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还主张大力发展成人的继续教育，而开办夜学就是实行继续教育的途径之一。他指出“英国儿童义务教育年限以满十四岁为止。然在此时期，儿童尚未能无教育也。故有夜班之设，所以便贫家儿童卒业后出而服役之时，仍有其继续学习之机会也。此等夜班附设高等实业学堂、美术学堂、女子高等学堂及各大公立小学之中，其学费极廉。其全不缺课而成绩优良者，于学期终时仍将学费还之……大约夜班之学科，皆于儿童之生计有关系者，而于德育、体育，亦非全不注意。苏格兰工场主人，甚愿其工人受夜班之教育，有自愿为之出学费者。因工人智识增长，技艺较优，于手工场有利也。夜班非专为十四岁以上儿童而设，亦为年长之工人而设。每夜设二点钟，自七点半起至九点半止，每一学科一星期二次，每星期惟四日有课，星期五、星期六无课”。他还主张创办英国式的夜大学，“英国大学亦有夜班。法律班多于晚间开之，因教授与学生皆系有事之人，日间不得暇也。英国有身为议员而兼教授者，而学法律之学生必在局所中练习，故会集于晚间，乃事势使然”。所以，他主张“故今日言教育者，不当徒置重于学校教育，亦当注意于社会教育。设文科、法科之夜班，乃社会教育之一方法也”。
可见，杨昌济不仅主张学校办教育，也大力提倡社会办教育，提倡办学形式与途径的多样化。他对丹麦创办成人大学十分赞赏，指出“丹麦国民大学收约十七岁至二十岁之男女劳作者，施以普通教育。入此国民大学者多为农夫，男子于冬季入学，在学五月，女子于夏季入学，在学三月。生徒之数有多少？平均七八十人”。这些入学的成人大学生，多来自农业生产第一线，已具备一定的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再上大学受系统的专业理论教育，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提高更快。且学制较短，方式灵活，又是在农闲时间安排学习，便于这些青年集中精力和时间突击学习，充分利用了教育资源，有利于快出人才、多出人才。
杨昌济对德国的成人继续教育也大加赞赏，大力提倡“德国继续学校，教授十四岁至十八岁曾经毕业于小学校之学徒；在多数城镇中，继续学校几成强迫制度。其课程每星期六七小时，计三年毕业；其所授科目范围颇广，任其学生自择一科。职工学校，则所收生徒日间已有职业，故授课均在晚间，其目的在使职工于所操职业中力图上进。商用技术学校系对于从事技术之人，如绘匠、雕刻家、珠宝家、订书人等，授以各技术之较深学理”。
杨昌济对当时中国山西省创办的农业技术学校也给以高度关注和评价，力主在全国推广。他指出“山西全省有农业专门学校一处，内附设甲种蚕业学校及甲种农业学校三处，乙种农业学校境内各伙业已多数设立。全省设农桑总局一，直隶省署，内设女子蚕业传习所。该所分为甲乙二班，甲班一年半毕业，乙班九个月毕业。又有农民传习所一班，亦九个月毕业。划山西为四大蚕业区域，分为‘不宜’、‘稍宜’、‘适宜’、‘扩充’四等。扩充区中每县每年保送甲乙两种程度女生各一。农区分全省为东南西北中五大农区，每区每年保送农民一人。适宜区中每县每年保送女生或甲种程度或乙种程度一名。总局内分蚕、桑、丝、牧畜、园艺、作物等六种，山西全省百有五县均设有农桑分居”。
从以上所述中可以看到，杨昌济实业教育思想十分丰富。他既注意广泛学习与吸取外国的先进经验，也十分重视总结中国人自己所创造的新鲜经验。他广览博取古今中外的办学经验，特别是认真学习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工业国的现代办学经验，主张大力发展中国的实业教育。这种实业教育的主要内容与突出特点，就是直接为发展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交流服务，为国计民生服务，为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服务，为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服务。这种教育，必须与各行各业的生产实践相结合，与各地的具体条件相结合。
杨昌济主张充分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利用各种途径和多种方法来发展中国的实业教育。这就是：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相结合，官办与民办相结合，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全日制教育与各种夜校教育相结合，少儿教育与成人教育相结合，基础教育与继续教育相结合，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相结合，创办各种职业技术培训班，根据各地区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创办各种专业技术学校，尽快培养出千百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各种专业人才，促进中华民族的振兴与腾飞。
营造发展中国实业之风
杨昌济认为，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腐朽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养成了各种腐朽陈旧的思想观念、习惯势力、社会风气与奴隶根性。要想发展中国的实业，推动社会的进步，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全国人民的思想观念，转移社会风气，为发展中国的实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
