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教育思想是我国近现代教育理论宝库中的精华，他与陶行知、陈鹤琴教育家相辉映，与蔡元培等教育理论相媲美，并且更有他独特的思想、人文、教育部分。其教育思想是凝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现代先进科学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思想而集其大成，他的教育哲理、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求是精神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是反映大学在长期办学历程中所拥有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以及逐步形成的传统、风格和特色等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维系大学运转的内在精神力量，是学校的凝聚力的体现。
20世纪上半叶，蔡元培、竺可桢、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教育家分别对大学精神作过深入而精辟的阐述，并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孜孜以求，发扬光大。其中，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独树一帜。他在继承学校传统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并亲自实践，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浙大“求是”精神，影响了一代代的浙大人。
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就全面爆发了，国家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因而他对大学培养目标的认识，尤其关注严酷的社会现实，充满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1936年秋，他在开学典礼上向新生提出了两个简单但意味深长的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他告诫学生“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要成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显然，竺可桢所要培养的不是一般的实用人才，而是栋梁之才。这种人才固然要有广博的知识，但必须具备“求是”的品质。他们既要努力学习，寻求学问之“是”，更要胸怀大志，追求振兴中华之大“是”。
在竺可桢的心目中，具备“求是”品质的英才除了要爱国以外，还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素质：一要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养成“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最需要的不是科学技术，而在于国人是否拥有科学的头脑。“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气，科学还是不能发达”。二要具有“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不盲从、不附和。竺可桢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要突破常人之所见、所识、所思，不为习俗所惑，不随大势所趋，一切以理智为依归，敢于向传统的权威提出质疑与挑战，就像西方近代的科学先驱者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赫胥黎那样，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三要具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在竺可桢看来，“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主动求知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浙大校歌开头两句写道“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这是竺可桢等老一代浙大人开放精神的一个写照。竺可桢是一位办学思想非常开明的教育家，他既有早年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的经历，又留学美国接受了现代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包容、开放、民主”的办学理念。他坚持民主办学，虽然是一校之长，但却从不独断专行，而是集众家之长，共同管理学校。他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凡重要规章制度、重大校务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在竺可桢的领导下，专家学者贯彻教学民主思想，秉持学术自由理念，使得全校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在引进人才上，竺可桢豁然大公，“决无门户之见”。他“三顾茅庐”恭聘马一孚先生，礼聘前校长邵裴子先生，敦聘在不同学校任教、具有不同学术经历的学者来校，进一步反映了他开放的胸襟。
