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对人才流失大反思！现在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得人才者得天下。中国已流失了大量人才，而且还有日趋加剧的趋势。在全球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的今天，中国怎么办？中国靠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才流失大反思
上篇：中国人多才少
有专家声称，一些新闻媒体总是说中国的人才外流必然造成中国未来人才短缺，实际上，中国不是未来人才短缺，而是现在已经进入全面人才短缺时代。
文革时期教育断层显现恶果
文革时期大批在校学生本该进入更高级教育，但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极少人能幸免，即使逃避了上山下乡，也由于学校停课而无法读书，使中国的教育至少断层10年。而这些后果目前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尤其在大学、在科研机构表现得更为突出，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队伍中70%以上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而全国高级研究教育人才中，45岁以下的只占6%。中国人才“老年退光，中年走光，青年跑光”的现象还在加剧。当年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那一代人，由于在教育上的先天不足，现在很难挑起科研和高等教育的重任。
尖端人才奇缺
世纪之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流动自由化、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产业结构升级加速化的大环境下，中国全面进入人才短缺的时代已成事实，而中国最告急的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最顶尖人才已经出现空白。
LIUX公司在北京国际贸易中心租了一层楼进行平台开发，在全国范围内招聘高级计算机人才，结果连一个都没有招到。但是，在美国硅谷的计算机等相关人才光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就有上万。而国内的263、169平台建设都是依靠回国人员办的公司完成的。从这一件事例我们就可以想象，我国的人才短缺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还有一种观点，说我国不是人才太少，而是太多。我们不是在为人才太多而忧虑吗？每年100多万大学生不是不好找工作吗？国际上公布中国是世界上第二科技大国，从事科研技术开发的人员有3000万，仅次于美国。这些表面的数字不能说明中国人才的实际状况，更无法说明这些所谓的人才的质量，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等最大奖项已经连续多年出现空缺了。
有专家认为，我们不只是在尖端技术上人才缺乏，连一般的高级人才都要打折扣，比如国有企业的1003万科技人才中85%基本上不能发挥作用，30%处于闲置状态。中国有3万名教授，10万名副教授，16万名讲师，但3万名教授能看懂外文的又有多少？发表过国际论文的又有几个？而这些人中，又有多少人利用带博士生、带研究生，甚至其他一些条件，剽窃他人研究学术成果？这种人大有人在，华东理工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的事件在中国学术界只是冰山一角。笔者曾在一家商务中心看到一位相识的副教授打印的论文1.5万字左右，只有题目和中文“一、二、三、四……”及阿拉伯数字“1、2、3、4……”是副教授亲笔写的，其他全是用剪刀裁下别人的文萃用糨糊而炮制出的。如今，专著、论文可谓是铺天盖地，但抄袭已不是个别人所为了。所以，每当有关部门公布研究成果，说出版专著若干部，发表论文若干篇时，却掩盖了互相抄袭、模仿、重复的现象，所以这些数字很难反映我国科研的真实情况。
滥竽充数者不少
联合国开发组织曾对开发研究人员的“文盲”作出下列定义，即“不懂外语，不懂计算机，不会自学”。如果按这个定义衡量，我国现有的高级职称人员可能大部分都属于“文盲”了。
