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倡职业教育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黄炎培产生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并主张“智育，授以生活上所必需之普通技能，强调一切教育须具有实用价值；德育，宣归于实践；体育，求便于运用”。面对战乱频繁、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现实，他萌发和孕育了中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他大声疾呼“提倡爱国主义的根本在职业教育”。
黄炎培认为，职业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分工的产物，而教育则是保持和发展各行业的条件，从延续和促进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增进工作效能与激发工作者智能的需要出发，沟通职业与教育是必需的。另一方面，在黄炎培看来，凡是教育都具有职业性质，职业是教育的共性，不同之处是除这个共性之外，各类教育又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从这种认识出发，他认为旧的传统教育未能与职业沟通，脱离了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应该对之进行全面改革，改革之路就是沟通教育与职业，实施职业教育。由于职业本身具有双重意义，与之相应教育也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职业包含着对己谋生和对群服务的作用，另一方面，职业又适应了社会分工制度和人的发展差异的需要。因此，“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发展其能力，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此种教育名曰职业教育。”
基于以上的认识，他认为职业教育的功能就其理论价值而言，有助于个性的发展，是为个人谋生的准备，是个人服务社会的准备，是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的准备。就其教育和社会影响而言，职业教育是改良社会的手段。他认为如果实行教育与职业沟通，全面改革教育，那么十年后中国的情况就会如今日之欧美，“学校无不用之成材，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乃至野无旷土，肆无窳器，市无游氓，因之而社会、国家秩序于以大宁，基础予以确立”。就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作用而言，职业教育有助于解决中国最大、最重要、最困难、最急需解决的人民生计的问题，消灭贫困，并进而使国家每一个公民享受到基本的自由权利。
黄炎培还提出，实施职业教育是时势发展的要求，是潮流推动的必然。无论是欧洲大陆，还是当时正在崛起的美国，职业教育都是工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他在其1917年所写的《新大陆之教育》一文中写道：“美国近以时势之要求，与潮流之推荡，盛倡职业教育。若芝加哥、若春田、若甘来诸市、若麻赛怯思、若维斯康辛、若纽约诸省，皆为著名实行职业教育地。叩其目的，一使学生无力更受高等教育者，受此教育，得相当之职业。一使已就业者，受此教育，助其业务之改良与进步。回念吾国，由后之说，或未暇计及，而满地青年学成无用，由前之说，相需可谓殷矣。”黄炎培又说：“职业教育在学说上为后起之名词，在社会上为切要之名词，而在教育上实为最新最良之制度也。”“德国研究此问题最早，其发达亦最速，彼其工艺之精进，与一切事业之勃兴，论者谓于职业教育，实有深切之关系。”还说：“苟中国职业教育与工业同时进行，则可以超过欧美生计恐慌之一阶级。”
由此可见，职业教育之所以被黄炎培盛倡，是经济发展使然，是大工业生产的需求使然。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客观的规律：发展职业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职业教育思想
职业教育的目的
黄炎培认为，要谈中华民众的教育，“必须针对着中华广大民众最迫切的中心要求而出发”。有感于当时中国百业不良、社会生计恐慌和广大青年失学失业，他试图通过推行教育来解决国家所面临的上述问题，于是提倡职业教育。他认为当时中国面临着三大刺激，“一般社会生计之恐慌为一刺激，百业之不改良为又一刺激，各种学校毕业生失业者之无算为又一刺激。凡此皆实用主义提出之根源也。”针对这三大问题，黄炎培在1917年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这三个项目综合起来，其中心思想就是职业教育给予受教育者在道德品质、知识技能和身体素质上以教育和培养，为个人谋生，为社会服务，为增进社会生产能力做好准备，进而达到解决社会失业问题和增进社会生产能力问题。1934年经中华职业教育社公订：“职业教育的目的：一为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后来，黄炎培把以上内容概括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并把它定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的。在此后的年代里，虽然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对职业教育的定义和目的作过诸多说明，但他总是以此语作为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
所谓“使无业者有业”，就是通过职业教育为工商业发展培养适用人才，同时解决失业问题，使人才不至浪费，使生计得以保障；所谓“使有业者乐业”，就是通过职业教育给人以知识技能，使其能够胜任工作，热爱从事的职业与本职，进而能有所创造发明，以此提高国民的职业素养，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储备基础，造福于社会人类。如此，整个社会亦会受益于职业教育的成果。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目的论，包含了黄炎培所提倡的为个人谋生、为社会服务、促进实业发展、增长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诸多追求，是他世界观、职业本质观和教育功能观的体现。
