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集中营采用“以华制华、以俘治俘”的政策，战俘管理机构人员都是从被俘被捕人员中挑选的。为了打开工作局面，“六月特支”决定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自觉、更有计划地做干部班、警备班的工作，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目标：将敌人的管理机构变成共产党的斗争工具。
过了不久，形势就发生变化，战俘人员管理组织除教育科以外的各科室，“六月特支”的工作和影响几乎都伸了进去，有的科甚至完全为“特支”所控制。这样一来，“特支”就广泛地运用革命的灵活手段，同敌人进行斗争了。每个新进来的俘虏照例要经过审问科的审问，这时表面上一切如故，还是那间房子，提的还是那些问题，审问过程中还是拍桌子瞪眼睛，鬼子也还是经常来“巡视巡视”，但“审问”已不再是折磨革命者的手段，而成为保护好人、打击坏人的合法形式。有时就会出现这样的场面：
“你是拥护******，还是拥护汪精卫？”堂上问。
“拥护汪……”
啪！左脸上飞来一巴掌，“是真心话？”
“真……真心……”
“撒谎！”右脸上又飞来一巴掌。
一次，送来的一批战俘中有一个投敌分子，审问时，场面就更“热闹”了。
“你交了几条枪？”堂上把桌子一拍。
对方还自以为是，臭表功地竖起一个指头。
“******！为什么只交一条？”
“我……我……只有一条。”对方有点慌了。
“混蛋！有人告你有两条。”
“我实在只……只有……”这个叛徒浑身打颤了。
“到底藏在哪儿了？说！——不给点厉害谅你不肯说，来人，给我揍！”
话未落音，这家伙已被两个人按在地上，接着挨了一顿揍。但凡是有骨气的，既不再挨骂，也很少挨打了，往往问问名字也就过去了。
平时集合站队，集中营的管理人员照例要打人，这也是敌人的统治手段，过去碰上谁，谁倒霉，自此以后便慢慢有了“目标”，“俘虏”们身上都佩了个符号，一头是号码，一头是个用以识别身份的日文字母。“特支”掌握了这个“秘密”后，只要一看符号，再参照平时的表现，便可以确定是不是该打的“对象”。有些人挨打挨得多了，也渐渐悟出点“规律”，言行上也就渐渐收敛了一些。
这时的形势确实比较好，在群众中甚至可以公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一些被俘的国民党士兵也表示将来要到解放区去，至于那些对共产党八路军抱有敌意的人，群众总要给他点苦头吃。无怪乎后来有人说，1942年夏天到1943年夏天，是南兵营“最红的时代”。
“六月特支”还利用这种条件，开展了一些互助活动。譬如为病号弄点水，设法给关在地牢里的难友送点饭，等等。“特支”的党员们一出去，总想着带点水或其他的食物回来，救济有病的难友，并以此作为向组织上缴纳的“党费”。抗三团的通讯员刘志嘉只有十六岁，敌人看他小，让他在集中营打水、扫地、干杂役。“特支”便给他布置任务，让他趁到伙房打水的机会给病号搞剩饭。地牢里的难友吃不上饭，生命受到威胁，刘志嘉便找一个罐头瓶装上米饭、窝头等食品，然后再把罐头瓶藏在铁壶里，盖上盖，瞒过敌人，拿出伙房，趁中午和晚上人少时，把食物偷偷从地牢的窖口扔下去，挽救了不少难友和病友的生命。
抗三团军事教员黄文因身体虚弱，在到市郊服苦役时昏倒在地，抬回集中营后，被放在重病栋地下，高烧昏迷，不省人事，生命垂危。“六月特支”的支部书记李振军发现后，立即派原九分区医生李志忠进行抢救治疗，喂药喂饭，终于把黄文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特支”的宣传委员朱韬染上了回归热，高烧四十度，但没有药，大伙急得团团转，病情还在加重。有个难友外出做工弄回来三支“六〇六”，同志们喜出望外，赶忙找战俘医生打开溶解在蒸馏水里准备注射。然而，打开第一支，失效了；打开第二支，又失效了；还剩下最后一支，卫生科的战俘医生看了看，摇摇头又包了起来。这个医生是自己人，既然他如此认为，大伙也就觉得没什么希望了，心里十分焦急。谁知第二天，他突然兴冲冲地跑来。“有了！得救了！”原来他把那支失效的“六〇六”拿回去，乘敌人不注意时，来了个“偷梁换柱”。正是因这支掉换来的“六〇六”，才把朱韬从死神的身边拉了回来。
