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劝勉世人重视读书学习
宋代，右文重学崇儒是其基本国策。宋太祖建国后，很快由一介武夫变为尊儒重文之君，享有“性好艺文”《能改斋漫录》卷4《崇政殿说书》。的称誉；宋太宗更以“锐意文史”而见著史册《事实类苑》卷2《祖宗圣训·太宗皇帝》。；宋真宗则“道遵先志，肇振斯文”《册府元龟·考据》。。经过太祖至真宗三朝的大力倡导，宋代右文重学崇儒蔚然成风。
宋代之所以具有浓厚的读书风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自帝王贵族官僚、下至平民百姓，都劝自家子弟应该勤奋学习，虽然读书的目的不尽相同，但提倡读书却是一致的。
宋代皇帝提倡读书最为人所知的是宋真宗。史载：“宋真宗《劝学文》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高拱：《本语》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曰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易”⑥《说郛》卷73下《劝学文》。。宋真宗的这一《劝学文》赤裸裸地告诉世人读书可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因此遭到后人的批评诟病。如明代高拱指出：“诚如此训，则其所养成者，固皆淫佚骄侈、残民蠹国之人，使在位皆若，人丧无日矣。而乃以为帝王之劝学，悲夫！”《本语》卷6.陶宗仪也认为：“自斯言一入于胸中，未得志之时，已萌贪饕；既得志之后，咨其掊克，惟以金多为荣，不以行秽为辱，屡玷白简，恬然自如。虽有清议，置之不恤，然司白简持清议者，又未必非若而人也。毋怪乎玩视典宪为具文，一切置廉耻于扫地，气习日胜，若根天真。惟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为蠹国害民也。得非蔽锢于《劝学文》而然耶，是因不可不深责贪饕之徒，亦不可不归咎于《劝学文》有以误之也。”⑥《说郛》卷73下《劝学文》。明人的这种批评是一针见血的，抱着升官发财、享受荣华富贵的目的读书，一旦中举得志，其多数人确实将成为淫佚骄侈、残民蠹国的贪官污吏。因此，宋朝廷的这种读书导向有严重的消极面。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宋真宗劝勉世人读书的良苦用心！其实，食、色作为人之本性，宋真宗以此劝诱世人读书，也有无可厚非的一面。黑格尔说存在就是合理，宋真宗的《劝学文》1000多年来流传至今，并为一些人经常引用，就说明了这一点。
与此相类似，宋人亦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道理来劝谕世人读书。北宋以正统自居的名儒陈襄就说：“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今汝父老归告其子弟，速令来学。予其择明师而教诲之，庶几有成。”陈襄：《古灵集》卷19《仙居劝学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此可见，宋人把读书入仕看作是世人脱贫脱贱致富致贵的一条捷径。
宋代朝廷上下之所以如此苦口婆心地劝勉世人勤于读书，这是因为他们看到学习对于培养人才、治理国家和形成良风美俗的作用。陈襄就认为：“学校之设，非以教人为辞章取禄利而已，必将风之以德，行道艺之术，使人陶成君子之器，而以兴治美俗也。”《古灵集》卷19《杭州劝学文》。“人之为善，莫善于读书为学，学然后知礼义孝悌之教。故一子为学，则父母有养；一弟为学，则兄姊有爱；一家为学，则宗族和睦；一乡为学，则闾里康宁；一邑为学，则风俗美厚。虽有恶人，将变而为善矣。”《古灵集》卷19《仙居劝学文》。由此可见，读书学习不是只教会人们写文章获取利禄，更重要的是能陶冶人们的思想情操，使之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从而国家得到治理，父母兄弟姐妹友爱，宗族闾里和睦康宁，风俗美厚。周行己也认为：“天地之性，莫贵于人；四民之长，莫贵乎士。士之所贵者，以学而已……诸生生于富有之家，复赖父兄之贤，使得从师为学，一身亦幸矣。然而父兄之所以愿望于子弟者，岂幸一身而已哉？亦期于有成，将以幸一家、幸一乡，又推而广之，幸一国、幸天下也。”④周行己：《浮沚集》卷6《劝学文》，丛书集成本。这里，周行己看到，士人之所以比一般普遍人尊贵，列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关键是他们通过读书学习，比一般人有知识有文化有教养，即知书达理。这不仅是读书者一人的幸运，也是一家、一乡、一国甚至是整个天下的幸运。反之，“或不得学者，盖由出乎贫贱之家，日迫于粥之不暇，所以沈为下愚，终身不灵，以贻笞戮，无所不至，此人之不幸也”④《浮沚集》卷6《劝学文》。。