黄炎培认为，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求生”，即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求生，就要具备维持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能力、知识、技能，由此而产生求知的欲望。在黄炎培看来，教育是一种前人将所获得的知识、技能、经验传授给后人，后人在模仿中获得改进，或进而有所发明、创造的社会活动。人接受了教育，一可以治生，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本领；二可以乐生，即使生活丰富多彩。他说：“余向教育之旨，归本人生。共义惟何？一日治生，二日乐生。”他认为，职业是“增进所以供给生活需求”的最好手段，而教育是“广其知以大其爱”的最好方法，所以教育与职业的沟通、结合必将“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黄炎培认为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实质是发展学生能力，以“帮助学生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为目的”。
数十年间，他曾提倡和创办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教育，如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职业指导机构、农村职业教育实验区，乃至裁兵后职业教育、伤兵职业教育、灾民职业教育、清室旗人职业教育、战后伤残职业教育等等，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始终追求“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目的。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制约日益加重的情况下，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难以发展，职业教育也就缺乏发展基础，但黄炎培始终积极提倡职业教育，他的这种不懈追求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认识到新中国的社会环境和以前完全不同，实施职业教育的条件更为充分了，职业教育成为增加生产、繁荣经济“所必要采取的措施”，同时，为“劳动者文化、业务水平的提高”，“造就新型知识分子”服务。这表明他追求依旧，而认识发生了适应时代的变化。
职业教育的地位
对于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制中的地位，黄炎培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职业教育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的地位应是一贯的、整个的和正统的。所谓一贯的，是指应建立起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系统。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应贯彻于全部教育过程和全部职业生涯，建立起职业陶冶——职业指导——职业教育——职业补习和再补习的体系。所谓整个的，是指不仅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应有一个独立的职业教育系统，而且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也要与职业教育相互沟通；不仅普通教育要适应职业需要，而且职业教育也要防止偏执实用的片面。小学应设各种职业准备科甚或职业科，中学应兼顾升学与就业的双重准备，专科学校则须防止流于功利而忽视一般的人格训练。所谓正统的，是指应打破以为升学作准备的普通教育为常例，而以为就业作准备的职业教育为例外的传统观念，破除以普通教育学校为正统教育，而以职业学校为偏系教育的观念，职业教育的地位应与普通教育等量齐观。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认识得较为全面而充分，揭示出了职业教育的若干规律，对后世的职业教育实践具有深远的影响。
职业教育的实施方针
黄炎培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和科学化。这既是他几十年间办职业教育的宝贵经验的提升和总结，更是他在长期职业教育活动中所遵循的办学方针。
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成功的关键在于职业教育的社会化，社会化是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他在其所著的《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什么》一文中说：“就吾最近几年间的经验，用吾最近几个月的思考，觉得职业学校最要紧的一点，譬如人身中灵魂，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是什么东西呢？从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来说，就是社会化。”在此他指出了职业教育的方针之一就是社会化。
黄炎培所说的职业教育社会化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包括：办学宗旨的社会化——以教育为方法，而以职业为目的；培养目标的社会化——造就在知识技能和道德方面适合社会生产和社会合作的各行业人才；办学组织的社会化——专业、程度、年限、课时、教学等方面的确定均需根据社会需要和学员的志愿与实际条件；办学方式的社会化——充分依靠教育界、职业界的各种力量，尤其是校长要擅长联络、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