正在朱韬病重的时候，有人提前通知“特支”书记李振军快“毕业”了，就是说要送出去当劳工了。他看到同自己一块被捕相依为命的朱韬、黄文等难友身体还没好，如果自己走了，他们无人照顾，可能难以活着走出集中营，另外也考虑到，都是抗三团的骨干，如果能一块去东北当劳工，还可以增加领导斗争的力量。于是他通知“特支”领导和管理干部，把自己的“毕业”时间向后推迟，等朱韬和黄文能够走动了，李振军才和他们一块被送到阜新煤矿当劳工。
这里经常有成批的人被送出去当劳工，人多时几天就有一批，每批通常二三百人。敌人往外送劳工，“特支”就趁机往敌人的后方“播火种”。当集中营里的局面打开以后，几乎每走一批，“特支”事先就知道了名单，于是便赶在出发之前把其中的党员组织起来，根据党员多少成立起支部或小组，并布置任务，要求他们中途能跑就组织跑；否则，到达目的地以后，要尽快在群众中扎下根，积极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按照具体条件开展斗争，并规定不论是谁回到根据地，都要向党报告集中营的情况，尤其是“特支”的情况，请党派人来领导，并给予指示。
既然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必然会燃起革命的烈火。“六月特支”分到东北各煤矿后，先后成立新邱特支、塞北支部、十月特支等十余个党支部和党小组，在东北抚顺、本溪、阜新等地开展了斗争。震惊东北日伪军的“新邱暴动”和本溪煤矿特殊工人“共产主义领导小组指挥部”暴动案，就是由石家庄集中营“六月特支”的领导人李振军、朱韬、刘亚龙等党员们参与组织领导的劳工暴动。
11 背着“恶名”的“副所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劳动力缺乏问题日益严重。尽管在日本国内进行了所谓“连根拔”的劳务动员，从朝鲜征用了大批劳工，但仍不能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遂按照大企业的要求决定强掳中国劳工。1942年11月27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会议通过了《关于将华人劳工移入日本内地》的决议，该决议规定：向内地移入华工主要是华北的劳工，尽量使用当地使用中的同工种工人和经过训练的俘虏归顺兵。鉴于强掳中国劳工以补充日本国内劳动力之不足“其成功与否影响甚大”，也为了日本国内官厅、企业能与日本在华有关机构及傀儡组织华北劳工协会之间进行有效的配合，1942年12月，日本企画院组织了“华北劳动事情视察团”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除煤矿和港湾装卸业的考察外，他们还视察了“石门劳工训练所”“济南救国训练所”，了解战俘劳工的劳务训练，直到1943年2月中旬才回到东京。根据视察团的考察，1943年3月2日，日本制定了《华工内地移入要领》，并从1943年3月至11月，将一千四百二十名中国战俘劳工“试验性地移入”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而这试验移入的劳工中就有从石家庄集中营移入日本三井、日本制铁等煤矿的战俘劳工五百六十四名。经过试验移入后，1944年2月26日，日本次官会议作出《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执行细则，列入《1944年度国民动员计划》为三万名，正式开始强掳中国战俘劳工到日本做苦役。
从1944年1月1日起，华北劳工协会直接参与华北几个战俘劳工集中营的管理，为日本本土训练、输送劳工。并把石家庄的劳工教习所和山东的新华院改名为劳工训练所，在塘沽、青岛两个港口城市建立劳工收容所、劳工训练所，作为输往日本劳工的训练输送机构，组建训练劳工队，直接送交日本用工单位，把劳工送往日本。
