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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上海社保案,馒头事件

由一个经济案件而引发一场政坛地震,上海社保案由此而声名卓然。不过,直到下一年陈良宇的被双开,人们才认识到这个金融腐败人物链是多么深远。与严肃的上海社保案比较,无厘头的“馒头事件”则轻松、娱乐多了,它所引起的网络狂欢是这一年的网民最为享受的盛宴。

上海金融腐败人物链:从王成明到祝均一成立于2002年9月的上海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以下简称金融办),最近接到的任务是将上海建设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各项事宜提上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为将来的“世界金融中心”提供一个透明高效的制度环境。此时爆发的上海社保局长祝均一被“双规”案以及其后上海电气集团三位董事相继被“双规”的连锁反应,就显得很不合时宜。

上海以黄浦江为界,分浦东浦西,与一般“东西”的顺序不同,上海人的传统观念里还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叫做“宁西勿东”。而在浦东陆家嘴金融区,一入夜东方明珠熠熠生辉,浦东江边甜品店、饮茶店相邻而立,相对于古老的浦西外滩,不仅环境优雅而且场地更为宽敞。即便如此,浦西依然充满吸引力。

金融办正是在浦西。无独有偶,相继出事的劳动与社会保障局、上海电气也在浦西。几乎所有的政府决策部门,以及带有行政垄断性质的企业都在浦西。与行政部门和行政垄断性企业相对,浦东是“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占大头。这种格局背后是上海发展的历史缩影。这是无奈,也是必然。

王成明

这无奈的必然,也是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的写照。

8月中旬传来消息,王成明被“双规”。现年58岁的王成明4年前进入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上海电气(香港交易所代码:HK2727)董事长,并担任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以及大陆A股上市公司上海机电(上交所代码:600835)董事长、华安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可谓“三董合一”。

在王出事前,上海电气执行董事韩国璋已接受调查。而上海电气这两位高管轮番落马背后却是因为上海电气的另外一个高管——副董事长张荣坤受到祝均一案牵涉,被监视居住。张荣坤同时还是上海民营企业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据《财经》杂志8月21日的报道,上海电气高管卷入,与福禧投资2004年入股上海电气一事有关。福禧投资成为上海电气第二大股东,是精心安排的结果。2004年3月1日,上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发起成立,其中,宝钢集团持股4.99%,福禧持股比例约在5.55%。当年8月17日,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将其拥有的4.99%股份转让给福禧;一个星期后的8月23日,宝钢又将手中的4.99%股份悉数转给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财经》称该交易“多此一举”,令人生疑。而此后上海电气重新注册为股份有限公司,王成明、韩国璋作为上海电气改制上市的主要领导者,也是安排张荣坤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的关键执行人物,因而受到张案的牵连。

另外,王成明掌控的华安基金日前刚刚获得QDII资格,上海电气和福禧投资旗下沸点公司各持有华安基金公司2 0%股份。早在2004年底,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的4家券商股东同期全数退出,由4家上海本地企业接手相应股权。当时,华安基金公司有5家股东,分别为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申银万国、东方证券、天同证券和方正证券。其中上海国投和方正证券持股30%和10%,另3家券商各持股20%。而后天同证券将所持华安20%的出资转让给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申银万国将所持华安20%的出资转让给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投将所持华安公司20%的出资转让给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方正证券将其10%的出资转让给上海国投,东方证券将其20%的出资转让给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述股权转让获证监会批准。正是这一轮转换,上海电气和沸点投资进驻华安。而其中上海国投将20%股权转给沸点投资,又从方正证券处拿回10%的怪异转让,也是疑窦丛生。作为华安基金的掌门人,王成明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才能让张荣坤福禧旗下的沸点投资进入华安。如今,由于上海电气和沸点投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尽管华安声称将尽快消除市场影响,推出QDII产品,但其诚信度恐怕需要接受市场更加严格的考验了。

韩国璋

作为王成明的左右手,韩国璋早在8月初就出事了。8月9日上午,上海市举行12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会上通报了副局级干部——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韩国璋涉嫌违规,已被中纪委“双规”的消息。

与张荣坤、祝均一关系密切的韩国璋,尽管与张荣坤一事难脱干系,但不少舆论认为韩国璋落马是由于利用“阳光保障计划”骗取巨额财政补贴,并收受贿赂所致。“阳光保障计划”是上海电气为集团内部协保、托管人员提供的一项团体保险,用于帮困保险和扶贫救助。但正像多数缺乏监督的扶贫项目一样,真正用在扶贫帮困上的资金不如进个人口袋里的多。

