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学史上的名词。汉代的学者把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六种类型，总称六书。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周礼·地官·保氏》：
“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书是写字。古代没有印刷术，得到书很难，儿童入学先写后读，所以书艺包括识字和写字，是文字之学。《周礼》是春秋时期的作品，传自儒家而没有师说。西汉末，刘歆崇信《周礼》，大力提倡，凭借政治力量在大学设立博士。刘歆《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对于六书最早的解释，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指的是文字形体结构，转注、假借指的是文字的使用方式，而转注重在字义，假借重在字音，对当时的文字分析极为清楚，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可以说是很大的贡献。四象之名学术性很强，而在语言或书写上容易发生混淆，造成不必要的错误，所以不久他的后学们便作出修正。如郑众《周官解诂》，转注、假借不变，四象改为象形、会意、处事、谐声，其内容是一样的。
许慎受到刘歆的启示，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整理汉字，编成《说文解字》一书。叙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这对刘歆学说有所发展：①排定了六书次第。②修正了四象之名，使意义更明显。③六书下分别加以界说，并举例以明之。从此六书成为专门之学，千余年间学者研究古文字都没能超出它的范围。
许慎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不足之处是受资料的局限，探索中国文字之原始构造却没能见最早的文字资料。
《说文解字》成书于公元100年，所根据的文字资料是秦汉时期的篆书，也采用了先秦时期秦国籀文和儒家壁中经上的古文，没见到更早的文字资料，分析解说自然不免有不够或错误的地方。今日有甲骨文、商周金文、战国秦汉竹简帛书等大量资料，对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回头看许慎的六书说自然不免有意见。
①“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视而可识”是说人们直觉看得出来。这和象形相似，所不同者，形体是实，易于描画，事理是虚，表现出来就要委婉得多（如上、下）。“察而见意”和会意相近，要区别则靠分析偏旁。会意字是两个或更多几个字拼凑在一起，以表现一个意，指事字拆开不成字，或者是拆出一个字而仍有不成字的各种符号（如刃、末）。
②“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诘诎，犹言屈曲。极言重视物体之状，不敢省简。
③“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基本上由两个字组成，一个作为形的符号，一个作为声的符号。怎样产生也有两种情况。甲骨文中的象形字有的笔画多、区别大，写起来不免有困难。后来简化，加一个声符，便成了形声字，例如鳳即凤、奚隹二字，形体不同，而凡、奚二声符是后加的。由于时间地域的推移，语音不同，文义变异，形声字又有增加声符或形符的例子。形符、声符不限于象形字，指事、会意、形声字都可以做形符也都可以做声符。中国古籍很多，历史上经过几次整理，“飞禽即须安鸟，水族便应着鱼，虫属要作虫旁，草类皆从两屮”，这也增加了形声字。从商、周起，形声字成为汉字滋育的主要部门，在《说文解字》中形声约占文字总数的9/10。形声字既是形和声各占一半的地位，制造或整理文字者应当对形和声的部位有所规定，却未注意到此，于是左形右声、左声右形、上形下声、上声下形、内形外声、内声外形种种结构任意泛滥，使学习者诸多不便。
④“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比类是说把两个字拼在一起，合谊即会意。文字上的形和声都有客观存在以为依据，只有意不容易表现，造字者可以有造字的意图，学字者可以有自己的理会，容易分歧。即以武、信而论，甲骨文有武字，上戈下止构造分明，也有止和戈两个字，但是怎么样能得出“止戈为武”这个意思？商、周文字中不见信字，战国文字中才有，作从言千声、从言身声各体，乃以讯为信。小篆中有信字，《说文》列入言部，是从言人声的形声字。信根本不是会意字。可见，会意字的造字本义是很难理清楚的，学习文字的人只有承认现实，按照旧传的音义继续解说和使用下去。
⑤“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许慎把转注排在会意之后，说明它是以意为主。“同意相受”戴震解为“互训”。因为《说文解字》说：“老，考也”，“考，老也”。考老互训。“建类一首”则指部首而言。有些学者主张必须同部互训才是转注，例如草部有“艹富，也”，“，艹富也”；“，苗也”，“苗，也”；即同意相受。从情理上讲是可以说得通的。
⑥“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假借字之发生有几种情况，一是字义不容易在字形上表现，取同音之字代用，不作新字，如我、汝、其、来之类。一是文字当使用时不够用，借字来顶替。许慎所举令长是秦、汉官制，令是施令，长是首长，皆属字义的引申，虽非本义，但不能称为假借。另一种情况是本有其字，写字的人提笔忘字，用同音字代替，只要音同便可假借，但是不免“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古籍中这种现象很多，学习文字的人应当理解。
总之，《周礼·地官·保氏》的六书，内容模糊，究竟是什么，学者间有不同见解，一时不能解决，也不必急于解决，这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名词的争论，没有实际用处。
刘歆六书说，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是六书具体名目的最初形式，在不足100年内经过他的弟子杜子春，再传弟子郑众、贾逵，三传弟子许慎等人的宣传和修正。从创意到建立，成为一门学问，即古老的中国文字学，在中国学术界存在1800多年。
刘歆以为六书是“造字之本”，这是托古改制，其实决不是先有人制定条例而后造字，六书是刘歆根据当时已有的文字知识归纳出来的名目，许慎通过整理文字的实践加以修正，才使内容明确。
许慎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他的六书说还不够精密。
他的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近代考古资料聚集日多，研究其文字从分析偏旁入手，取得很好的成绩，都是由于许慎的启示。中古时期学者崇拜许慎太过，揣摩附会，作茧自缚，产生许多恶果。例如郑樵《六书略》，支离破碎，毫无用处，可以存而不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