全国每年教育系统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1.6万篇，仅仅是哈佛大学的2倍，在国际上排名为中国第一的南京大学一年也不过发表500多篇国际论文（大部分是在校学生发表，南大有规定：博士生不发表国际论文不许获学位），仅相当于哈佛大学一年8000篇的6.5%，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差距有多大。
中国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没有一个真正权威的学术评价系统，所以滥评职称的结果是造成了“学术寻租”。全国几千个学术刊物大部分是自产自销（如大学刊物以发表自己学校文章为主）、王婆卖瓜的产物，少数几个自由发稿者却存在“卖版面”的肮脏交易。连中国院士的评定都出现了“人情”问题，全国学术的歪风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在武汉有一句民谣，叫“教授满街走，讲师多如狗”；在北京海淀区过去有一句话，叫“一脚踩死三只蚂蚁，一看不是大学生就是硕士，不是硕士就是博士”。我们全国的高级人才，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又有几许，每年100多万大学毕业生，分不出去的多如牛毛，其素质之低难道不该反思吗？中国的高级人才在近几年才开始受到重视，但重视的程度在相当一些地区和企业还只是表现在理论上。如在中国高级人才层流传的“三个院士造就三个企业，三个企业不能善待三个院士”的故事。倪光南在和“联想”产生矛盾后，“联想”付给其500万元就打发了事；“四通”打字机的开发者王辑志目前还在家中赋闲；“方正”的王选隐退在家，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确实是罕见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也可能与技术人员产生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人员的股份收益有什么风险。盖茨的好友保罗离开了微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股份收益有什么风险。“联想”、“四通”、“方正”的产权改革进入尾声，“联想”据说已出现“百万富翁”，“方正”据称“百万富翁”已圈定。但我想，包括这三个公司在内的的任何中国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如果不能在人才机制产权改革上下功夫，其带来的示范效应只能是新兴人才全面外流。
我们在挥霍人才
在当今中国的各个地区，只要翻开新闻媒体的招聘广告，除了极个别的餐厅、酒店、歌舞厅要求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外，几乎所有的公司都要求大学本科以上，年龄25岁以下。这些单位和部门招聘人才时，不是根据用工需要，而是相互攀比，用“高门槛”来显示本单位本公司的“高档次”。所以，在相当一些单位和企业出现了大材小用、高能低用的怪现象。
有新闻媒体披露，今年初，南京一家“擦鞋匠”公司招聘广告明确规定，报名者必须具备大中专学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擦皮鞋”是什么高新技术，必须有大中专学历的人才能掌握？1999年，东北哈尔滨一家食品公司招聘推销水饺、烧卖、汤圆的业务人员，一律要求应聘人员具备大学本科学历。一家调味销售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的用人原则是能用上高层次的，就不用低层次的，如果有博士、硕士来应聘，我们照样要！”有人针对当前招聘人才的现状说，当今中国，除了发廊招洗头女，歌舞厅招三陪，洗脚屋招洗脚女，桑拿招按摩女不要求文凭外，再没有不要文凭的职业了，要是光看招聘广告，高中以下文凭的人很难找到工作。但是，尽管如此，报名应聘推销汤圆的大中专毕业生中，法律专业的有4个，还有英语、中文专业的。
当保姆也凭个大专文凭。1999年8月9日，南京阿福家政公司在《扬子晚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面向社会招聘大中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为家庭提供“金管家”、“高级保姆”，这在中国还属首例。招聘广告刊出后，家政公司先后接到来自省内外的应聘信件、电话400多人次，其中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156人。经双向选择，首批12人与阿福家政公司签订了用工合同，其中有5名大专生、5名中专生和2名高中生。在深圳，有不少大学生也做起了专职保姆。