2004年3月至4月间,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先后组建了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电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韩国璋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常务副总裁。而上海电气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下称“电气人力”)是管理退养人员的一个工作平台,根据韩国璋在国务院国资委会议上的介绍,集团每年给电气人力拨款1000万元。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称:从2004年算起,“阳光保障计划”共实施了三年,电气人力应该共获拨款3000万元。但是,这3000万元的保费显然没有用完——第一年参保4198人,第二年参保14918人,第三年参保8000余人,按一份保单58元计算,三年下来只需付出150多万元。尽管从第二轮开始,离岗下岗职工看急诊和住院就医进入自付阶段时,上海电气集团报销一半的费用。但这部分资金总额不会多达3000万,富余出来的“阳光保障计划”的资金去向成谜。不过,这多是坊间猜测,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韩落马更多可能还是由于受到张荣坤的牵连。

张荣坤

那么张出事的导火索又指向何处呢?张的福禧投资在2002年斥巨资拿下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收益权,横空出世。而分析表明,张动用的这笔资金主要来源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经手的巨额委托贷款,委托方正是祝均一当家时的上海劳动与社会保障局。

据调查,福禧收购路桥这一项目转让由上海市发改委牵头,经高级别办公会协调,直接绕过上海主要分管的市级领导。张调动关系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这可能也是王成明和韩国璋与张联合的原因,双方各取所需。而张在短短几年内就上升到200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6位,即便在中国这个善于出现经济奇迹的地方,也属罕见。而且张善于经营社会形象,这从他担任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及副监事长、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公共关系协会名誉会长等社会职务中可见一斑。而且其大手笔捐助上海慈善基金会也为他博得了不错的名声。

实际上,张的背景并不清楚,但与祝均一关系密切则是毫无疑问的。上海劳动与社会保障局下属的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简称“年金中心”)将委托给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约32亿资金发放贷款给张荣坤的福禧投资,而福禧投资在收购上海路桥公司股权时只支付了13.62亿元现金,其余18亿相信被张用于其他项目,以撬动更多资金。即便是通过福禧投资用于收购上海路桥的行为,已经是违规使用社保基金了。这笔投资也是促成祝均一落马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这也凸显出社保基金收益率低下的现实,才导致祝均一铤而走险。实际上,社保金的投资渠道有限,这32亿存银行或者购买国债,4年收益不过七八亿,但出借给福禧投资,理论上4年来社保金可以收益十几亿。这对于监管并不严格的企业年金而言,是巨大的诱惑。

看准了这一点,假使不是张荣坤,也会有其他人。按照张荣坤的思路,加大社保资金流动性,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投资,为社保资金提供稳定的回报——是多赢局面。而紧要的问题是,如果此次张没有被中纪委调查,这位公路大王将旗下在建的“嘉金高速公路”建成之后,运作在香港上市,归还社保金绰绰有余之外,摇身一变将洗白自己的出身。而且社保金似乎也确实能增值了。这一切的关键问题在于,张忘记了谁是社保金真正的主人。

祝均一

祝均一似乎也搞不清楚谁是社保金的主人,以为到了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钱就是局长说了算的。对于下属年金中心的委托贷款行为,祝均一的表现无疑证实了这一点。上海市社保局下属的企业年金中心一共向福禧投资拆借36.5亿元(通过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但4年间福禧只归还了2亿元,尚歉年金中心34.5亿元。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的案称:其违规行为包括允许资金用于购买沪杭高速的经营权是导致其落马的重要原因。虽然这可能是导致祝均一案的直接原因,但实际上祸根早已埋下。

其中的症结在于祝均一主掌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对社保金的处置有很大的话语权。这是目前的体制所造成的,而不是上海所独有的现象。在社保金问题上,卡托(CATO)研究所的在展思提出要将养老金的产权落实到个人手里去,这一观点正是出于对“谁是主人”的担心而提出的。因为按照目前的情况,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被用于支付养老金缺口,下一代养上一代的情况日益严重,而这种漏洞不及时加以弥补,后果将不堪设想。

企业年金也是同一问题,如果想多收益就可以将收益部分灵活处置。问题在于企业年金是由企业缴纳,为企业职工养老负责,但现在企业和职工对于年金处置的决定不要说参与决策,连起码的知情权也是没有的。而年金中心和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却将处置、经营以及收益权集于一身。这一畸形的制度下,发生资金挪用以及违规操作的情况,是“顺理成章”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社保金就开始进入房地产市场,那么,上海这几年蓬勃发展的房市导致的收益应该相当可观,但事实却是社保金收益全无,还面临亏损的尴尬境地。理由是对社保金投资的限制是不允许投资房地产的。更可怕的是,社保金的产权不明,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无法构成产权投资,只能以参与建设的方式来进行房产投资。当时的社保金只能通过委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贷出(参看当时的《上海社保金管理条例》,后有修改),但建设公司以银行不能参与投资房产为由,将建设用地许可证等置于自己名下,而完全搁置了社保金的权益。一旦建设公司破产,社保金只能吃哑巴亏。

