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于西方近代史学的介绍与宣传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在北京高等学校里的授课，在各地发表演讲，在期刊上发表文章。
他在《狱中自述》中称：“钊夙研史学”、“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学科”。其实，留学归国后，他还在北京大学政治、史学两系讲授过唯物史观课程。其所讲内容集中体现于《史学思想史讲义》和《史学要论》中。
《史学思想史讲义》，包括“史观”、“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Louis Le Roy）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Condorcet）的历史思想”、“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特（H·Rickert）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十一个专题。在李大钊看来，对史学思想做出重大贡献的西方思想家，除了以上几位外，还有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帕士克、康德、孔德等人。
《史学要论》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史学与其相关学问间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六个专题，涉及培根、维柯、孔多塞、孔德、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弗里曼、兰普勒希特、文德尔斑、理恺尔特、菲林特等近代西方近代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观念。关于文德尔斑（W·Windelband）和理凯尔特。李大钊分析了文德尔斑和理恺尔特的新理想主义历史哲学，在谈到韦柯对于历史学科学理论的贡献时，还提到米希莱将韦柯的《新科学》译成法文。
此外，他尚在北京孔德学校讲演《今与古》，批驳“今不如昔”的观点；又在湖北高等师范演讲《进步的历史观》；还在上海大学演讲《演化与进步》和《研究历史的任务》；更在复旦大学讲演《史学与哲学》。这些演讲后大多发表出来。其中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史学与哲学》，关于历史的定义，引用了菲林特、兰普勒希特、房龙等人的观点；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引用了培根、兰普勒希特、马克思等人的观点。李大钊在论唯物史观时还涉及黑格尔，如他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
1919年5月到1923年底，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学灯》和《社会科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演化与进步》、《桑西门的历史观》、《孔道西的历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文章。其中所宣传的史学观念，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全都是西方的思想。
李大钊说过，“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他在介绍与评论西方史学思想时，如实介绍与中肯评价相结合，而且介绍先与评论；在评论思想家的局限时不是恶语相加。这一点除了表现在前面他对于波丹史学思想和进化论的批判外，还表现对孟德斯鸠和孔多塞的评论上。他既肯定孟德斯鸠的史学思想中所奠定的唯物论原则，又批评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真理与谬误参半，具有宿命论的倾向。尤其表现在他对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和宣传上。李大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并且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由于我们只强调前者因而掩盖了后者。他的批判眼光，恰恰体现了其学者面目，不仅不会有损于李大钊的光辉形象，相反使他愈加可敬了。
李大钊曾大力宣扬过唯物史观，但他同时也对唯物史观持有批判的态度。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批判主要是通过他分析其局限性体现出来的。这些局限性具体表现为，阶级斗争学说中的矛盾、唯物论中的机械性、抹杀一切伦理的观念。
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作他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就是这篇文章谈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局限问题。关于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的矛盾冲突。在当时人们看来，马克思一方面确认历史的原动力是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马克思一方面否认阶级的活动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另一方面又说阶级斗争的活动，可以产生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说法是一个明显的矛盾。但又说：“在马氏学说之中，也有自圆的说法。……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的自然的变化以内。”转而又说：“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并解释道：“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缘故。”他得出的结论是，“他那唯物史观……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重要的贡献，……小小的瑕疵，不能掩盖了他那莫大的功绩。”关于历史唯物论的机械性问题，当时有人认为，历史唯物论的经济现象可以变更法律现象，而法律现象不能变更经济现象的说法值得怀疑。李大钊诠释道：“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他还说：“我们可以拿团体行动、法律、财产法三个联续的法则，补足阶级竞争的法则，不能拿他们推翻马氏唯物史观的全体。”关于马克思抹杀一切伦理观念问题。当时人们以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抹煞了一切伦理的观念。对此，李大钊指出，“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一段历史，马氏已把他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马氏所谓真正的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僻”。又说：“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最后，他总结道：“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现。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杀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现。”
那时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是不全面且缺乏深度的，李大钊也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他一直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成是经济史观。1920年，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认为，“比较起来，还是称马克思说为‘经济的历史观’妥当些”。1924年，《史学要论》又称：“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又称为经济的历史观。”马克思唯物史观不能简单称为经济史观或者经济决定论，而是具有辩证理念的。李大钊把它称为经济史观的这种看法不能不说是对它的误解。
李大钊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塞利格曼出版《历史的经济观》，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说：“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Karl Marx和Friedrich Engels于1848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现的”，后来有四种名称，即“历史之唯物的概念”、“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之经济的解释”、“经济的决定论”。他认为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一词妥当些。还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还说：“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
这些都表明早期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和态度同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尤其是在《史学要论》中所表达的关于唯物史观是截然不同的。这也说明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一个过程，那就是从批判到接受的转变。这一事实也印证了通常所说的五四运动使一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结论。
李大钊所传播的史学观念是西方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只是其中的一种，他在批判西方史学文化时，自然也批判了唯物史观。可见，李大钊在改造社会时没有改变自己书生的本色。这种认识不仅丝毫不会影响他的光辉形象和人们对他历史地位的认识，相反使他的形象更丰满、真实，因而愈显得他的精神的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