为了使职业教育社会化，使职业教育更加具有活力，黄炎培认为：首先，必须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认为职业学校的基础是完全建立在社会需要之上的，“办理职业教育，必须注意时代趋势和应走之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职业教育的原则，着重在社会需要”，强调职业教育须与社会所需相适应。所以办什么样的学校、设什么科，怎样确定修业年限，设置怎样的课程都要调查了解当地社会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后作出决定。其次，必须十分重视“大合作精神”。他要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志们都必须分出一部分精力参加全社会的运动。为了把职业教育建立在社会需要的基础上，他要求职教社必须和社会各界，特别是实业界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对职业学校的教师，他主张要充分利用职业界的人才；甚至在校长的选择上，他明确提出，除了要有热情、学力、德行和经验外，“还要加上一件，就是社会活动力”，“职业学校校长资格所最不相宜的，怕就是富有孤独性的书呆子”。在黄炎培的倡导之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与社会各界沟通联络的制度。其中之一即是，每年定期邀请工、农、商、金融、教育各界专家集会，征求他们对人才需求和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意见，了解社会需求，以期改进工作。即使在抗日战争年代，学校颠沛流离，这种制度也坚持了下来。黄炎培反复告诫人们，“办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关了门干的，也绝对不许在书本里讨生活的。”这句话，可以说是他几十年经验的高度概括。
科学化是黄炎培办职业教育所坚持的另一条方针。所谓科学化，用黄炎培的话讲就是，“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以百业进步为追求，关乎国计民生，不可能在科学之外找到解决办法，无论中国、外国，无一例外。具体说来，开展职业教育，其工作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物质方面的工作，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家事、金融、财贸等专业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编，教学训练原则的确定，实习设施的配置等；二是人事方面的工作，包括教育管理的组织、机构自身的建设等。两方面工作均需遵循科学原则。关于前者，强调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事前要进行调查与实验，事后要勤于总结，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强调要充分尊重科学精神，体现科学态度，不能头脑发热，随意跟风。关于后者，强调采用科学管理方法进行职业教育的管理。他指出，要按照职业的不同性质与人的性格、兴趣和天赋的不同，替他分别种类，以确定谁适宜做什么，谁不适宜做什么，尽量做到事得其人。循此原则，黄炎培尝试将职业教育建立在职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基础上，在中国率先运用心理测验的手段进行职业学校招生，根据学生的心理性向确定其所适宜从事的专业，并参照德国方法制成7种心理测验器，力争形成“人尽其才”、“工作重效能”的好传统、好作风。另外，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还专门设立科学管理的研究机构，并亲自撰写科学管理论著。黄炎培试图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熔为一炉，立意将科学方法引入职业教育管理中，锐意探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
黄炎培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并总结以往教育的经验指出，职业教育要“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践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并将其作为职业教育最根本的教学原则。
作为一名从封建教育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黄炎培从青少年时期就对传统知识分子轻视实践、崇尚书本的恶习十分反感，他自己曾身体力行，在青少年时代就愿意做一些一般读书人根本不屑一顾的事情。他曾说：“社会积习重士而轻农、工、商，贵劳心而贱劳力，千百年养成之，非一朝一夕所能返。流毒至极。”他认为，这种流传千百年来的成见是职业教育的“大难”，是存在于人们心里，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时不在起作用的“暗礁”。
黄炎培在《职业教育该怎么办》一文中写道：在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顶怕用手，……简直像天没有给他两手似的。在糊里糊涂中，把社会分做两下：一是号称士大夫，是死读书老不用手的；一是劳动者，是死用手老不读书的”。他认为人类文明是人的“手和脑两部分联合产生出来的，作工自养，是人类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因此有必要“矫正”传统教育的缺陷，“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并起家来”。
从中国清末兴办实业学堂以来的经验教训看，黄炎培认为，过去的所谓实业教育，重理论而轻实践。自晚清以来，中国开设了许多实业学堂，从办学要求来讲，这些学堂是培养农、工、商各类实业人才的。但是，这些“所谓实业教育，非教以农工商也，乃教其读农工商之书耳”。其名虽为实业教育，但课程与教学却仍是重理论而轻实习的读书教育，造成学生富于欲望而贫于能力，其弊于此可见。换句话说，学生眼高手低，不适合社会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