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这封信，一方面感到兴奋，另一方面又感到畏惧，兴奋的是我有建立乡村教育理论的志愿，畏惧的是我怕负不起这种责任。我极愿我们同人，今后能特别注意到这一点。至于如何建立乡村教育理论，我以为应当注意下列各点：（一）在建立乡村教育理论之前。应特别注意乡村社会及乡村教育的观察，因为理论的建立，一定要拿当前的事实作基础。不过有一点应当注意，就是事实的观察，须用客观的方法，找出可靠的事实，观察尤要深入、明确。（二）乡村社会及乡村教育事实的观察已有了相当的成功，便可以根据观察的结果在参考各国乡村教育的实例来建立中国的乡村教育的理论，建立乡村教育的理论，要注意乡村教育目标的确定，乡村教育制度的拟定，乡村教育课程的编制乡村教育方法的研究等极大方面。（三）乡村教育的理论，已经有了一个系统的假定，便再实地分别加以试验，看假定的理论，在事实上是否能行得通，是否有效果，在以实验所得的结果，修正假定的理论，更已完成乡村教育理论，去解决一切乡村教育的实际问题。（四）乡村教育理论的建立并不是那一个机关或那一个人所应当单独负责的，我们应当发起联络各地乡村教育实验机关，共同致力于乡村教育理论的建立。（五）在建立乡村教育理论的时候，并不放弃乡村教育技术而不顾，我们应当将理论与事实看得同样重要。
刘百川对乡村教育理论建立的认识是非常先进的，处于那个时代的前沿。而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对乡村教育的理论问题是重视的，这个实验区经常进行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讨论。1936年12月3日实验区在袁巷里开了一个保甲长会议这个会议上由振元发表了题为《一个理想的乡村》演讲，提出了一个理想的乡村应当是：
理想乡村的经济
（1）合作社组织很完善，全乡村中个人都参加合作社做社员。
（2）乡村的金融很流通，民众的经济，毫无拮据困难的现象。
（3）个人都有正当的职业，没有事业的人，即无业的流氓。
（4）各种生产，都用科学的方法，消费少而生产多。
（5）各家都有相当数量的耕田，收入可以自给，并且经营适宜的副业，副产收入，也非常的丰富。
（6）各种生产方面所用的原料，都有本地供给，毋庸仰给外方。
（7）各人家的经济，都很宽裕，在形式上或者实际上已经没有贫富的阶级。
（8）各种浪费的事情，已完全没有。
（9）各种家庭工业，妇女工艺，家家都做。
（10）各家都有积谷储款的习惯。
理想乡村中的自治
（1）户口随时调查清楚。
（2）人士异动，按时登记。
（3）土地登记及陈报，办理完竣。
（4）道路修筑良好。
（5）河道都开浚良好。
（6）废地荒山都以造林。
（7）地方风俗良好。
（8）地方保卫组织健全。
（9）各地救济事业，都办理完善。
（10）地方领袖健全，自治事业完成。
理想乡村中的文化
（1）成人及儿童教育都已普及。
（2）生产事业，逐年都有改进。
（3）民众的生活，知道崇尚俭朴。
（4）民众的知识丰富，并且知道中外的时事。
（5）民众的人格高尚，都知道为公众服务。
（6）民众有欣赏的兴趣，并都有正当娱乐。
（7）民众都有团体生活的习惯，并且有爱国爱群的精神。
（8）民众有运用四种直接民权的能力。
（9）民众能领导人，也愿意服从别人的领导。
（10）文化辅导机关很健全，能切实指导民众各种活动，并且获得民众的信仰。
这个理想是一个同仁的演讲中所说的，不是试验区的正式文件，他把它写到自己的《乡村教育实施记》中，是由于这个理想中渗透了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五四运动以来这些思潮构成了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格局。当然有的理想并不现实，但刘百川的思想也是明确的，这就是教育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1936年8月25日的一篇日记中写了乡村教育的几点认识，这是他根据梦男（梦男，即杨汝熊）的一个报告写的日记。现存的这本《乡村教育实施记》中，他在第五点，关于“乡村教育的思想：教育是政治的一个部门。教育是政治手段的一种，中国的教育，应当实行三民主义的教育，我们的乡村教育也应当是三民主义的教育，这是我们应当认识清楚的。”他把这段话用钢笔画出来了，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明确的。在1936年11月21日的一篇题为《乡村教育的根本认识》中明确地提出：“要解决乡村问题，有许多根本问题，须先为解决，如政治及经济的组织，农村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生产的分配，以及抵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等，这都是根本问题，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我们办乡村教育或是乡村改进工作，便觉得非常困难。”