基于这种认识，宋代有识之士都希望世人能勤奋读书学习。朱熹《劝学文》就向人们呼吁：要珍惜时光，时不我待，努力学习。他说：“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而有来年。日月逝矣，岁不我延。呜呼老矣，是谁之愆。”《御定渊鉴类函》卷201《劝学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咏也劝勉世人要闻鸡起舞，苦学成才。他在《劝学》文中谆谆教导人们：“大化不自言，委之在英才；玄门非有闭，苦学当自开……晨鸡固自勉，男子胡为哉！胸中一片地，无使容纤埃；海鸥尚可狎，人世何嫌猜。勤慎君子职，颜闵如琼瑰。”张咏：《乖崖集》卷2《劝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代有些人甚至认为世人如不读书学习，是一种过错，其父兄应承担责任：“诸公为人父兄，有子弟而不教，教而不择其师，谁任其咎之道。故敢以此闻下执事传道授业，其为子弟加意焉，毋怠！”王之道：《相山集》卷28《劝学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有的人还认为平时不读书学习，到了人生尽头后悔就来不及了。“古人有临渴掘井之喻，痛其平昔不读书也。临渴掘井，犹有得泉之理，至渴不肯掘井者，是终渴死无悔也”。吴儆：《竹洲集》卷14《劝学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兴办各级学校
宋代，较早提出通过兴办学校发展全国教育的是范仲淹。庆历四年（1044年），他与翰林学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诰张方平、欧阳修，殿中侍御史梅挚，天章阁侍讲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孙甫，监察御史刘湜10人一起上奏，提出兴办学校对发展全国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范仲淹等人认为：“今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此献议者所共以为言也。谨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故为设立学舍，保明举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趋也。今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其诗赋之未能自肆者杂用今体，经术之未能亟通者尚如旧科，则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谓尽人之材者也。故为先策论过落，简诗赋考式，问诸科大义之法，此数者其大要也。”《长编》卷147.范仲淹等人在全国州县兴办学校，以经术教授士人、定期课试策论的思想对宋代历朝影响深远。
嘉祐二年（1057年），知扬州刘敞在《上仁宗请诸州各辟教官》中指出：“必欲人安其居，皆有常心，渐之于仁，摩之于义，化民成俗，则莫若开庠序以收养之，设师弟子以教诲之，月考时试以劝勉之。教定俗成，然后贤不肖立见而真伪不杂矣。”相反，如“游士归乡而不为设学，则无以收之；设学而不置师，则无以率之；置师而不立课试讲习之法，则无以成之。三者名存实亡，则学者不归，虽欲别贤不肖，兴廉让，崇乡党之化，不可得矣”《宋朝诸臣奏议》卷78《上仁宗请诸州各辟教官》。。熙宁二年（1069年），翰林学士吕公著综合了范仲淹、刘敞等人的兴学思想，提出了兴学的4项关键，即设学校、置老师、习经术、试大义。他说：“所谓学校之法者，天子自立太学于京师，取道德足以为天下师法者主之。自开封府及天下州县皆立学，取道德足以为人师者主之。然学校教化，所以一道德、同风俗之原，今若人自为教，则师异说，人异习。故宜博选天下所谓有道德可以为人师，先集于太学，使讲议所以教育之法，而朝廷以道揆其得失。讲议既定，然后取其得者，置之要会州府，使主其学……将以经术教养，则代赋以经……自后次科场，明经止用正文填帖，更不以注，而增试大义。如此，应明经者渐多而诸科之弊自消矣。”《宋朝诸臣奏议》卷78《上神宗答诏论学校贡举之法》。