这种模式在中央调控上海楼市的情形下,依然在运作。直到1999年浦发银行上市前,这一部分才完全收归社保局。但先后以上海东展有限公司及上海安联投资发展公司投资的明天广场、永银大厦、东银大厦、东海广场和来福士广场已相继立项。这5个房地产项目均由浦发银行贷出款项,但实际上是社保金。而东海广场项目签约的时候,条文没有写清楚,社保金实际上是被搁置了权利。后来东海广场导致亏损,最后还是财政救急,在政府干预下勉强收回成本,但损失却又摊到了财政上。而其余几项房产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获得可观的收益。根据政府部门的估计,除非明天广场能卖出超过50亿元的价格,否则安联公司对社保基金的负债就不可能做平。

社保金亏口已现,这是祝均一留下的“政绩”。除了银行不能投资房产的限制外,银行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严格审批制度,也是各种投资者转向祝均一领导的社保金的理由。尽管在199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6号文”),明确规定社保基金支付当期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之后在1999年,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就上述社保基金投资原则进一步制定实施细则。但对作为补充的企业年金投资没有做详细规定,这也留出了“空间”。而行政权和经营权不分,加上没有严格的监管制度,祝均一在企业年金处理上的权力根本不受限制,这是造成目前局面的根本原因。

下一个祝均一

这一连串的腐败的根源是权力过于集中。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19世纪的英国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此言不虚。上海长期以来一直热衷于树立一个廉洁且基本上杜绝腐败的城市形象,这起丑闻显然令人十分难堪。而且对于建设世界金融中心而言,“社保门”事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阴霾不散。事实上,如果社保金的产权不落到实处,在监管上又缺乏有力举措的话,那么恐怕难以避免重演的案。

正是由于社保金产权不清,所以有关部委频频出办法,2004年颁布了《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对于年金中心的资金的投资范围,明确企业年金对外投资限于银行存款、国债和其他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产品。直接对外拆借不在许可范围之列,当然也不能投资房产。但除了银行存款、国债外,其他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又是由政府来定,显然是无法跟上市场脚步的。对于企业年金的限制,就相当于“既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能多跑”。但这种好事哪里有呢?

回顾上海滩曾经的繁华,是因为多种金融机构灵活运转的结果。而保障这种充满生机的制度的,恰恰是一套明晰的可切实执行的产权制度。这是金融市场得益繁荣的根本保障,而不是依靠政府出办法来办一个世界金融中心。对比上海滩与华尔街的差距,在金融环境上,的案及其引发的一连串事件表明,上海滩要建设世界金融中心还任重道远。这不仅体现在产权制度的缺失,也体现在政府监管上的不透明,并且政企分开还需要进一步推进。金融中心市场化的步子迈得还远远不够。

不明白这一点,要迎来上海滩新的阳光,恐怕还有很长的日子。

李华芳

一个馒头引发的网络狂欢及产业

如果你以为《鸟笼山剿匪记》是著名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的续集,那就大错特错了。而且你会十有八九会被“诊断”为不是中国1亿多网民中的一分子。《鸟笼山剿匪记》是恶搞高手胡戈的最新作品,它又一次把网民的热情撩拨了起来。众网友争相传看,迅速加入无厘头分子的大Party之中,展开新的网络大串联。当一个作品被无数次复制后,就会像《骇客帝国》中的史密斯一样声势浩大。

一次毫无征兆的大串联

当《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被普通网民胡戈造出来后,被放到了作者自己的博客上。最初他的几个朋友和与之博客链接的网友,通过博客观看了这部搞笑短片。但是这些网友们显然没有满足于自己“独乐”,而是发扬了网络“与民同乐”的“博爱”精神,很快在博客、BBS中散播开来。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多,无数的网民在不知不觉中都自发地参与了这个搞笑短片的传播工作。很快,《馒头》成为网络搜索的大热门,并被放到了著名的门户网站。在门户网站广泛而有效地推动下,《馒头》进入1亿网民的视线。

此时,即使胡戈在博客上关闭了《馒头》,也已是覆水难收。“3天后,在朋友的告知下,我才发现自己的作品开始全国皆知了。”胡戈自己也完全没有想到在短短的3天时间里,《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会发展到如此的局面。一切都在意料之外。

随后,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也开始参与进来,纷纷报道。此时,一个自娱自乐的事情就变成老少皆知的社会现象。在大串联中,千千万万的网民都是参与者,人人都在享受恶搞的狂欢。人人都是接受者,人人也几乎是传播者。