这年元旦，石家庄集中营张灯结彩，鼓号喧天。石家庄的日伪军政首脑和华北劳工协会的高官齐聚一堂，为石门劳工训练所举行挂牌仪式。日本军政当局为掩人耳目，把石门劳工训练所的领导都换上了中国人。所长由伪政权正定道尹杨缵臣（后为韩亚援）兼任，副所长由“五一扫荡”被俘的八路军团长张子元担任，但实际大权仍在日本人手中。因为这年日军要进行打通平汉线的一号作战，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准备参加洛阳作战，石家庄防务交给独立步兵第二旅团（代号1822部队）接管。石门劳工训练所也归独立步兵第二旅团直接管理，劳工输送业务归华北劳工协会具体办理。因此，集中营门口除了挂着石门劳工训练所的牌子，一度也挂上了1822部队临时俘虏收容所的牌子。日方的名誉所长依东大佐1944年病死石门后，由日本驻石门特务机关长嘉岛大佐负责。实际权力掌握在日本参与（顾问）奥滕寿人（后为芦田孝顺）手中。所部设事务室、练成室、医疗班、农园班、会计组。事务室下分总务系和用度系，所部下设两个训练部。
第一训练部实际是原劳工教习所的机构，部长由张子元兼任，主要任务是接收和管理战俘，挑选青壮年在押人员作为劳工，送到第二训练部。第二训练部部长由八路军战俘傅充闾担任，主要任务是对劳工进行强迫训练和对外输送。
此时期在押战俘劳工仍然保持在三千到五千人。1944年，洛阳战役后，短期内押来国民党战俘一万三千余人，南兵营容纳不下，日军把东兵营也辟为战俘集中营，由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第二大队（代号甲字1417部队）临时监管。一些被俘被捕被抓的抗日军民，在东兵营经短期羁押，审讯登记后，送往北平、塘沽、青岛集中营，再转送到日本当劳工。另外，位于桥西的华北劳工协会石门办事处，也把从河北省中南部正定道、邯郸道各县抓来、骗来的无辜群众先集中关押在石家庄火车站西侧的八条胡同等地，填表、登记、照相、编队，凑够一定人数，然后作为“行政供出”送往东北和日本。据石门办事处职员回忆，仅1944年，八条胡同就关押送出劳工七八百人。所以，要全面讲石家庄的战俘劳工集中营，除南兵营外，还应包括东兵营和八条胡同等地。
听说来了一个八路军团长当副所长，战俘们都认为来了一个大汉奸。有的观察，有的监视，有的防备，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八路军干部还担心被其出卖。但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感到此人并不坏，虽然嘴上喊得很凶，调门很高，但在具体事上并非死心塌地地为敌卖命。其实，张子元到集中营任职，是经过共产党组织批准的。
张子元是河北博野人，早年参加过抗日救国军、抗日同盟军。七七事变后，他组织冀中民军并任副司令。不久，率部参加革命队伍，任冀中警备旅一团团长。1942年“五一反扫荡”中，被敌人俘虏，并得到过去民军老部下的保护。因为种种原因，战败被俘，觉得无脸再回去带兵，经冀中军区情报处长（后为晋察冀军区情报处长）张存实请示有关领导批准，同意其借机潜往石家庄做情报工作。张子元到石家庄后，先由原先他所在团的营长、打入石家庄做地下工作的王革非介绍，打入到日军三九〇六部队谍报班，在石家庄日伪上层人员中建立一定的关系。1943年日伪机关成立石门劳工训练所时，经日本军方推荐，并暗中经我方党组织批准，张子元担任了石门劳工训练所副所长。
张子元打入劳工训练所后，带进去一部分地下工作者，同时把一些我方认为表现较好的战俘干部，解除战俘身份，在劳工训练所担任教官、助教、职员，形成一个在公开的战俘管理机构掩护下秘密的地下工作小组。并通过打入日军河野谍报班的王革非、邢树勋同晋察冀军区情报处和冀中六分区进行联系；通过打入日伪建设总署河渠工程处的地下党员王子兴与冀中公安局联系。从此，张子元小组同时接受王革非和王子兴两条线的直接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