据深圳市佳诺家政服务公司介绍，1999年有40多名中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做起了保姆。服务员成了个热门行业。与擦皮鞋、卖汤圆、做保姆相比，宾馆服务员、公司接待员便成了高级工种，当然也必须由大专以上学历者来当此大任了。据报道，广州市殡葬服务公司招聘殡葬工，招聘广告见报后，4天就有近200人递交了应聘书，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的占近20%，有中山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的硕士，有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等高校经济、管理、计算机等专业的学士。今年，在广州举办一年一度的大学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上，不少用人单位都打出了招聘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的牌子。据广州市计委的统计显示，在全市各单位提出的毕业生需求中，要本科以上学历的占了需求总量的90%，广东一家较有名气的高科技企业，不仅工程技术人员需要硕士以上文凭，甚至在公司前台负责接电话也要一个文科硕士。广州一家酒店招聘保安、前台服务员、行李员也要“大专以上学历”。
拉黄包车的还是大学生。1984年毕业于南京化工大学化工配料专业的本科生陈家发，原是南京一家橡胶厂的配剂师，由于厂里效益不好，专长用不上，1996年2月下岗，开始了新的求职生涯。他先后干过保安、服务员，但都是临时工，老板一挥手，陈家发便走人。于是，他便应聘做了黄包车夫，还成了10个黄包车夫的“头儿”。
“人才高消费”的现象还很多，各地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其实，这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什么原因造成高才低用？近年来，高校扩招作为拉动消费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随之就是大专院校毕业生剧增，还有一种流行的口号，是“现今上大学不是为了就业，而是为了受教育”。而实际上上大学不为就业光图受教育有狗屁用处，社会上对人才的需求是“供大于求”，不少硕士、博士都遭受到就业难的尴尬，何况一般院校毕业的大专本科生呢？
而用人单位却面对成千上万无工作可做的大专本科甚至硕士生，却招不来能胜任岗位工作的人才。笔者相识的几家社科类、财经类杂志社，急需一批能策划、能编辑、能采访的人才，但招了几批竟不能留下一个。后来降低要求，只要能编辑、能采访就可以，仍然不能如愿以偿地招到人才，至今还是由几个老人手顶着干，原因很多，但应聘者不适应岗位要求是主要原因。所以，这几家杂志社的主编说，他们学的是这个专业，却只有这么个水平，他们不去拉广告、当业务推销员、当行李员怎么办？因此引发出我国的教育僵化，教育出的人才不适应社会需要的题外话题了。
一边高能低用，一边期望过高。一些高校、科研单位、大机关、大公司基本以接收硕士生、博士生为主，甚至连一些中小型单位也争抢研究生，这些研究生被聘后却没有适合的岗位，只能高能低用。而就毕业生而言，对就业的期望值过高，普遍存在求高薪、求舒适、求名气的心态，这种心态与社会实际需求形成强烈反差，给求职带来了困难。因而，毕业生们埋怨“找不到理想的单位”，而用人单位也感叹“找不到理想的人才”。
一边人才如潮，一边职位有限。从全国各地人才市场来看，求职者如潮水一般，逐年增加，而聘用单位十分有限，尤其是热门单位聘用人才更是寥寥无几，岗位竞争十分激烈，这就使求职者们放低了门槛和身价，先寻个工作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尔后再慢慢计议如何发展，谋求“跳槽”或听天由命。1999年，中国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达到了110万人，给就业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而国家机关约半数公务员转岗分流，国有企业大量富余人员下岗，这就使就业渠道更为狭窄和拥挤。据有关资料透露，1998年全国还有20多万名高校毕业生未落实工作。学子们求职难，带来了人才的高消费。
期待“人尽其才”
