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遇启功
在陈垣看来，教书育人，不仅要关心学生的学业，更要关心他们的品德修养和身心健康，要求学生全面发展。他在教育活动中十分注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便是发现和培养启功。启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大师和书画家，鲜为人知的是，他与陈垣有着一段超越父子的师生情。
启功字元白，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家庭是一个处于没落衰败的满清皇族支系，小时候和寡母及未出嫁的姑姑相依为命，生活困难，且时常处在时势干扰的恐惧之中，启功从小就是在这样无奈的气氛中成长的。12岁时，幸亏得到祖父辈几位门生的同情，暗中以经济相助，启功才得有机会读书，可是读到高中未毕业，便因援助的来源断绝而辍学，只好以临时教馆和卖画来度过穷苦困难的日子。
启功是一位对国学、书画艺术极有天赋的人，也许是由于祖父和父亲是清皇朝的族裔，受过良好教育的熏陶以及家学渊源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影响，使他从小就具有诗书画方面的才能，从小学到中学时代早已显露这方面的才华，在读书期间，他的作业常使校中的师生们叹服不已。辍学后，在贫苦潦倒的年代，他仍然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刻苦勤奋学习，所以很早就成为博学古今的文才。启功的书画艺术也在社会上崭露头角，起初他常以卖画谋生来维持生活，后来他的作品已享誉京城，得到许多爱画之人甚至书画家们的赞誉。由于求知欲望强烈，他经常到各学校去走动，希望能够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吸收一些养分。
1933年，启功中学毕业，基于家学的渊源，又得到祖父门生的刻意指点和悉心培养，启功在古典诗词和经史辞章方面便脱颖而出了。这时其祖父的一位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拿着启功的作品，找到了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陈垣非常惜才爱才，他具有伯乐识千里马的锐利目光，经过几次和启功接触，仔细观察之后，他认定启功这位青年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并决心扶持他、培养他，因此启功便得到更多的机会接近这位像亲人一样的长辈，并时常能够在其门下聆听大师的教诲。于是陈垣便帮助启功找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的职业。可是，虽然启功兢兢业业地教书，但还是被辞退了，理由很简单，当时辅仁的校长认为启功中学没有毕业，怎能教中学？工作不到两年就失业，这对初次步入社会的启功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
1935年，经陈垣介绍，启功又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掌管美术系大权的教育学院院长，还是两年前那位中学校长。两年后，启功再次被他以“学历不够”为名解聘，启功又失业了。
陈垣得知启功再次被解聘的消息后，坚信启功是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不应被埋没，再次安排启功回到辅仁大学。1938年秋季开学后，陈垣聘启功教大学一年级的“普通国文”。这是陈垣亲自掌教的课程，终于再也没有人会解聘他了。
在推荐启功登上大学讲堂之后，陈垣便真心实意地要扶持他，使他能够真正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高等学府的教师。因此在教学方法上，处处对启功进行帮助指导，从一篇文章的章法到一字一词的改法、用法或文章作法，都亲自给予讲解示范；从一个学派的思想体系，到某些文章的风格特点，都十分详细而又具体地给以分析和指导，甚至启功自己的一些论文和著作，都得到陈垣的批改。启功在学术上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陈垣的培育。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全国各地的大学都回迁原地复办。1946年启功被晋升为北京辅仁大学副教授，从此他逐渐有了名声，甚至与各高等学府的教授、学者、专家们平起平坐，不久又被北京大学聘为美术系的兼职副教授，专门讲授世界和中国美术史课程。