原大港实验区的教员，在《乡村教育实施记》中称为“梦男”的先生，《江苏教育》资深编辑杨汝熊在《江苏教育文史资料》上发表介绍了大港乡村教育区情况的文章，提出当时大港实验区的乡村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把乡村学校办成乡村的文化中心和社会的改造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儿童的老师、失学者和成年人的老师，也是乡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导师，乡村教育应发挥在乡村中的优势。”这个理论出现的背景是“乡村学校社会化”，并由社会化的概念演变为“乡村运动”，在他的著作中，提出这个概念是在1936年6月10日的日记中，他提出“乡村学校应该是乡村社会的文化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社会事业的领导者，这是最近的一种教育理想。”也就是在这篇材料中所列出的一系列思想和论点的总结。应当说把乡村的学校办成乡村的文化中心和社会的改造中心的出发点是一个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教育观点，因此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观点。
由于政治问题不能得到彻底解决，所以大港的实验不会有最后的成功，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他在大港的工作实为当地的群众所怀念，据《丹徒县文史资料》第三辑专文记述，他倡导并贷款筑蓄水池，使当地取得丰收，深受其益的赵家庄群众后来特立两块石碑，刻着：“战胜自然”，“人力胜天”作为对大港实验区的同仁们的永久纪念。
在《乡村教育实施记》的第三集的最后，有一篇《中国乡村运动的概观》的日记。这篇日记写于1936年12月21日，是根据陈秩的演讲写成的，这里已经把乡村教育的问题推而广之，成为乡村运动。而陈秩的演讲时依据孙晓村的意见把全国的乡村运动分为七种：（一）比较进步的理论作基础，用实际有效的方法，去改善农民的生活。以语文教育化除农民的“愚笨”；以公民教育化除农民的“自私”；以健康教育来治疗农民的“孱弱”，以生计教育来治疗农民的“贫穷”。这种乡村教育应以河北定县中华教育促进会作代表。（最近中华教育贫民促进会，已决定南迁，定县事业，已移交冀察政委会接管）
（二）以教育的方法，来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将自治与教育打成一片，最高的理想，政、教、养、卫合一，将行政机关变为教育机关，县以下，只设乡学、村学。以乡学代替区公所，以村学代替村公所，这种乡村运动，应以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做代表。
（三）从贫民自卫入手，先把自卫办好，其他一切工作，都建筑在民众自卫上。这种乡村运动可以河南镇平淅川内乡三县做代表。
（四）从改革县政入手，完全以政治力量，由上而下，办理土地调查，人口调查，整顿田赋，充裕岁收，推广教育，与办道路水利等建设。这种乡村运动，可以江苏江宁、浙江兰溪两实验县实验先做代表。
（五）从组织并推广合作社入手，他们以为组织合作社，是该改善农民经济的唯一途径，而一切教育、自治、自卫、都可藉合作的组织而推行。这种乡村运动可以华洋义振会做代表。
（六）以实验并推广优良的农业品种为主要的目的，籍推广改良品种兼作其他的各种乡村工作，这种乡村工作，可以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农学院做到表。
（七）是要纯粹以教育的力量，做些乡村改进的工作。并不要行政力量来协助。如这种乡村运动可以中华教育研究社及无锡省立教育学院做代表。
刘百川自以为大港试验区是属于第七种，就这篇资料所提供的内容看，镇江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工作博来了众家之长。
刘百川关于乡村教育的著作有：《乡村教育论集》、《乡村教育的经验》等，而《乡村教育实施记》（共三册）其内容基本涵盖了刘百川从事乡村教育的历程、经验和他对乡村教育发展的全部理解。这是了解中国乡村教育的宝贵资料。这分材料中我们还看到一个显著的特点，他的一个主要工作方法就是发动同仁展开教育科学研究，他的这本《乡村教育实施记》中许多内容都是记载同仁的研究成果，这和他在扬州中学时的组织“初等教育研究社”，并刊发的《初等教育通讯周刊》很为相似。在大港期间也有一个学术团体，这就是《中国教育研究社》。这套《乡村教育实施记》第三集以其他一些同仁的著作都是以《中国教育研究社》的名义出版的。在大港试验区期间，这个教育机关主编了《中央日报》、《教育周刊》、《新江苏报》、《教育研究》、《苏报》、《初等教育通讯》，这些刊物已经成为当时教育界公开的言论机关，在省内的影响颇大。
刘百川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平民教育或者说乡村教育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所推崇的乡村运动基本上涵盖了当时平民教育思想的全部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