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当时，李大钊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为中国人民寻求革命真理和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事业，写诗不过是“余事”，所以他的诗作，与其他文章相比，显得数量不丰。但是，从他仅存的诗作中不难窥见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他的诗，是在革命斗争的磨砺中迸发出来的“热情的火花”，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彼时外侮日迫、奸雄窃柄、国运维艰、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伟大先驱者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矢志不移地追求和捍卫革命真理的精神以及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如同他的光辉雄文一样，这些诗也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的丰碑”。
当时年仅十八九岁的李大钊，面对着帝国主义的豆剖瓜分，清政府的积弱不振、库帑空虚，以及疮痍满目、民主凋敝的黑暗现实，悲愤满腔，郁闷充怀。于是他以诗明志，“振翰荦荦，发为感慨悲歌”。他的旧体诗“造意树义，以民生为念”，“伤世痛俗之辞，绵绵汩汩”，表达了他对清政府腐败昏聩、骄奢淫逸和屈从外侮的强烈不满，对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谴责，以及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这是李大钊旧体诗作的一个明显的特征。
现存的李大钊最早的诗，是写于1908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登楼杂感》（二首）。在这两首诗中诗人于登楼北望之时，浮想翩翩，联想到帝国主义，特别是沙俄对祖国北疆的践踏和蹂躏，气愤填膺，表达了对祖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无比痛心。
惊闻北塞驰胡马，
空著南冠泣楚囚。
家国十年多隐恨，
英雄千载几荒丘。
千百年来，无数英雄豪杰为之折腰、献身的祖国，竟然被帝国主义糟蹋得百孔千疮、生灵涂炭、鬼魅猖獗。自己空有楚国大臣钟仪的报国之心，却无力扭转乾坤，这怎不让人痛心疾首，伤时疾俗呢！这首诗写得悲愤沉郁，表现了李大钊对于处于艰难时世的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切，以及他隐忧惕栗，苦于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在他的旧体诗作中，《登楼杂感》可称之为领衔之作，为以后的作品定下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基调。
1913年秋，李大钊的学友筱舫（即尼鼎云，河北任县人）、寿山（即刘锡龄，河北唐山人）受北京政府委派押送军火去阿尔泰前线，以抗击沙俄的侵略。李大钊在为其友送行时，先后写了《筱舫、寿山将往阿尔泰，诗以赠之》、《前意未尽更赋一律》等诗，来劝慰学友要像爱国志士荆轲那样去履行为国为民的神圣职责。尽管征途遥远，道路艰辛，也不必过分悲伤，胜利的捷音是会传回内地，给人民以鼓舞的。李大钊以豪爽乐观的情怀，勉励挚友克服重重困难，完成抗御外侮、支援前线的光荣任务，并对他们的爱国行动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这些诗虽然没有直接抒写作者忧国忧民的感慨，却从维护国家及民族利益的壮举上展示了宽阔的胸襟。
1911年的辛亥革命摧毁了我国维系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城堡。李大钊为之欣喜异常：“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他热烈欢呼民主共和的实现，使淤积多年的“隐恨”得以申报。然而不久辛亥革命的成果就被窃取国柄的袁世凯给吞噬了。李大钊为祖国的“危机万状”，民权旁落，“民生益沦于涂炭”而痛苦万分。这种思想情绪，促使他用诗来声讨封建军阀争权攘利、复辟倒退、侵蚀共和的罪恶，表达自己誓要铲除国家叛逆、国民公敌而“再造中华”的雄心壮志。这是李大钊旧体诗的第三个特征。
1913年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正赶上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他深感国事日非，壮志难酬，决定东渡扶桑，寻求救国拯民的真理。这年冬，他在出国前夕写的《南天动乱，遣将去国，忆天问军中》一诗，就抒发了他的爱国情怀：