1971年，陈垣逝世。当时启功撰写了一副对联：“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
为报师恩，耄耋之年的启功呕心沥血伏案3年，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垣先生诞生120周年之际，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的163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基金以“励耘”命名，是因为陈垣生前曾吟诗云：“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陈垣久居此屋，励耘书屋由此得名。
著名文学史专家郭预衡教授说：“如果不是陈垣校长，而改用我们现在培养人的方法，能培养出启功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吗？”
书法之缘
清末民初的书界，推崇北碑，陈垣不以为然，认为刀刃所刻的效果与毛笔所写的不同，勉强用毛锥去模拟刀刃的效果，反不自然，必致矫揉造作。这些观点对启功的字产生了一些影响的。后来启功有《论书绝句》行世，第32节诗云：“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属《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第97节诗云：“少谈汉魏怕徒劳，简椟摩挲未几遭。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这两首诗，启功说就是“陈老师艺术思想的韵语化”。民国时期有一位退位的大总统，好临淳化阁帖，笔法包世臣。有人拿着他的字让陈垣看，问写得如何？陈垣说：“写得好。”问好在何处，回答是“连枣木纹都写出来了”。宋刻淳化阁帖是用枣木板子，后世屡经翻刻，越发失真。可见陈垣并不是对北碑有什么偏见，只是反对临书而无鉴别。
1925年陈垣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故宫博物院影印古代字画，常由当时一位院长题签，字写得不甚美观。有一次，一位故宫工作人员拿着印本征求意见。陈垣说：“你们的书签贴得好。”问好在何处？回答是：“一揭便掉。”原来陈垣所存故宫博物院影印本上所贴书签，都被他揭掉了。陈垣的客厅、书房以及住室内，总挂些名人字画，最多的是清代学者的字，有时也挂些古代学者字迹的拓片。客厅案头或沙发前的小桌上，也总有些字画卷册或书籍。这些都是宾主谈话的资料，也是陈垣对后学的教材。他用30元买了一开章学诚的手札。在20世纪30年代，清代学者手札墨迹，这是很高的价钱了。陈垣将它挂在那里，备一家学者的手迹，而有心的启功，就知道老师又在办“劣书”展了。陈垣很少批评人，但常诵：“不薄今人爱古人”。五四以后，梁启超、胡适大捧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章氏之学，一时如日中天。陈垣的学生牟润孙曾问老师对章学诚学问的看法，陈垣笑着说“乡曲之士。”牟润孙不解，大名鼎鼎的章学诚怎么会是“乡曲之士”呢？后来读到章学诚的《史籍考》才明白。章氏自称此书仿朱彝尊《经义考》，但《经义考》是仿自僧佑的《出三藏记集》。所见不广，岂不是乡下人。陈垣常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
1930年辅仁大学教授尹炎武（名文）生辰，陈垣以明末王如金、申凫盟二人书札为贺礼，并撰《寿尹文书札跋》。尹炎武得册极喜，宝而藏之。1933年一位著名鉴赏家持高价所购清初画家吴历神甫（字渔山）摹古画一册，兴高采烈地拿给陈垣看。册共8帧，画法精密，相当不错。陈垣看过后，直截了当地告诉这位鉴赏家：“这册是假的！”问为什么？陈垣指着第7帧题《仿李营邱秋渡图》说：孔子的名字，历代避讳只是缺笔，只有到了雍正三年才下令加“邑”旁，写成“邱”字。吴历卒于康熙五十七年，怎么会知道雍正三年的事呢？又考释出第8帧题词，完全是抄自恽寿平《瓯香饭集·补遗诗》，根本不是吴历的诗文，册页为伪制无疑。后来这位鉴赏家写信给陈垣说：“有友人好摹古作伪，（编、收有吴历画作之）晋铎纪念册终不敢示之也。”台静农是陈垣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学生。1935年陈垣游厂甸，在大雅斋见有旧仿黄小松（黄易，清书法家）刻骨扇一持，尚有似意，买下赠给了台静农。若干年后，台静农又将这柄旧扇送给了病中的张大千。抗战胜利后，台静农与老师复通音信，陈垣喜不自胜，见台静农的字大有长进，写倪鸿宝（名元璐，明天启进士）体，甚喜，乃以沈曾植（民国人，号寐叟）书写的册页，托人辗转赠之。盖沈氏亦习鸿宝体。台静农复陈垣信说：“寐叟书川中殊不易睹，仅于流人中见其一扇面一条幅，皆中年所书，其苍古之致，均逊此札。寐叟晚年为倪黄书，岩温粹，并极其美。年来颇得鸿宝影本，喜其高古，借医俗笔，亦霜红龛（傅山文集名）所云，宁拙勿巧，宁丑勿媚之意。今获师赐寐叟百一十四字，足供揣摩，有所取径。顾资薄而无恒，虽有金丹，难换凡骨耳。”