如以现代教育理念看，四者中的学校是为教授与学习者提供教学活动的空间；老师则是教学的主导，起表率与传授知识的作用；经术则是教学的内容，关系到培养封建治国人才和一道德、同风俗的教学目标的实现；课试则能检验教学成果，并起引导教学方向的作用。
宋朝仁宗、神宗朝所形成的这种兴学思想，在北宋的三次大规模兴学以及南宋的某些时期均得到了较好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北宋时期，先后三次大规模兴学。第一次是宋仁宗以来，宋廷在推进学校普及方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努力。“仁宗即位之初，赐兖州学田，已而又命藩辅皆得立学；其后，诸旁郡多愿立学者，诏悉可之，稍赠赐之田如兖州，由是学校之设遍天下”。③《文献通考》卷46《学校七》。庆历四年（1044年），参知政事范仲淹等建议：“精贡举，请兴学校本行实，乃诏州县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为教授，不足则取于乡里宿学之有道业者；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者百日而止。”③《文献通考》卷46《学校七》。可见，仁宗时期第一次全国性兴学，是以赐学田的优惠政策，劝导全国州郡普遍设立了学校，并配备了学有所长的教师，初步规定了学制。
宋代第二次大规模兴学是在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在兴教办学方面施政的力度更大。他亲自编写教学大纲，编著新的科举教材《三经新义》，力排众议，统一思想。熙宁四年（1071年），立太学生三舍法，将学生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等。初入学为外舍，名额不限，春秋考试两次，从而扩大了生源。外舍选升内舍，名额200员；内舍选升上舍，百员。上舍生优异者直接授官。这样，加强了选拔淘汰力度，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乾道二年（1166年），朝廷下诏云：“学校教养士人，除科举外，惟每月私试用以激励，今若无公试可为升补内舍之阶，即外舍私试校定，并为无用，无以诱劝。”《宋会要·崇儒》3之36.学生各习一经，随所属讲学官学习。元丰二年（1079年），订出三舍法140条，进一步规定太学补试、私试、公试、舍试方法和升舍方法，使太学学制不断完善严密。
宋代第三次大规模兴学是在宋徽宗时期。这次兴学把基层县学放在重要的地位，崇宁三年（1104年）规定县学学生名额：大县50人，中县40人，小县30人。州、县学不仅有学舍提供学生食宿，还有学田及出租“房廓”的收入作为经费。大观三年（1109年），北宋24路共有学生167622人，校舍95298楹；经费年收入钱305872贯，支出267878贯；粮食收640291斛，支出337944斛；校产中有学田116990顷，“房廓”155454楹。在校学生之多，校舍之广，经费之多且如此充裕，不仅是空前的，在宋代也是绝后的陈振：《中国通史·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8~990页。。由此可见，徽宗时的兴学着眼点在于解决基层县学办学的经费、校舍、食粮问题，从而为地方县学的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南宋高宗时期，虽然战火连绵、动荡不安，但朝廷仍然不忘把兴学作为重要的国策。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秘书省正字张震就提出：“陛下（即指宋高宗）临御以来，兴学校，制礼乐，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庶几士风近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