班生此去意何云，
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怀屈子恨，
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
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
连天烽火独思君。
这首诗表面看来是自责在“神州日曛”之际，没有像岳家军那样投身军旅，为剪除军阀而驰骋沙场。但实际上，李大钊并没有避世，而是怀着屈原出走郢都的心情，离开“羽檄纷”的祖国寻求救国方策。诗中的忧愤情绪，恰恰是作者“痛自振励”，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反映。
1916年初，李大钊为联系讨袁事宜，带着留日同学的爱国热忱，暂返上海。于舟行途中，写了《太平洋舟中咏感》。这首五言排律首先抨击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色旗，自兹少颜色。”作者深刻地揭露出，袁世凯挑起的连年战乱，导致了神州动荡，兵燹满地，炭涂生灵的恶果。接着，他豪情满怀地歌颂了“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的讨袁护国的巨大声势，赞扬了全国掀起的反袁义举。他认为，只有剿灭逆贼，“中华维新之命运，始有成功之望”；所以，他勉励友人为匡时扶危，“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而努力奋斗：
鹏乌将图南，
扶摇始张翼。
一翔直冲天，
彼何畏荆棘。
相期吾少年，
匡时宜努力。
作者用《庄子·逍遥游》里鲲鹏直上九万里的故事，鼓励挚友，策勉自己，表达了作者无视荆天棘地，决心征讨逆贼的冲天豪气和直前迈往的斗争精神。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新诗处女地的拓荒者之一。他的新诗创作始于中国新诗的幼年时期。本来他十分熟稔于旧体诗的创作，但改弦易辙，创作新诗，决不是附会“时髦”，而是旨在为新诗的发轫呐喊助威。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逐步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对文艺的“伟大之功能事业”的认识更深入一步。1919年12月，他在《什么是新文学》中强调，文学要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作为发展的“根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学创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同时也要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在新文学发展史上，他率先提出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统一的原则。在《劳动教育问题》中还提出了用“通俗的文学”代替“古典的文学”的文学革命的口号，对当时的新诗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大钊的新诗实践了他的文学革命主张，提供了借诗言革命之志的范例，反映了新兴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愿望，给诗坛带来了刚健清新的气息。像其他的新诗倡导者的作品一样，“复活了诗的生命。这对于中国的诗歌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李大钊的新诗大都写于五峰山暂住期间。五峰山是河北昌黎境内的一座“峻岭亘天，怪石高撑云际”的连绵峭拔的山峰，山腹有崇祯年间修建的韩文公（愈）祠。李大钊曾多次来这里度暑和避难。现存的新诗八首，有六首描绘了五峰山婉娈多姿的风光景色。1918年夏初，他写的《山中即景》（三首），就是其新诗的滥觞之作。
云在青山外，
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
尚有青山在。
刘半农在他编的《初期白话诗稿》中，曾称李大钊的《山中即景》颇具唐人王梵志、寒山、拾得诗的风韵。如就其语言通俗，质朴清新、写景状物、形象简洁而言却也相近，但李大钊的诗中绝无他们那种出世超俗、山林隐逸之趣。这首诗确实是描绘了北国峰峦的风姿，流露出热爱大自然的愉悦感情，然而作者的本意决不限于此。他是在观赏五峰的壮美形象时，触摸到当时政治斗争的脉息，把眼前景同胸中情融汇在一起，从而赋之于深刻的寓意。
李大钊的诗来自火热的斗争生活实践，发于战斗者壮怀激烈的胸臆；因此诗中充溢着“伤时痛俗”，“慷慨悲歌”，“箴砭聩蒙，鼓舞群伦”的“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以及革命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这就使得他的旧体诗形成了雄健悲壮，高亢沉郁的艺术风格。而他的新诗则别开生面，写得刚健清新，含蕴丰厚，流畅自如。他的诗风的变化，是由于时代的嬗替，内容和形式的革新使然。
