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随着上海的解放，也把我推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我的心情却还是动荡不安，心有余悸，不知何以自处。当时我虽没有跟着蒋介石反动派逃到台湾去，而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不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世界观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好比攀登一座大山，在登山过程中确实感到艰难痛苦，但现在回味起来，真觉得“无限风光在险峰”呢！
我改造世界观，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回避世界观的改造；第二阶段，勉强接受了世界观的改造；第三阶段，自觉自愿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
在1949年5月上海市解放之初，由于我对共产党还怀有疑惧之心，因之我对党抱着避而远之的态度。我所以抱这种态度：一是因为我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中年时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受的是美国教会的教育，此后，在美国留学三年，又受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教育，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和认识。二是因为我曾在国民党政权内，三度担任了会计和经济方面的高级官吏，在中国共产党政权之下，担心是否会受到处分呢？
在上面几篇中，我曾一再提到和我一起工作了20年的顾准同志。上海解放时，他跟随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一回到上海就来我家看我，并带来潘副市长的名片代表他向我问候。潘汉年同志原是我原籍江苏宜兴县的远房族侄，他的长兄潘梓年在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担任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那时我也在重庆，常有来往，他称呼我为“四叔”。上海解放后，顾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和直接税局局长，是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在财经方面的一位得力助手。他来我家劝我弃暗投明，在上海市人民政府下担任一个职务，为国家为人民效力。但我因前半生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较深，一时尚难解脱，就对顾准说：“我以一个‘再醮妇’的身份（指我已失足担任过国民党蒋政权下的高级官吏），来担任人民政府的公职必将十分为难。因为在必须表态的场合，用进步的口吻来发言，有许多和我同样处境的人们会骂我为投机分子，无耻之徒。用落后的口吻来表态，又担心要为自己带来不良后果。因此，还是先让我闭门思过，等一段时期再说罢！”我就这样自视清高，不问政治，回绝了他的好意。我也从未去上海市副市长办公室找过潘汉年。我虽没有出来为党工作，但还是关心我国的会计事业，鼓励和推荐介绍了不少旧同事和学生，到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任职。
我和我妻张惠生原先同住在徐家汇徐虹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职员宿舍内，上海解放后就迁居市区，并辞去该校校长职务，由校董会推举副校长李鸿寿继任。1950年我又停止执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的职务，由副主任会计师陈文麟升任。这样做，是想专心一意在编译出版财会书籍方面作出贡献。在此期间，我埋头自学了俄文，翻译引进苏联的会计文献，编写了《苏联会计述要》、《国营企业会计概要》等著作。1952年夏季“五反运动”以后我又停止编写《立信会计丛书》的工作，并辞去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社长职务，真的闭门谢客，作起“寓公”来了。
1950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运动振撼了全世界。当时我曾有过“恐美病”，为国家的命运担忧。抗美援朝的胜利，使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开始产生了敬佩和信任，并迫切希望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我本是一个无党无派人士，经友人介绍，参加了“民盟”组织，在党的关怀下，于1957年春，我被推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并安排在市政协学习。开始指派我担任一个学习小组的副组长，这原是给一个思想改造的好机会，可是由于我过去没有好好学习，阶级立场尚未改变，又不善于依靠群众，难以掌握会议和胜任学习小组组长的任务。我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这虽然也是对我敲起了警钟，但我并没有接受教训。以后又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因此，在1957年受到了批判和处分，给我的震动很大。毫无疑问，这时候我的是十分沉重和苦闷的。
能使我自觉自愿地衷心乐意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真正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求中国”的真理，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全国人民经受十年动乱痛苦的时候，我也受到难以忍受的冲击，但对会计事业奋斗的志愿，却始终不渝，念念不忘。粉碎了“四人帮”，全国欢腾，当时我虽已年逾八旬，亦在绝望叹惋声中觉醒过来，精神振奋，立即将多年所蓄的长须，一剃而光，以示投身四化建设的决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平反了解放以来的冤假错案，对我1957年被错误地批判和处分的问题，给予了改正。我更加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经常参加市、区政协和民盟组织的各种学习、会议等社会活动，积极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和历次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工作报告，特别是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更觉得我们的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近几年来党中央的各项对内、对外方针政策和所有的主张措施都深得民心，顺乎民意。党中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段的一部分，是实现四化的依靠力量”。党的十二大又提出了到2000年工农业生产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这些都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鉴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经济振兴和新产业革命时代即将到来，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学科研究，亟待跟上，1979年初，我首先在上海市成立全国第一个会计学会，同时建议大力举办会计职业教育，以解决会计人员严重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些建议受到了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重视，于1980年秋，批准恢复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使我平生夙愿得以顺利实现。同时还任命我为名誉校长，享受高级干部的各项待遇，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真使我百感交集，感激万分。
我现在起步虽已晚了点，但我要竭尽有生之年，积极响应“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号召，自觉自愿、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多作贡献，坚决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