中国真的人才过剩了吗？我们通过下面一组数字就可回答这个问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仅占全国总人口的5.7%，而美国为60%，日本为30%，韩国为30%，印度为16%。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在世界上排倒数第几位，连北京这样全国人才最密集的地区也才刚刚达到总人口的20%，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仍属于人才奇缺的国家。如何才能“人尽其才”呢？首先，有关部门制定措施，迅速遏制“人才高消费”之风。同时，人才们也要改变观念，到中小城市去，到西北去，到人才空缺的地方打天下。
下篇：中国留不住人才
新的世纪还没有到来的时候，知识经济却先于时空的推移抢滩人类了。伴随着知识经济的是人才的竞争，全球经济一体化又为人才竞争提供了广阔的战场，浓稠的各国人才大战的腥风血雨组成了新世纪的第一道曙光，他们为了在下一个世纪不被淘汰出局，为了比他国他民族活得更好更滋润，已经不惜血本地在培育人才、挖掘人才。而拥有世界最庞大人口的中国，却在人才战场上显得不那么机敏和聪慧，唯独显得慷慨和大方的是连续几十年如一日地向西方发达国家输送人才，而自己却面临人才全面短缺的局面，直接影响了本国的发展。
人才流失知多少
有资料显示，我国近20年的公派留学人员学成回国服务的不足1/3，还有难以计数的自费留学人员学成不归的科技人才，仅中国在20年时间里公派留学人员流失的人才就达30多万之众，相当于美国的几个“硅谷”。在美国领先世界各国的电子信息行业中，从事科研的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人才。同时，在日本、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瑞典，甚至在比利时、新加坡都有大量的中国人才在工作，创造出的科技产品源源地产生经济效益。除此之外，外国的一些跨国公司也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在中国本土上吸纳中国的人才为其服务。近两年就有英特尔、微软、朗讯、IBM、摩托罗拉等跨国巨头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仅朗讯公司所属的贝尔实验室就在我国招聘了300人。
可以说，中国还没有跨进WTO的门槛时，人才大战的战火已经引燃到了我们的家门口。而滞后的用人机制和相当一些掌握人才命运的当权派浓重的“官本位”思想，对此的反应却是那么迟钝和麻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企图用限制或阻拦出国留学已经不可能了，更是不可取了。有研究部门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腾飞时期，出国留学生最好是2/3学成回国服务，1/3在国外工作学习沟通信息，使回归率与滞留率保持在2：l的最佳回归比数，是比较合理和有利的。我国的情况却是l：2的倒比，而回国的相当一部分人员又流入外国在中国开办的研发机构工作，真正为本国服务的更是寥寥无几。
我们重视了人才吗？
为什么会造成我国的人才大量流失呢？尽管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用人机制和人们尤其是领导对人才的观念陈腐，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去年上海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专程从美国引进了6位博士生，但不到一年，这6位博士生全部离开了这家企业，跑到了设在上海的外国公司去了。主要原因是用人机制的问题，企业在现行的用人机制下已经为引进的人才尽了最大的优惠，给以房子，给以10万元的安家费，薪水也按国有企业的高知标准发放了，如果再超限了就违犯了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那是违反政策制度的事情呀。在当今中国，违反政策违反制度的事情不但行不通，而且属于严重错误之列，是要摘去“顶戴”的，谁愿为公家的事情，为旁人的事情丢自己的官位呢？
还有博士大逃亡的事件发生在广州。1996年，颜光美等12位博士放弃国外优惠待遇，集体回国。此事件曾被众多新闻媒体炒作一时，在国内很轰动，但时隔几年，这12位博士大部分都离开了广州，其中4名又去了美国，留给广州市政府和用人单位一个巨大的疑问。笔者有位朋友是国内稍有名气的实力派作家，恰好广州一家杂志社缺编、写、组稿比较全面的人才，邀请这位作家加盟，这位作家去了三四个月，给圈内的作家约稿，自己又亲自写稿，使杂志的面貌焕然一新，发行量很快有了突破。当谈到报酬时，两个领导（这家杂志的社长总编都是主管单位委派的正处级领导），共同给这位作家谈话，他们真心实意地对作家说，我俩是正处级，每月工资加上乱七八糟的补贴不到2000元，给你工资定在1500元也可以了，这样你每月写点文章，再挣点稿酬，也快接近我们的收入了，要是再定高了，就不合常规了。这位作家在当天就留了一张条子开溜了，这家杂志社又跌入低谷，又开始了招聘人才的工作。他们说的常规就是下属的工资收入一定不能超过领导的收入，要是超过了，谁领导谁呀，领导的面子朝哪里搁呀。在中国谁级别高谁对社会的贡献就大，待遇跟着级别走已经成了政策和规定，就是专业人才也要给你套个××级创作员，享受××级待遇，或者给职称和级别来个拉郎配，正高享受正处待遇，副高享受副处待遇，助理享受正科，依此类推。就是现在这两年成天高喊爱护人才，引进人才，但最好的车，最好的房子，还有最好的待遇，还都是担任领导有实权的人享受的，极少发现人才享受的待遇超过了他们的领导。比照社会，这家杂志社的社长、总编辑的谈话也太正常了，他们说的是社会上上下下的共识。