中国封建统治者的传统国策就是“重农抑商”，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人的“崇官贱商”心理。这种“崇官贱商”心理成为发展中国实业的严重思想障碍。对此，杨昌济一方面尖锐地批判了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另一方面对那些能够自立自强、生财有道、经营有方的历史人物则高度称赞，树为榜样。他指出，“吾国人有崇拜官吏之风。凡富商之末流，无不趋入官场者。趋入官场，则向来经营实业之能力，固以销蚀而事业衰矣。昔范蠡亡吴霸越，退而经营农业、商业，屡致千金。马援屯田畜牧于塞上，积谷万余石，牛、羊、马数千头。范蠡政治家也，马援军人也，而皆有经营实业之能力，如此独立自助，乃真不愧为大丈夫之事业”。他对晚清一位留学西洋学习农林之学的留学生，不愿接受张之洞月薪500元的高薪聘请，而自办农林畜牧业并发家致富之事非常赞叹，指出“此亦现在不可多得之人才也”。
杨昌济对清末民初一个叫王同春的人开发河套，变荒漠为良田的动人事迹，同样大力表彰。王同春从一个佃农，白手起家，凭着自己的聪明与勤奋，在塞外河套的荒漠中兴修水利，引黄灌溉，开垦出一块富足丰收的新天地，“自南河沿岸以达河北，南北四百余里，东西六七百里。凡凿干渠四道，宽深皆与大河相等，支渠旁达无数。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日操畚锸者常数万人。岁获粮谷至巨万，馈运口内，不可胜计。茫茫荒野，至是乃村落云屯，富庶过于壮县”。杨昌济认为“此人乃现今能于实业界开辟领土之人，可方古之范蠡马援。社会中如此人才，不可多得，是不可不记也”。杨昌济如此热情地称赞宣传这些自立自强、生财有道、经营有方的实业界人物，就是要为全社会树立榜样，激励大家向他们学习，为发展中国的实力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杨昌济对那些阻碍中国实业发展的腐朽思想观念和丑恶社会风气深恶痛绝，立志以改良人心道德、转移社会风气为己任。他说：“吾国近日经极大之改革。变国体为共和，此其最重大者，不待言矣。他如废科举、去辫发、禁缠足、戒鸦片，皆千百年之积习，前人未曾梦想其改革者，乃因二三志士之晓音瘩口，竟有涤荡振刷之期。可知敝俗非不可革，独患无大声疾呼警觉聋聩之人耳。自粗愚有知识以来，见民间风气不良，恒怀积诚立行转移一世之志。”
杨昌济转移世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倡廉洁自爱、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德，特别是提倡各级政府官吏的廉洁奉公。他尖锐地揭露了那些侵吞公款、贪污腐败的官吏是“营目前之利而贻永久之害，可悲可痛，孰甚于此”。他义正词严、苦口婆心地指出：国家“何由富强？人民之廉贪与国家之兴衰有绝大之关系。若谓此风遂不可挽，则是中国竟无可为。曾涤生家书有曰：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苦哉此心，令人肃然起敬。所望有志之士，贞介自持，不染污俗，以廉耻相尚，以清俭为高，造端甚微，收效必巨。此则区区之愚所馨香而祷祝者也”。杨昌济极力反对那些掺杂使假的商业欺诈行为。在一次去岳麓山的过江渡船中，他听几个茶农说可以将新柳叶掺人茶叶之中，对此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此国民程度低劣之证。曾闻人言茶商之所以失利者，多因货劣而滞销之故；而货之所以劣，不仅因做法不善，亦缘乡民担茶叶求售者已有掺杂，故茶质不良。欲振兴茶业，非彻底澄清不可；必须山户群知作伪但能获细微之赢，终将失永远之利，群相劝戒，不许掺和伪叶，斯亦小学教修身时所不可不提倡者。”杨昌济把诚实守信作为大、中、小学修身课的重要内容，认为无论是做官还是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都必须以诚信为本。他指出，“信用既失，不可回复，此后来乃永绝其谋事之机会。吾国之人，思虑浅而眼光短，良为可哀”。他认为，无论是官员作奸犯科，还是商人掺杂使假，都将丧失自己的信用，“而失其终身谋生之机会，所得小而所丧大”，最终还是害了自己。只有诚实守信，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与尊重，使自己能立足于社会，以求得事业的发展。
为了改变当时中国“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不良现状，杨昌济极力主张必须改变中国人的家族依赖心理，如子弟依赖父兄、父兄依赖子弟、兄弟相互依赖，等等。他认为，只有人人自立自强，自谋生计，为社会各尽其职，做出贡献，那就会使中国出现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大好社会气象。他以英国遗产继承制为例：“英人之为众子者，以不得父遗产之故，不欲受其兄之养，竞出海外，自图立身之道。英人殖民事业之成功，实由于此。天助自助者，乃英国教育家之格言。人人有独立之精神，斯可铸成独立之国势。”所以，他“恒劝亲友宜勤求一门精之学问艺业，不可持两局为生涯。我有学问艺业足以自立，但有人求我之事，而不必有我求人之事，岂不甚快”。