宋代除了大规模兴学之外，历朝还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地方州县兴办学校，广泛开展文化教育。如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六月，“诏诸路郡县有学校聚徒讲诵之所，赐《九经》书一部”《宋会要·崇儒》2之2.。这种赐书兴学的方式虽然能解决学校的教材问题，但作用毕竟有限。地方州县兴学的关键当是经费、校舍等问题。如前所述，徽宗时大规模兴学，基本上针对这些关键问题，所以学校在全国州县得到广泛的普及。南宋初年，由于连年战乱，地方州县学校遭到很大破坏。绍兴十三年（1143年）十一月，“诏诸州军将旧赡学钱粮拨还养士，令监司常切觉察，不得辄将他用。仍令逐州军各开具养士并见标拨钱粮数目，申尚书省。以知信州刘子翼言学粮至微，无以资给故也”《宋会要·崇儒》2之36.。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地方要坚持办学，最起码的条件是首先要保证广大师生的温饱问题。
徽宗大规模兴学时期，不仅对全国地方州县普遍办学校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而且还注意资助那些孤贫儿童中值得培养的人。政和七年（1117年）七月，“成都府路提举常平司言：本路州县居养院有孤贫小儿，内有可教导之人，欲令小学听读，逐人衣服襕裙。欲乞于本司常平头子钱支给置造，仍乞与免入斋公用。从之，余路依此”《宋会要·崇儒》2之29.。
宋代兴学除了注重经费、校舍、学制之外，还意识到学校师资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仁宗嘉祐年间，知扬州刘敞认为：“今州郡幸皆有学，学皆有生徒，而终患无师以教之，但令掾曹杂领其事。职既不专，教用不明。”因为在办学中，师资是一个关键，没有优秀的师资，地方州县是很难办好的。因此，他奏请：“欲乞州郡有学处，听长吏各奏辟教授一员，于前任判司簿尉中，选有文行堪为人师者充。仍令以四年为一任，与理考数，官资俸禄，同之掾曹。则学有常师，教有常业，士子竞劝矣。”《宋朝诸臣奏议》卷78《上仁宗请诸州各辟教官》。
同时，朝廷重视对教师的考核与奖惩，以此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人才。这就是“设学校，重学官之选，而厚其禄。凡欲以诱诲学者……自今有敦行谊、谨名节、肃政教、出入无悖、明于经术者，有司其以次升之，使闻于朕，将考择而用之，以劝于尔众士。有偷懦怠惰，不循于教，学不通明者，博士吾所属也。其申之以诱导，使其能有易于志，而卒归于善，固吾之所受也。予既明立学之教，具有科条，其于学者，有奖进退黜之格，以昭劝戒。至于学官，其能明于教率，而详于考察，有得人之称，则待以信赏。若训授无方，而取舍失实，亦将论其罚焉”曾巩：《曾巩集》卷26《劝学诏》，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
如前所述，宋人在兴学中以经术教授学生，在具体教材的采用上，为达到培养治国人才和促使良风美俗形成的教学目标，主张使用儒家经典著作，即四书五经。如为了培养治国之才，陈襄主张学生必须“首明《周官》三物之要，使有以自得于心而形于事业，然后可以言仕，此所谓学之序也”《古灵集》卷19《杭州劝学文》。。南宋理学名臣真德秀更具体详细地规划了学生学习儒家经典教材的课程安排。他主张：“南轩之《论》、《孟》说，晦庵之《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孟》集注，则于学者为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迩来士子急于场屋科举之业，往往视为迂缓，置不复观。殊不知二先生之书，旁贯群言，博综世务，犹高山巨海，瑰材秘宝，随取随足。得其大者，固可以穷天地万物之理，知治己治人之方。至于文章之妙，浑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仿佛，盖其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学者诚能诵而习之，则于义理之精微，既有所得，发之于文，亦必意趣深长，议论精确，以之应举，直余事尔……自今以始，学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于二先生之书，俟其浃洽贯通，然后博求周、程以来诸所论著，次第熟，复而温公之《通鉴》与文公之《纲目》，又当参考而并观焉。职教导者，以时叩击，验其进否。上中二旬，当课之，日则于所习之书，摘为问目，俾之援引诸儒之说，而以己意推明之。末旬则仍以时文为课，如此则本末兼举，器业日充，上足以追续先贤之正脉，次足以为当世之实用。”《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劝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