在一年半以前浙江省第一位脑外科博士郭品正被医院优化组合掉了，失去了工作，医院和他所在的科室让他离岗的理由很充分，和领导、同事关系紧张，综合素质偏低，恃才自傲，孤芳自赏，几乎方方面面都有问题，唯一没有涉及的是郭品正的业务技术。而郭品正在不断上访时说，他看不懂医院里处处都布满的关系网和防不胜防的关系陷阱，医生收回扣收红包，不努力钻研医术。他在浙江折腾了16个月，他所在的医院不用他，别的医院也不敢用他，有关政府部门也无办法。最后，他终于被美国加州大学医学中心高薪聘用了。在国内屡屡不得志的“落魄秀才”，最后却在世界第一流的研究机构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郭品正是典型地被我们逼到国外的人才。所谓的人才，就是那点才，我们用的就是人家那点才，为什么要苛求人家其他方面呢？
还有，《围城》中的方鸿渐现象（即假洋鬼子总比中国人值钱），还一直在我国相当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领导头脑中作祟。一个名牌大学硕士生在一跨国公司工作时发现，他的计算机水平比从国外回国的人员水平要高。但他怎么做都没有脾气，人家的薪是60万，自己只有人家的一个零头。冤不冤？！（这不是明摆着逼人出国吗？）他终于醒悟了，不久，他到了美国。
人才值多少钱
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认真给予人才优厚的待遇，改革开放以前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期，大学教授的工资和同龄的老工人相差无几，有的还不如老工人多，政治待遇更低，一度被列在地富反坏右后边的臭老九，成为社会主流歧视的对象。尽管他们现在的政治地位、经济收入比以前大为改观，但和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到底有多少不得而知，1993-1998年北京地区自费出国留学申请人数以15.7%的速度增长，其中硕士、博士增长最快，博士生由1993年3%增幅一跃为1998年的11.5%。1999年到加拿大、美国签证的人数比上年涨了1倍，分别达8000、7000人。而在校生的出国势头更猛，北京世纪蓝图市场调查有限公司做过一项调查，北京高校学生有出国意向的占70%。
2000年2月底，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国际教育展再次出现了爆棚的场面。世界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普遍看好中国这块教育肥肉。据统计，仅广东一年的留学费用就达10亿元人民币以上，深圳的情况也差不多。可以想象，全国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一年拱手相让的金银又有多少。
事实上问题不仅仅限于此，更多的学生选择的是奖学金留学。美国一年仅在奖学金上就要发放500亿美元，这个数字等于1999年中国中央财政收入的40%。目前，出国镀金的诱惑力正在水涨船高。
在中国受到的教育程度愈高，可能受到的伤害愈重。按教育专家的观点，中国的教育体制在相当意义上只能生产残品、次品和废品。比如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眼睛近视率分别是30%、40%、60%到70%左右。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的心理出现不适的比例分别为15%、20%、25%左右。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专家王极盛认为，全中国中学生有32.6%存在抑郁问题。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贺美英还透露，该校约三成新生承认自己心理有问题。所以说，在中国教育体制未变，高考制度未变的前提下，“教育”的“杀人效应”只能逼有条件的低龄学生出国。