陈垣收藏书画及清代学人手稿甚富，在辅仁大学公开展览，并印有目录一册。书画中远如明人陈白沙（献章），近如清末陈兰甫（澧），皆岭南名家。1929年1月陈垣在琉璃厂购得胡方临智永草书《千字文帖》。胡方，字大灵，号信天翁，广东新会金竹冈人，学者称“金竹先生”。陈垣求乡贤墨迹数十年，得之，喜不自胜，遂影印数百册，按原帖大小，单宣，磁青封面，线装一册，并附跋语。又作《题胡金竹先生草书千字文》诗二章，有“翰墨因缘真不浅，早从《鸿桷》读遗文”句。后来发现此帖是伪作。胡方生于顺治十一年，“卒年七十四”，当在雍正五年丁未，而此帖末署“乾隆丁未人日书于朱草诗林”，错周甲子。所以陈垣于1963年2月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跋胡金竹草书千字文》，声明“影印传布，疏忽之咎，诚不能辞。”但最末一句又说：“今此帖虽伪，仍可证先生善书，使不善书，无书名，人亦伪之何为，此可为反证也。”这个结论很有意思。抗战胜利后，陈垣已十余年未购入书画，年底忽有人携来全祖望字条，爱不忍释，以廿万元购之。抗战八年，陈垣坚持不与敌伪合作，潜心著述，以全祖望等明末遗民爱国情操相砥砺，并笺注《鲒埼亭集》。所以陈垣致友人信中说“亦所谓还心愿也”。
陈垣在辅仁大学校长任上，对众学生谆谆教诲。以文与字，是人海中的艺舟双楫相告诫。民国时杭州天主教修道生方豪，年方17岁，写信求教。陈垣爱其有志于学，回书作答，在各方面指导他。那时的修道生外文翩翩，不重国学。陈垣便告诉他应该在字上下工夫，甚至写字结构、笔顺都不厌其详函授，二人通信20年始相见。民国年间，中华书局曾影印王铎书赠传教士汤若望的手卷。陈垣托台静农寻手卷下落，意欲得之，后来台静农来信告知：淹于人海，不知去向。陈垣之意，是在天主教会内培养习字习画的风气，与著成清初画家吴历神甫年谱及传记，其义一也。
1961年王羲之《鸭头丸帖》、《曹娥碑帖》先后影印行世，陈垣“摩挲双璧，老眼增明，乃考镜群书，欣然为其书后”，《跋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真迹》。1965年9月郭沫若访陈垣，讨论《兰亭序》真伪问题。两人谈话涉及文字的变化，南北风格字体异同，兰亭序临摹版本，王羲之字迹的真伪，以及碑版拓片等。郭沫若问他对当时讨论的《兰亭序》有什么看法，陈垣说没有什么新鲜看法，有些看法也不成熟。郭沫若便请他写文章，他说暂时还不想写。终于没有卷入到郭沫若高论辩争之中去。陈垣对他子女的书法教育，责之甚严，过问甚细，包括书具之治办。家书中，示孙儿：“小子学字，最好用手指多写，然后用笔。所谓昼作势，夜画被，均指手而言，不必一定用笔墨也。”
陈垣善行书，如启功所言：“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永远那么匀称，绝不潦草。”每下笔时，都提防着别人收藏装裱似的。在名人字画上题跋，看上去行云流水，潇洒自然。其实都是精打细算过的，行款位置，都安排恰当合适才肯下笔。陈垣写信，喜用花笺，给人写扇面，好写自己作的小条笔记、小考证。先数好扇骨行格，再算好文词字数，哪行长，哪行短，写到最后，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识、印章，天衣无缝。抗战时期心情郁闷，喜写四尺二字幅，练大字，建国后也写过大纸标语。陈垣常给别人题签，启功的著作，就有很多是陈垣题写的，如《诗文声律丛稿》等。有的甚至是“预写”的，20世纪60年代中，陈垣病了，已经不太能说话了，启功知道陈垣也许以后连题签也不易了，但手中的杂文一时还没有定稿，于是就想出“启功丛稿”四字。十多年后，三联书店出版的《启功丛稿》用的就是这个题签，但是陈垣已经不能得见了，真是“依函丈卅九载，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
陈垣也常请别人为自己的书题签，如柯邵文心、马衡、黄节、郭沫若、启功等。1935年陈垣写信给尹炎武说：近年刻书卷首题字多晦闻（黄节字）手笔，昨寄上《元西域人华化考》，已非蒹葭楼（黄节斋号）体，感觉何如？陈垣最初木刻印行的著作，如《元典章校补》、《史讳举例》等，都是北京大学黄节教授题名。而《华化考》刻成后，黄节已经去世，于是改请溥雪斋题写。但故人情深，后来还是将黄节的字用“怀仁法摹集而成”，作为《华化考》卷首题字。1971年6月月逝世。1972年他的老友汪宗衍将所藏陈垣手书，自1933年始，历时40余年，精选出30余通论学函札，影印成册，名《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香港于今书屋刊行。这是目前刊印的惟一一部陈垣的手迹集。字体飘逸潇洒，俊秀精美，一气呵成，疏朗有致，实为书法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