为了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杨昌济还提出力戒早婚早育，实行少生优生的主张。他指出“欲求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不可不戒早婚。秦西之人，早婚者极少。男子必有赡养室家之确实收人，女子必有操持家政之能力，始行结婚。结婚之后，与亲别居，自立门面”。对比西方各国，他深刻地指出了中国早生早育的危害：“余尝见少而娶妻，学未成，业未就，而儿女成行，既无赡养之资，复昧教育之道，徒多此不健全之子女，累及亲族而贻患社会，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有鉴于此，杨昌济在中国率先提出了节制生育与优生优育的主张“据生计学家言，世界之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而供人食用之物品则以算数级数增加，故世界之中常有人满之患。人浮于事，无业者众，生存竞争日益剧烈，水旱兵戈之惨剧，乃为芟除过多人类之一法，此真人类共同之忧患也。欲减杀此人类之苦痛，在积极的方面，宜讲增殖物品之方；在消极的方面，宜讲限制生育之道。昔希腊之斯巴达，持绝对的国家主义，人民生子者必经官长之检查，体格不强者则弃而不育。此残忍无人理，故不可行。人为淘汰，可行于他种生物，而不可行之于人类之间。然吾人虽不能行人为淘汰于既生之后，未尝不可行人类淘汰于未生之前，则所谓戒早婚者，亦不使社会多产生不健全分子之一法也”。在这里可以看到英国马尔萨斯人口论对他的影响。
但是，杨昌济不主张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盲目照搬于中国，反对古希腊斯巴达那种残忍的抛弃弱残婴儿的做法，而是明确主张：力戒早婚，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将发展生产与少生优育结合在一起，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与此相联系，杨昌济还明确提出严禁纳妾，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主张。这些主张，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无疑是首开先河、独具卓见。
针对当时中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百业待兴的严峻现实，杨昌济认为，中国必须奋起直追，才能赶上世界先进各国。为此，他提出了勤劳、“惜时”、“为之者疾”的主张。他说：“吾人治事恒患力微，全赖积多数之时间以完成远大之事业。”“盖商业利在乘机，一有违误，则损失不可胜计。故东西各国成功之人，莫不以急起直追，一日千里，为趋事赴功之秘诀。吾国之人全不知时间之可贵，因循玩偈，万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甚非开国进取之气象也。”
因此，杨昌济主张，凡可今日办完的事就必须在今天办完，断不可留到明日去办，因为明天又有明天的事。如果把今天的事拖到明天去办，这样日复一日，事情越积越多，“事愈多而心愈纷，如欠债然，将终身无肃清之一日”。为了珍惜时间，提高办事效率，他提出应该尽量减少“无谓之应酬”，减少那些大讲排场、浪费钱财、浪费时间的酒席宴请。他高度赞扬谭嗣同办的“延年会”，说：“昔谭复生在长沙，曾刨延年会，欲联合多人，将无谓之应酬一概省去，彼此相谅，无复猜疑。其所以名为延年会者，谓人生年寿之长短，与其做事之多寡成正比例。做事多者，虽夭亦寿；做事寡者，虽寿亦夭。省去无谓之应酬，则人人可多办事，人人可以延年矣。”正因为此，杨昌济对那些浪费时间、消耗钱财、摧残身体的社会恶习，如打牌赌博、吸食鸦片等丑恶现象，大张挞伐，力主禁绝。他指出“近日斗牌之习流衍全国，不染此习之人寥寥可数，所谓巨人长德旷世人豪者多不免此。虽已悬为禁令，然耻尚失所，禁绝为难，甚非兴国之气象也。上流之人，因搏而负，则临财之际不免苟且；下流之人，因搏而负，则饥寒迫身，流为盗贼。余尝谓吾国之宜戒斗牌，一如吾国之宜禁鸦片”。杨昌济沉痛地揭露了赌博、吸毒等社会恶习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和对社会道德的败坏，到今天听起来还是言犹在耳，刻骨铭心，具有强烈的现实教育作用。
杨昌济为改良人心道德、转移社会风气而进行了终生不倦的大声疾呼与言传身教，真可谓呕心沥血、不遗余力。而这一切，又是为发展中国的实业即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服务的，是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以及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服务的，因而也可以看做是杨昌济的实业教育思想及他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昌济的教育思想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重要的优秀思想成果，在推动中国教育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后来者认真发掘与研究，以用之于今天“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人民教育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