辑。
据老金讲,小货郎的这种暗门子女人一般都不止一个,世间曾有所谓“货郎短,货郎长,货郎村村都有丈母娘”的说法。可见这种奇葩事情还真不少见。
法信闷声闷气地开了一句玩笑:“老金啊,你当年到底是惹了人家多少大姑娘啊,坏了多少小媳妇的名声啊,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这个笑话开得好,老蒋看看法信道:“小和尚,你适合做这个,你自家荒了好些年实在是浪费,又不用成家受牵累,正好各取所需啊!”大伙儿哄地一声全笑了,法信摸摸脑袋,笑骂道:“滚你娘的蛋!你就会欺负和尚我白长了没用处,你有没有用可也不好说。再说,头上三尺有神明,你也不担心死了会下地狱,拔了舌头拿油煎去喂狗阿弥陀佛。”还装模作样的合掌高宣了佛号。
老金哧地笑了,大伙儿笑得更响了。
提到“蛋”,老金来了精神,要跟众人说说贩卖蛋的行商。
他们的境遇比货郎要稍微好一些。一年里只在春秋两季,一头担了篓子,里面装了收来的蛋,一头装了各类杂货,各村各户转来转去的吆喝,“鸡蛋鸭蛋鹅蛋,换针换线换鞋垫,换厨刀换钢剪换炒米团换老鼠药……”,声音拖得悠长,有讲究些的还拿了个铁片在扁担头的铁打上刮一下,“嚓”的一声响亮,都不用吆喝,大姑娘小媳妇们就知道自家剪刀该换的要抓紧了,家里男人就找来兑点炒米团哄娃娃婆娘开心。有的人专门担了粮食下乡跟人换蛋,回头送码头上或者大户人家赚差价,这种营生在荒年的时候比较受欢迎。通常是本地人来做,所以一般也不会发生什么不愉快。老蒋快活地说,这事儿适合我做,力气我是有的。
方小四儿没好气地训他,跟着老大,你还会需要去做那个?老蒋表示同意,呵呵笑着说,需要去村里打听个事情的时候,这么着是最妥当的,不会有人怀疑到。
老金神秘兮兮地让大伙儿猜,哪种行商最脏。方小四儿抖抖身上的灰土道:“那还用说,贩猪羊的最赃。”
贩猪的要抹了熊胆,带了鞭子,到乡下每家去买猪,再赶到猪行去卖掉。猪害怕熊味道,乖乖地排队,听他的指挥,也是一个奇景。
最没底气的行商大概要算是赶场子卖馒头卖包子卖炒米花生米的了,往往都是些没什么本钱的穷苦人,自家粮食磨了细面舍不得吃,发好面做出来。自己也没车也不用扁担,就拿篮子挎了,跟着戏班子走或者去茶楼酒馆里,人家看戏喝茶的嘴里闲着了,买几个钱打打闲,顺便再赏卖大碗茶一文钱好解渴。生意做得太小,没什么孝敬戏班子和酒楼老板,经常被人轰过来撵过去的,没人当回事儿。如果没有不把自己当回事儿的觉悟,愣头青是根本做不了这个生意的。做这个的肯定也攒不下什么钱,贴补家用而已,所以做这个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