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夏，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这时只希望早日就业，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不久我从上海《申报》和《新闻报》上看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招考留学生，录取后，每月可供给膳宿费80美元，往返路费、服装费全部由公司负担，但报考要有国内著名大学保送。这对我来讲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赶紧向圣约翰校方申请，学校同意保送。考试结果，我在上海考区圣约翰保送的4名考生中，竟名列榜首，被录取了。不久，即去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学习。
我在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院除了选学经济学、商品学、销售学、市场预测等以外，尽量选学有关会计的学科，如初、高级会计学、成本会计、银行会计、政府会计、会计制度设计等。当然这只是30年代的会计学科目。50年代以后，会计学的分科更多，我只是跟随时代的需要，继续不断地学习，才免于落后，这是后话。当时，哈佛企业管理学院会计学系的主任教授，是年过七旬的科尔博士。他的会计学识虽比较守旧，但讲解得很透彻，习题也非常多。我一生会计学的基础，就是在这里奠定的。
我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就预定要在毕业后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因之，我在哈佛这二年的课业非常繁重，不仅要学好必修、选修各科，还要准备政治经济学博士考试的各项课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日以继夜地勤学苦读，星期日和假期也不休息，放弃了一切游览娱乐。两年期间，我未看过一场电影，也未到餐馆吃过一顿饭，从清晨到深夜，都是在自己租赁的宿舍内或学校图书馆里度过的。有时连饭也没有功夫做，只好买个面包就着一杯温水充饥。
我在哈佛大学苦读了两年后，取得了企业管理硕士学位（MBA）。随后我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一步攻读博士课程，博士课程要博览广学，以自习为主，上课时间较少，而我在纽约和另一个同学合租的宿舍很小，不免彼此干扰。因此，我干脆把学校的图书馆作为自己的自修室，每天从开馆起直到晚上闭馆止，我总是带上几块硬面包充饥，整天在图书馆学习。英、美、德、奥各学派的经济书籍我都借阅，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也读过。但当时不是为了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挑《资本论》的眼子，批驳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这是何等的可笑。
博士考试，需要撰写一篇论文和通过口试。我选定的论文题目是《中美贸易论》，初审中，对我的论文曾吹毛求疵地提了不少问题，并要求我重写某些章节，这使得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但在西里门主任教授复审时，却盛赞我的论文广征博引，写得不错，才使我安下心来。毕业考试的前几天，我因苦读过度，不仅精力不济，而且思想混乱。为了镇定情绪，我干脆把一切已知都束之高阁，整天到纽约各大公园去参观、游览，呼吸新鲜空气，倒也很有效果。考试那天，我精神饱满，体力充沛，对主考老师提出的各种问题，对答自如。最后，考试团一致决定，授予我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
1924年，我从美国回到了离另三年多的祖国上海，先后担任了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和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之职。我在大学执教的两年中，引进并讲授了西方新式会计，培养了数百名大学生。由于我在教学和管理上素主严谨，对学生要求亦高，有时不免难以为青年同学所接受，也束缚了他们的自由思想。
1927年1月，鉴于当时工商界通用的旧式簿记亟待改良。企业会计需才孔急，我辞去了各大学的教职，自行设立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从事会计师业务，并编译出版会计从书和创办会计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