另外，国家对青年人才的有效政策不到位，迫使大量新兴人才源源不断地外流。比如中国最年轻的劳动力，正处当年的青年人中，有3000万人处于无房状态。国家最近提出的住房货币化，只能满足老年人、中年人的要求，原因是该两者可以获得住房补贴，并以小房换大房，旧房换新房；而青年人不仅无房，连补贴也成了空头支票。道理很简单，国家政策规定，住房公积金、住房货币化工资一律不许发给本人，只与所在单位有关。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这等于给生存状况极差的青年人雪上加霜。
在国际人才实现全球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国高级人才普遍奉行“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哲学。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高额奖学金的帮助下，留学生即使不到国外工作，省吃俭用回国也能带上三四十万，如果把博士、博士后连读到10年，回国至少有上价值千万人民币的美金积累。目前中国工业化过程远未完成，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人才极度短缺。据估计，目前全球网络人才至少缺100万人，美国仅硅谷一带的人才短缺比例就达10%，估计至少有34.6万个职位空缺。随着以网络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发展，未来10年发达国家人才短缺的问题将更加突出，预测美国、日本、欧洲分别缺乏100万、160-445万、300万人。
全国一年的教育投入不如一个哈佛大学，全国高校订阅的报刊不如一个香港大学，每年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连一般发达国家都不如，中国的高级人才又怎能安居乐业。北京商情咨询公司提供的一项调查表明，北京高校30.9%的教师想跳槽，其理想薪金为1500-5000元占64.7%，50%的教师对住房状况不满：然而教师兼职的结果小在于影响教学，大在于误人子弟，长此以往，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将受影响，这绝非危言耸听。
可以说，绝大多数流到国外的人才都是热爱祖国的，但是，他们又是带着对国内这样那样的不满意而出走的。他们到了国外，又向国外的同胞说这些不满意，使得一些准备回国的人才也不敢再回国，尤其是原先回国的、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后又不得不再次出国的人才，对那些有回国意向的人才影响力最大。有关人士说，安排好一名回国人才等于吸引了一批国外人才，逼走了一位国内人才，等于阻挡了一批回国人才。
2000年7月中旬，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了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我国科技竞争力继1998年的第13位下滑到第25位后，今年又滑至第28位。
刘姗姗、杜泓佰
“远华走私案”的新闻背景
远华特大走私案开审
被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厦门走私案（亦称“4.20”案）于2000年9月18日上午在福建省蒲田市中级人民法院首先开庭审理。据悉，由于涉案官员多达数百人，其中包括多名省市级官员，因此该案的审理将在福建漳州、厦门、泉州、蒲田、福州分别开始。
在蒲田中院接受审判的被告，是涉嫌为“远华”走私提供虚假单证和各种便利条件的厦门东方集团公司。厦门海关侦查局起诉意见书称：该集团总经理曹星海等12名被告为换取每年2000万元的租金和个人贿赂，竟将公司进出口权和印章拱手让给不具备进出口资格的厦门远华公司，致使“远华”利用合法手续勾结海关大肆走私。
此案是厦门走私案中的重头大案，因而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专案组进驻严查
据厦门市政府一位高层人士说，其实中央早就知道“远华”走私的情况。1998年春节，厦门市在人大会堂举行团拜活动。其间，原市委主要官员向参加团拜活动的朱镕基总理推荐远华集团公司总裁赖昌星，说赖在厦门已有50亿资产，对厦门特区贡献很大，希望朱总理能接见这位香港巨商。
朱总理却当着很多官员的面说：“这人我早就知道，他的钱大多是走私来的！他如果能拿出26个亿补税，我就单独见他。”但是，自恃有人作后台的赖昌星及远华公司并未将朱总理的警告放在心上，直至去年7月仍继续猖狂走私。