第一代网民“老榕”说:“现在的网络是‘群众运动’了,已经和最初的时候大不一样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6月30日,中国上网用户总数突破1亿,为1.03 亿人,半年增加了900万人,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8.4%。休闲娱乐是人们上网的第二大目的,排在“获取信息”之后,而且它的比例仍处于上升趋势。

网络无厘头搞大了

网民“臭虫”在网站上下载了《鸟笼山剿匪记》,兴致勃勃地欣赏了一遍。“不错,挺搞笑的,涮了美国总统、安理会、张艺谋和陈凯歌,还讽刺了名人博客,哈哈。胡戈的新作一定要捧场啊。”自己欣赏之后,“臭虫”在MSN上把下载地址群发了一遍,还在常去的几个BBS上也“散播”了一下。“这叫与民同乐,有好玩的东东,当然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臭虫”说。

要让观众开怀大笑,或者使观众产生共鸣,同时不会使观众产生不适感,这就是好的恶搞作品。恶搞的底线就是不会使多数观众产生不适感,不会让多数观众产生恶心、反感、难受等等的感觉。中国的恶搞作品比起国外的,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差很远。我们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制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胡戈对《新世纪》周刊说。

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春运帝国》到新作《鸟笼山剿匪记》,胡戈显然要把恶搞进行到底,而本次恶搞行动已经明显升级。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只是对已有的电影、电视画面剪辑和拼接,没有演员参与,剪辑、音乐、配音、字幕等都是由胡戈一人完成。从编故事到完成制作,也仅仅用了9天时间。但《鸟笼山剿匪记》则大不一样,在这部长达48分钟的短片里,全部采用外景拍摄,演员有将近100人,有些主演是专业演员,需要付给报酬,其他的工作人员也有十几个人。胡戈花了两个月时间编写剧本、8天拍摄、1个月后期制作。为了拍摄这部短片,胡戈拿出了所有的积蓄,还向朋友借了几万元,后来又不得不变卖了自己的一些DV设备。为了这部短片,胡戈可谓不惜血本。

短片完成后,胡戈把首发权卖给了一家网站,并从网站中拿到了据说6位数的赞助费。据胡戈说,此前有多家知名网站都愿意出高价获得《鸟笼山剿匪记》的首播权,经过多方考虑,他最终选择了一家专业视频网站作为自己短片的首发和下载网站。从整个过程来看,《鸟笼山剿匪记》已完成了投入、产出、收益的商业操作。胡戈也说:“有人投资和赞助就继续拍摄。”显然,胡戈有把恶搞做大、做成产业的迹象。

胡戈并不是网络恶搞中的唯一获利者,“后舍男孩”在蹿红后也开始走向商品化。“后舍男孩”以假唱和各种粗俗恶搞的表演,在网络中成名。最近,他们已签约百事,成为旗下首位“网络大使”,为百事拍起了恶搞型的广告片。他们仍以宿舍为创作基地,沿袭了往日的恶搞风格,并首次在其作品中“献声”。“后舍男孩”已经在恶搞中玩出了金钱,玩出了名声,玩出了利润。

在胡戈和“后舍男孩”的事迹中,网络无厘头的产业化初露端倪。

网民需要无厘头

在陈凯歌和胡戈为《馒头》PK时,众多网民纷纷声援胡戈,局面出现了明显的一边倒。甚至有网友振臂高呼,建议全中国的千万网友来个网络大签名,支持《馒头》。最后代表着权威和精英的陈凯歌狼狈不堪,落荒而逃。而小小平民胡戈则一夜成名,被捧为网络英雄。由此可见,网民多么需要无厘头。

很多网友支持胡戈的理由是:他娱乐了大众。“馒头》带给大众的快乐比《无极》要多得多”,“无极》3.5 亿元投资带给中国人的是迷茫、无聊的情节。《馒头》给我们的是全新的创意”,“打赢这场官司,不光是为了胡戈,也是为了广大网民和影迷。因为胡戈在这个冬天带给了我们真正的快乐和新的梦想”。这些都是网民在《馒头》中,获得巨大娱乐和满足后,发自内心的表白。网民不是为了胡戈在摇旗呐喊,而是出于捍卫自身娱乐权利的需要。

恶搞的胡戈在网民中备受宠爱,在这场PK中,以绝对的优势胜出。其实胜利的不只是胡戈,还有站在他背后的无数网民,是他们把这次无厘头运动推向了高潮。

美国学者尼尔。波滋曼说,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娱乐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语言和思维方式。而无厘头绝对是娱乐的,绝对是为广大网民所喜爱的。无厘头分子们充分地利用了每一种载体,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把无厘头运动进行到底。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和Flash等都成为恶搞的方式。

下一个引发大爆炸的网络无厘头事件会是什么?我们无法预测,但是我们相信肯定会有,也许它已在酝酿之中。

王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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