“五四”前后，是中国的一个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时代。在当时的文坛上，锐意革新的旧体诗同异军突起的新诗并行不悖。而李大钊基于时代的原因，文学革命的需要，运用了不同笔墨进行创作，使得他的诗既具有着鲜明的革命内容，又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尽管诗体有别，风格迥异，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现实主义的美学精神。其中的许多篇章都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
在艺术创作实践中，李大钊以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斗争风貌，同时又借助于大胆想象和富有策勉性的语言，展示了自己的伟大抱负，深邃的思想，使他的作品达到了反映现实和表现理想的辩证统一。李大钊的诗都写于“风雨如磐”的灾难深重的年代，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封建统治者的屈辱腐败，反动军阀的窃取国柄，以及对革命斗争的迂回曲折，都没有回避和掩饰，而是如实地予以揭露和反映。李大钊的诗还善于将鲜明的形象同澎湃的激情融汇在一起，构成“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达到了情与景的辩证统一。至于他的新诗，更是善于寄情于景，托物抒怀的。《山中即景》（三首）就是绝好的范例。
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
绝无人迹处，
空山响流泉。
这首诗的第一、三、四句是实写浑然天成的造化美，而第二句则用虚笔写出了诗人领略山景的感受。于虚实相映之中，勾勒出淡雅清丽的素描画。同时，还以“响流泉”衬“无人迹”，动静相衬，寂处有音，使寂静的气氛更为幽深。作者正是通过描绘五峰山层峦叠翠的风姿，把他对祖国山川的热爱，对反动势力斗争的豪情客观化的。特别是“空山响流泉”一句，既烘托了作者当时的愉悦心境，又揭示出新生的革命力量必然战胜反动腐朽事物的客观法则。诗的思想境界也因之而升华。在古典诗歌中，有一种直写景物，内含曲意的表现手法，如陶靖节的《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即是。表面看来描写真景，似不用意，其实却是委曲而有情致，写出了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归里的超然襟怀。李大钊的这首诗就其思想内容与陶诗截然相反，但在手法上却同样采用了宛转曲折艺术手法，“用本色语，直陈所见，而情寓景中，神游象外，有得意忘言之妙”，不失为上乘之作。
李大钊的诗在民族形式的继承和创新上也达到了辩证的统一，表现出勇于革新的创造精神。这是与他在《“今”》、《今与古》等一系列著作中的“崇今派”思想有关的。他认为，对待古代的文化遗产应取“承受古人启发来者”的态度，不要“因怀古而复辟，要拿新的来改造”。对于诗创作，也是如此。在创作旧体诗时，除表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要求，保存了节奏上音乐美的特点，还从表现特定内容出发，对传统的东西予以突破和创新，充分体现出时代的特色和要求。
李大钊的旧体诗虽数量不多，但形式较为多样，律诗、绝句、排律并举，五言、七言杂陈。一般说来，侧重于感遇抒怀者，多用律诗和绝句，如《登楼杂感》、《神州风雨楼》、《题蒋卫平遗像》等诗，尽情挥洒，喜用典故，给人以悲壮沉雄之感。而侧重于叙事而兼及抒怀者，则用排律，如《太平洋舟中咏感》。诗歌直陈其事，奋抒胸臆，使感情的激流一泻而下。可见，李大钊熟练地驾驭了古典诗歌的多种形式，师古而不泥古，在用传统的艺术形式表现革命的新内容方面，值得借鉴。
至于他的新诗，也吸取了古典诗歌的宝贵营养，不尚辞采，工于白描，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事物特征，使之形象清晰，情溢于辞，颇有一种从容、平和的气度。同时，他的新诗又大胆地冲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形式的樊篱，实现了“诗体大解放”。如果说李大钊在1918年写的《山中即景》（三首）和《悲犬》，还带有旧体诗形式的某些痕迹的话，那么到了1919年写的《岭上的羊》、《山峰》、《山中落雨》、《欢迎陈独秀出狱》等诗，则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诗坛，使人耳目一新。在《新青年》诗群中，他可以称之为佼佼者。他的诗与同时创作新诗的胡适、刘半农、陈独秀相比，在思想和艺术上要略高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