1999年4月20日，根据江总书记、朱总理批示，中纪委成立以刘丽英、王忠禹为首的“4.20专案组”。专案组先从海关总署和经贸部收集大量有关厦门海关的资料，由公安部、安全部、北京武警派员秘密押送到厦门，然后调集全国各地近两百名专案人员及大批先进设备，以“大兵团作战方式”对厦门海关近年的进出口单证进行全面核查运算，从中发现厦门远华集团公司委托进出口的货物总值与海关征收关税的货物总值相差800亿人民币。这意味着“远华”逃私多达800亿。
但是，“远华”每一单进出口业务的文件却十分规范，不仅有规范的外贸合同、销售合同、委托进出口批文，还有关税、检验等文书记录，“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可是，总值空额为何如此巨大呢？
专案组遂对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及涉嫌官员进行监控，终于在8月17日得知“远华”进口的规范文件全部是与海关内外勾结伪造的。“远华”委托进口的东方、开元两家国营外贸大公司的公章、业务章早已掌握在“远华”人手中，可以随心所欲伪造任何文件。
8月19日上午，专案组从外地调集的300名武警官兵包围了厦门海关，经搜查，发现了大量假单证和瞒私放私的罪证。杨前线及20余名涉嫌官员被羁押到金雁宾馆。杨前线，这个精明过头、屡屡制造缉私假成绩的贪官，在罪证面前精神全面崩溃，不得不交待了与“远华”等公司勾结、受贿1.6亿元的犯罪事实，从而拉开了查处厦门惊天巨案的序幕。
花名册牵出数百贪官
8月21日，数百名武警官兵突袭远华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查封了所有办公楼、车间及专用于接待官员的红楼招待所，带走涉嫌走私和行贿的170余名骨干职员。这次突袭最大的收获是搜查到远华公司送礼行贿花名册，数百名官员榜上有名。原来，“远华”在厦门银行的帐户全是空的，赖昌星将所有银行贷款、走私销售款全部转移到香港，需要用钱时派他的财务总管和保镖从香港提现金运往厦门。这位总管为了对赖昌星好交待，私下将每位接受行贿送礼的官员的姓名、时间、金额和用途都作了详细记录。这本花名册成了古今难得的“贪官受贿录”。
专案人员达700 余人
据此，专案组向全市发出“双规通令”，要求受贿官员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坦白交待受贿事实，上缴受贿资金。但是，不少官员仍抱着侥幸心理，拒不坦白交待。于是，包括市委副书记刘丰和张思绪、公安局长欧金祥、工商银行行长叶志成、商检局副局长罗良玉在内的一大批官员被“请”进了金雁宾馆。而专案组也为此急速“扩军”，先后从全国各地召集500余名专案人员，总数达到740余人，成为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案组。
据接待专案组的金雁宾馆、白鹭宾馆部门经理透露，专案组经费全部自理，每天需要20多万元开销。有段时间由于经费紧张，专案人员的生活费由100元减为80元。厦门市领导知道后，表示市财政愿意给予补贴，但专案组没有同意，表明中央彻底查处厦门走私案的决心。
首犯赖昌星靠什么发家
据厦门多名官员介绍，赖昌星原籍福建晋江，现年46岁，因人发福，厦门人背地称他“赖胖子”。他早年在晋江卖过破烂，由于出手大方，为人义气，在晋江结识不少朋友，包括当地驻军首长。70年代中期，他逃港从商。改革开放后，他以港商身份回晋江发展，得到当地政府和昔日朋友支持，出任晋江市外商协会负责人及泉州同乡会负责人。
1993年初，赖昌星到北京开办公司。这年，赖昌星从某领导人的儿子口中得知军队和国家急需大量电脑软件。于是，他利用香港公司与某军工企业秘密进行电脑芯片贸易，成为他飞黄腾达的原始积累。
1994年，赖昌星来到厦门，以逾亿元港币注册了“厦门远华电子有限公司”。但他不搞任何电子产品，专营芯片走私。而后以走私暴利涉足厦门石油业、房地产业、文体娱乐业，迅速扩张为集团公司。为了显示他的高档次、高规格，他在办公室、招待所悬挂他与某领导人的大幅合影，还频繁邀请北京高层人士到厦门，同时以大手笔笼络省市官员。1996年，设计高达38层的“远华”国际中心破土动工时，赖昌星邀请了中央、省、市近两千嘉宾，每人发一袋价值3000元的礼品，包括1000元红包、一瓶“马爹利”牌洋酒、两条“三五”牌香烟、一把精美的洋伞，还请每位嘉宾吃了一顿鱼翅、鲍鱼、人参、燕窝的“工作餐”。
赖昌星炫耀的上层关系和大手笔得到厦门许多官员的青睐和赞赏。此时的厦门，超亿元的大型投资项目并不多。“远华”的到来，无疑迎合了厦门某些领导人热切招商引资的心理。于是，好山好地由“远华”挑，好项目好银行由赖昌星选，各部门纷纷为“远华”开“绿灯”；于是，远华烟、远华酒、远华商城、远华娱乐城、远华足球队……“远华”无所不在、无所不有，“远华”成为了厦门经济发展的象征。