竺可桢不仅倡导“求是精神”，更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师生树立了“求是”的典范。在他的宣传、带动和影响下，“求是”成为浙大的精神内核，并内化到浙大人的思想、意志及品质之中。抗战西迁期间，浙大集聚了一大批年仅三四十岁但学问精湛的中青年教授，如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贝时璋、谈家桢、蔡邦华、梅光迪、张其昀等，他们“不惮生活之困苦”，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并以其创造性的思维，熏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子。如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教授，“一家四口居泥墙草屋，晚间一盏油灯，几根灯草”，生活异常艰辛，但教学和研究不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44年入学浙大的李政道先生后来回忆道：“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的细推物理之乐。”在“求是”精神的激励下，竺可桢掌校13年间，浙大共培养三千多名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在不同的领域开拓创新，成为改造社会、“转移国运”的栋梁之材。
竺可桢倡导的“求是”精神被一代代浙大人奉为圭臬，传承弘扬。浙江大学师生们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培养高素质创造型人才为根本，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懈奋斗。“求是”精神永远激励着浙大人奋勇前进，不断开创新的辉煌。
通才教育理念
竺可桢倡导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并重的通才教育理念。1936年4月，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到校就职演说中，竺可桢讲到办学方针时指出，“我们应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视世界的潮流，所培养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他又说：“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知和不断研究的能力。”他要求大学生不仅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而且要成为公忠坚毅，以天下为己任，为祖国、为真理献身的领袖人才。正是出于以上的办学方针和培养目标，他主张大学应当是以文、理为基础，多科性、综合性的，且以通才教育为主。他一再强调大学生的知识面要宽，应有稳固的理论科学知识基础，然后再进而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他指出“若侧重应用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
同时竺可桢还提出，办好大学最重要的是要能聘到一批好教授，还要有充分的图书、仪器。竺可桢接任后，首先废除了前任推行的法西斯军事化管理办法，逐步实行民主管理和学术自由，改年级分系为只分院不分系，并以较强的教授讲授基础课。此外，又大力增聘好教授，加强了教师阵容，并对课程设置等进行了必要的改革，还在各大学中首先实行教书育人的导师制，使浙江大学的办学水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两年之内浙江大学四易校址，辗转2500公里。迁校过程中，虽极尽艰难，但图书仪器完好无损，教学、科研活动始终不缺，尤为难能可贵。
爱生思想
竺可桢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出于强烈的爱国和正义情感，从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之日起，始终赤诚爱护学生，热情支持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尽力抵制国民党党部势力对学校的干预和对进步师生的迫害。1942年初，浙江大学学生在遵义举行反对孔祥熙的游行集会时，竺可桢为防止国民党军警进行袭击，毅然率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防止了流血事件。
竺可桢认为，宇宙间有两种很伟大的力量，一种是“爱”，一种是“恨”，而人类的命运就系托于“爱”能否战胜“恨”。世界现在还充满了仇恨、残暴和妒嫉，霸道横行，这还是因为仁爱的教育没有普及之故，因此办教育者，该有“人皆可以得善”的信心，对学生充满爱，无论自己是否同意学生的思想观点。竺可桢对学生这种无私、无畏的爱应成为所有教育者的楷模。在1949年以前，作为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由于校长的身分，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然而，在几次学潮中，他虽反对却走在队伍的前列，为的是保护学生，怕手无寸铁的学生“吃亏”。他虽不赞同、甚至反对左派学生的“闹事”，然而却坚决反对国民党抓捕学生，保护了不少他并不赞同其政治观点的学生。而且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受审，他一定要到庭旁听。
重视音乐教育
竺可桢主持浙大校政13年，将浙大从一个地方性学校转变成全国知名学府，并享有“东方剑桥”之美誉。实践表明，他不但是知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内含丰富。重视音乐教育也是他全面教育教育思想的闪光之处。
