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的叶圣陶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家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天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张，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见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叫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得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朱自清，1930年7月，北平清华园）
叶圣陶的艺术风格
辛亥革命以后，叶圣陶开始当小学教师。从这时到五四前，他以圣陶、叶甸、叶允倩为笔名，在上海的《礼拜六》、《小说海》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文言小说。
1919年到1924年，是叶圣陶以“五四”为中心的早期创作阶段。五四过后，他又在北京、杭州、福州等地短期任教，1923年全家迁居上海，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同时在一些学校兼课。这一时期，叶圣陶常用的名字有叶绍钧、圣陶、郢、郢生、秉承等。他的创作力惊人的旺盛，成果也极为丰硕。他的作品不仅数量大、品种多，而且在某些领域内对新文学的成长发展，起了开创和推动的作用。他是继鲁迅之后，新文学运动初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出版于1922年3月的《隔膜》，是新文学史上第二个短篇小说集（第一个是郁达夫的《沉沦》）。他在本时期共写了五十多个短篇，分别收入《隔膜》、《火灾》、《线下》三个集子。写了二十八篇童话，1923年印行的《稻草人》，是中国现代第一部童话集，被鲁迅誉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
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叶圣陶是发起人之一，后来又成为其骨干成员和创作上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强调文学必须反映人生，关心民众疾苦，同情被压迫损害者。他的创作集中地、充分地体现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血与泪”的文学宗旨。叶圣陶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对旧中国的教育界十分熟。在他写的近百个短篇中，与教育有关的占三分之二以上。这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构成了叶圣陶创作的独特领域——教育文学。叶圣陶教育文学的民主性，首先表现在他对封建教育有一个清醒、透彻的认识，对衰朽没落的旧教育进行了大胆的否定。叶圣陶教育文学的民主性，还表现在以栩栩如生的儿童形象，展示了封建社会中少年儿童悲惨不幸的遭遇和他们肉体上、精神上受到的暴虐、磨难。喊出了被束缚、禁锢在封建教育下儿童的心声和愿望，要求全社会尊重儿童、关心儿童、同情儿童、了解儿童，使他们获得发展天性的自由，这是叶圣陶民主主义教育文学另一个重要表现。
反映妇女的人生，是叶圣陶“为人生”文艺观的另一个体现。首先，叶圣陶以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女子应是一个人的观念出发，对封建道德践踏、糟蹋女子人格，不把女子当作人的罪恶行经，加以严厉地谴责抗议，对旧社会妇女非人的遭遇，深表同情怜悯。其次，叶圣陶早期创作中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女性，她们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涤荡和冲击，已经从封建伦理道德的桎梏下开始有所觉醒。再次，通过对妇女人生的描写，显示了叶圣陶进步的婚姻观。
综观叶圣陶早期创作，可以清楚看出，他深受个性解放、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影响，并以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通过对儿童、妇女、小市民形形色色人生的描绘，猛烈地抨击了封建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生活，比较全面深刻地解剖了北洋军阀统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丑恶现实和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他的创作表达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解放、平等的要求，是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相一致的，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从总的倾向看，叶圣陶五四前后的创作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不可能正确地指出自己所描写的那些丑恶现象产生的社会的、阶级的根源，而错误地以为，它们只是一些“附生物”，只要实现爱和美，这些附生物就会清除掉。改良主义的影响，不能不削弱他的作品的思想深度，损害人物形象。在早期创作中，叶圣陶揭露批判封建社会是深刻的，刻画受蹂躏遭迫害的小人物是成功的，但却能塑造出敢于挺身而出反抗旧社会、具有时代特点的成功的人物形象。
从1925年开始，叶圣陶的创作取得了全面的丰收。他写了20个短篇，分别收入小说集《城中》、《未厌集》和散文小说合集《脚步集》中。1928年，《教育杂志》连载长篇小说《倪焕之》，次年单行本问世，引起了文坛的瞩目。还有大量的散文、杂文，其中少部分收入《脚步集》，此外还有新诗，都未入集。叶圣陶本时期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特色。最显著的就是以饱满浓郁的政治热情，迅速直接地描绘革命斗争的壮烈图景，歌颂群众运动的宏伟场面。这就使他本时期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战斗精神。从内容上说，反帝的主题进入了他的创作领域，由前一阶段单纯的反封建而转变为以表现反帝反封建为主的民主革命运动。从形式上说，五卅运动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自觉地拿起了战斗的匕首——杂文这个武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本时期叶圣陶还继承了早期创作的传统，继续以教育、妇女和小市民为题材创作了大量作品。被茅盾誉为“杠鼎”之作的《倪焕之》是新文学史上优秀的革命现实主义长篇名著。
1930年，叶圣陶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的职务，改任开明书店编辑。20世纪30年代初，叶圣陶因斗争需要，未参加左联，但与鲁迅、茅盾、冯雪峰等左翼作家过从甚密，与党组织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八·一三”战争爆发，开明书店被焚，随即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时生活，全家辗转在重庆、乐山、成都等地。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1948年底，他到达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出版、教育部门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一直到1982年，还以近九十岁的高龄，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叶圣陶主要从事语文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工作，文学创作退居次要地位，作品数量显著减少。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叶圣陶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细密的观察、客观的写实，亦庄亦谐、庄谐结合的笔法，平实朴素、凝练精粹的文学语言，这一切就构成了叶圣陶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个性。客观、冷静地谛视人生，细密、精确地观察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再现生活，是叶圣陶艺术风格最突出的特点。他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对文学真实性的严格要求和挚着追求。他长于用摇曳多变、密校繁叶的细节，来塑造人物形象，充实故事的发展。他确实重视细节的描写，使细节描写在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细节传神状物如此生动真实，是与作者对现实生活和自然现象反复深入地观察琢磨分不开的，叶圣陶丰富的生活体验为他细节描写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庄严、严重与轻快、幽默兼而有之，并能使两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熔铸于自己的创作中，使自己的作品亦庄亦谐、庄谐结合，这是叶圣陶艺术手法的另一个特色。
叶圣陶是一个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他“一直留意语言”，以平实、质朴、凝练、精粹的文学语言著称。他的语言有一种不雕凿、不做作的朴素美。他很少用浓艳富丽、华而不实的词藻语汇，即使在五四前后“全盘西化”的浪潮里，他的作品也很难发现冗长拗口、曲里拐弯的欧化句子。他特别讲究锤字炼句，自称有“斟酌字句的癖习”。在遣词造句上，他一贯简短利落、准确贴切，精炼纯粹，达到了以少胜多、一语传神的极富表现力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