赖昌星为了全面打开走私渠道，一方面将市领导、海关、商检、公安、边防、银行等关键部门关键人物的子女亲属招进公司，予以万元、甚至数万元的工资待遇；一方面在当时还很偏僻的工业区建起专用红粉金钱腐蚀官员的“地下宫殿”——红楼招待所。
据一位曾进入其间的公司女总经理介绍，这座7层楼的招待所外表一般，里面却极其豪华，功能齐全，有舞厅、卡拉OK厅、小电影院、桑拿浴和脚浴，还有五套超级豪华鸳鸯房和一大群美女。她说：“这些女孩你们男人能想象多漂亮就有多漂亮！”当官员和美女鸳鸯浴或上床时，赖昌星会秘密用针孔录像机录下这一幕幕镜头，留着日后要挟之用。
这位总经理说，当时她在招待所一楼大厅等候赖昌星“接见”时，亲眼看到市里一个领导陪同省里几个领导进去了。她感慨地说：“这座红楼不知害了多少姑娘，害了多少干部。”因为，那些录像带已掌握在专案组手里。
独霸厦门走私市场
市府一位官员还说，为了保护走私，独霸厦门走私市场，赖昌星还养了一帮打手。厦门别的公司走私要向“远华”交保护费，如果不从，轻则勾结海关、边防连人带船统统抓走，重则“远华”打手上门寻衅殴打，对于堕落的官员也不例外。厦门海关缉私处长在隔离审查中说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他查获两艘“远华”走私油轮，还没处理，“远华”的人带着一个关长来了，气势汹汹地命令他放行，一个“远华”打手扔给他一个装有30万元的袋子，一行人扬长而去。他说，看着这些五大三粗的打手，心里一阵发麻，不敢不放行，也不敢向组织上交待。因为他手下的缉私科长在前年3月就不明不白死在汽车里，公安局至今没有破案。
厦门海关形同虚设
赖昌星运用这些手段，扫清了在厦门走私的所有障碍，与海关密切勾结，肆无忌惮地大量走私。从电脑芯片到各种汽车、摩托车，从化工原料到整船整船的成品油，从民用建筑材料到武器军火，无所不为。此时，厦门海关已成为赖昌星公司的一件摆设，可以随意摆布。这位市府官员举了一个例子：去年3月，“远华”以来料加工的名义进口一批市场紧缺的电子元件，东西卖了后，就让海关用空集装箱冒充加工成品出口。因为空箱太多，几个海关人员嫌贴出口标签麻烦，就干脆将标签扔给“远华”的人去贴。一个科长说，你们自己去贴吧，贴完了装完船再告诉一声就行。结果，这些空集装箱在海上游了一圈卸到香港，再装走私货到厦门。
这位官员说，赖昌星在厦门5年到底走私多少，赚了多少钱，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远华”走私很多不经过海关，如军火走私。即使经过海关，也以多报少、以大报小。仅专案组查实的赖昌星送给厦门公安局的走私汽车就有100辆；仅“远华”在嵩的油码头批发给几家油库的成品油就达480多亿元。如果按1998年上半年新加坡柴油每吨122美元计算，480多亿人民币可走私4000万吨柴油；按当时国内柴油每吨1500元计算，1万吨可赚500万元，4000万吨则赚200亿元。
公安局长助其外逃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罪行累累的人，却受到福建省个别官员的赏识，在香港和全国政协都不同意的情况下，硬要给他戴上一顶全国政协委员的华冠；就是这样一个严重损害厦门特区的人，却受到福建贪官的保护。去年8月21日，专案组突袭“远华”，得知赖昌星在境外后，公安部密电福建省公安厅组织抓捕。但这绝密指令却被泄露，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长庄某在赖昌星即将踏人国门前一刻通知其潜逃外国。虽然庄某已被法办，而赖昌星至今未能抓获归案。
一位熟悉赖昌星的北京人士说，赖胖子十分精明，他玩惨了厦门，还得到厦门人的好感。他在厦门根本不设账本，也不放钱。厦门银行的钱，走私的钱，他全拿回香港，他早已准备了几本外国护照，随时准备逃跑。不仅他逃，他还帮一些高官及其子女外逃。他说，这几年公安部门进出境管理处也好像是“远华”家里设的，光是给“远华”的香港单程证就有150张。所以，“远华”案发后，很多人就这样大大方方地走了。
审讯中走私案值大幅下降
据厦门市府知情官员透露，因“远华”首犯赖昌星及两名主要涉案人员外逃，在国外秘密指挥销毁罪证，所以，专案组取证异常艰难，一些被羁押的官员也不断翻供，致使原来查获的800亿走私案值因取证困难而大幅下降。目前，经厦门海关侦查局取证认定的走私总额约700亿人民币。
据该官员透露，涉及厦门“远华”走私案的军方、公安、政府官员已达数百人，除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和原总参情报部负责人姬胜德外，其他清查范围基本锁定在地市厅局级以下官员，预计全案有10名官员将被判死刑或死缓。前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在专案组“双规”中携家眷潜逃国外，安顿好家眷后回厦门投案自首。
周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