竺可桢在1941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大学生要全面发展，音乐教育也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此外，从一些具体事实中也可以窥见他在思想上对音乐教育的重视。
聘请音乐教师。浙大并无音乐系，但竺可桢到浙大后，考虑到全面培养的需要，开始为学校聘请音乐教师。1937年，首先聘请王政声先生。抗战爆发，学校西迁，在广西宜山稍稳定时，也开出过音乐欣赏课。学校到达贵州，1942年聘请沈思岩、杨增慧夫妇二人为音乐教师。他们二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离开浙大，前后共11年。在此期间内，不但每年开出声乐、钢琴、音乐欣赏等课（师范学院同学必修其他选修，选修人数以百计），而且，大力推动校园文化，先后组建了浙大合唱团和浙大钢琴班，并指导其他有关社团的音乐活动。单以杭州时期的浙大合唱团为例，同时参加练唱的团员近百人，约占当时全校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五。许多浙大学子通过这些音乐活动陶冶了情操、培养了爱好、丰富了人生。
添置音乐器材。西迁途中，在宜山时，音乐教师告诉竺可桢，学校无唱片，很难教音乐。竺可桢遂以私人带出的全部12张唱片赠与学校供教学用。到贵州后，1940年11月，竺可桢因公去重庆时遇见有关人员，得知杭州艺专已将音乐部分划归音乐学院，并将三架钢琴中之二架送出，于是要求有关人员将所余一架送浙大。1942年9月又决定以18000元在贵州购一钢琴。1945年复员回杭后，学校当时仅有旧琴一架，难以满足学生练琴的要求，在学校经费颇为紧张的情况下，答应音乐教师的要求，增购新琴一架，并建一简易琴房。尤其令人感动的是，竺可桢1946－1947年间出国考察时，在繁忙工作之余，还专门选购了西方音乐史上各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唱片四百余张，并添购一台性能较好电唱机。返校后，嘱毛昭晰为其分类编目，并嘱咐利用这些唱片，每周开音乐欣赏晚会，供师生欣赏。
创作并推广校歌。校训和校歌对一个学校十分重要，它体现出办学的思想和精神。1938年12月8日，浙大在宜山召开的一次校务会议上论讨了校歌问题。在那之前不久己确定校训为“求是”。校歌的词也已请马一浮先生写好，该次会议决定，拟请人谱好曲后一并通过。竺可桢对马一浮先生写的歌词，内容是满意的，但对文字觉得诘屈聱牙、不太顺口，曾想请丰子恺先生重写，但丰未应允。故在1941年6月，致函应尚能先生请为该词谱曲，两个月后，应先生寄来歌谱，经过学生歌咏队试唱，竺可桢认为可以，但嫌较长。1941年8月14日，竺可桢召开了各院院长及有关教授的会议，并请了一些歌咏队的学生八九人来唱校歌。竺可桢想取其二段或二三两段，但与会者多数认为校歌词曲为一整体，不宜分割，遂整体通过。到11月的一次周会上，竺可桢请中文系郭洽周教授给学生讲解歌词。先由歌咏队学生唱一遍，竺可桢认为唱得很好，解释亦极精详。在下一次纪念周上，则由竺可桢亲自向学生讲解校歌。以后，讲解并教唱校歌便成了新生始业教育的一部分内容，并在纪念周上传唱，从而使校歌得到推广。
创建地理学系
竺可桢根据自己留学与教学实践中的体验，至1920年筹建东南大学时，提出应在南京师范学校地理系的基础上，设立包含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学科的地学系的建议。东南大学采纳这一建议，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并任竺可桢为系主任。
竺可桢之所以建议创办地学系，从他1921年发表的《吾国地理学家之责任》一文，可知其主要目的在于不断培养不受帝国主义控制，查清本国自然条件和资源，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地学工作者。正是如此，竺可桢把东南大学地学系办得蒸蒸日上，开拓成当时中国培育地学英才的一片新天地。竺可桢自回国，直至1928年初，致力于地学教学十载，造就了大批人才，为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学术成就
创立物候学研究
竺可桢是我国物候研究的开创者，在20世纪20年代，他自美国留学回来第二天，便开始了物候的观测研究，数十年如一日。他把物候研究与农业联系起来，服务于农业生产。他说：“一个地区的物候历，只要一个普通农民受短期训练，从一小块地面上，持之以恒进行观测便可作出。对于预告当地一年四季的农时，就大有裨益。这比单纯依靠有关节气的农谚来预测农时，更为确实可靠。”1931年，他在《论新月令》一文中，根据1921到1931年南京的物候记录，提出用物候安排农事比二十四节气更为适用，主张新的农历应建立在物候的基础上。
自1934年起，他在我国组织物候观测，1962年发起组织了全国物候网，物候观测至今一直在进行。竺可桢主持编写的《物候学》，全面论述了物候学的发展历史、基本原理和方法。在以我国自己古今物候资料研究阐发了前人提出的物候变化规律——南北、东西、高低差异以外，还增补了另一古今差异。他还在《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一文中，通过气候环境与动植物体内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探讨了生物物候的变化，奠定了我国物候学的基础。通过他们不断的努力，1983年，我国统一了物候季的划分标准和制作自然历的方法，已有22个省、市的45个地区相继完成了适用该地区的自然历，1989年编辑出版了竺可桢亲自命名的《中国动植物物候观测年报》第1至11号（1963到1988年）为物候学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
科学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