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盛宣怀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无一不是在他的直接控制或参与下完成的。这也导致了他与另一位中国工商巨头、“红顶商人”胡雪岩不断地斗权、斗智、斗法，胡雪岩最终一气而亡。
架设电报线之争
19世纪60年代，英、美、法等国数次要求在中国建立电报线，清政府一次次加以拒绝。到了70年代，清廷对列强的设线要求，无论如何也招架不住了，只得同意他们设线，但作了个“电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的规定。然而英美等国对清廷的规定置若罔闻，不仅设海底线，而且架设了岸线。建立中国自己的电报线——盛宣怀与胡雪岩的心中不约而同地都有了这个念头，而他们的后台，分别是李鸿章与左宗棠。此时，左宗棠已被朝廷委派为两江总督。在他即将赴任时，胡雪岩乘机提出：“左公可知李鸿章打算办电报的事？左公不日将去两江，何不也试一试，压一压他的气焰也好。”胡雪岩接着解释了电报的用途：“我们传送公文，由一个驿站送往下一个驿站。若是架上电杆用电报线，这头发，那头就能收到，速度非常快。那电报不仅在战时派上大用场，还有许多商务上的花样，架好了，不尽财源一定滚滚来。”左宗棠听了急忙送上奏折，提出开办电报和通商救国的要求。李鸿章从李莲英那里探得风声，十分生气，盛宣怀宽慰道：“太后对此事一直犹豫不定，一些王公大臣和各地巡抚都表示电报必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左宗棠一咋呼，大家会把反对的矛头对准他。等他们都争得疲了，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然后争取太后同意，在最短的时间内架成电报线。”
没多久，盛宣怀悄悄地带着李鸿章的亲笔信来到上海，请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郑观应出山，共商办电报之事。正如盛宣怀之料，在皇宫里，为办不办电报的事，大臣们吵个不停，慈禧认为当务之急是迫使日本归还琉球群岛，电报之事还是从长计议。左宗棠只得两手空空地南下两江。胡雪岩暂时办不成电报，也将全副精力投到他的茶叶、丝绸生意上去了。而郑观应看了李鸿章的信，大受感动，离开太古，与盛宣怀一起，开始了办电报局的准备工作。盛宣怀请示李鸿章后，先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一条电报线，而这里正是李鸿章的防务区。
天津的电报线架成后，李鸿章请朝廷显要亲临试验，评议很好。李鸿章这才正式奏请，并很快得到批准。1881年，盛宣怀被清廷正式委派为电报局总办，主持电报局工作。和当年主持轮船招商局一样，盛宣怀以“利商务”为原则，抵制了列强欲占中国利益的企图，成功地处理了清廷与丹麦大北公司在电报上的国际争端。他援引清廷关于海线不准上岸的规定，提出拆除丹麦大北公司吴淞线和它在厦门的上岸电报线。盛宣怀明白，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以后的麻烦将接踵而至，电报局将无利可图。经过盛宣怀几次交涉，最后丹麦大北公司基本上按盛宣怀的意见将吴淞和厦门的岸线一并拆除。为了阻止英美在沿海各口岸架线，盛宣怀与英商大东公司进行了谈判，在合同中提出“所有沿海各处，无论已、未开口岸，一概不准添小线，所过口岸，亦不得设线端”。
尽管如此，当时电报局的经营仍然十分艰难。因为外国电报局设有海底线，外洋电报畅通与否，都掌握在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手中。因此如何与洋人分电报之利，又成了当时的大难题。于是盛宣怀参照轮船招商局与外商订立合同的做法，与大北和大东公司订立了齐价合同。盛宣怀主持的电报局对中国商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日后的甲午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电报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在传递军事信息、发布作战命令等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积怨已久，又添新仇
通过进军电报业，盛宣怀加速发展其一生的事业，这也为最终击败胡雪岩打下了经济基础。胡雪岩以左宗棠为靠山，在数十年间，集商场、洋场、官场势力于一身，财富愈聚愈多。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李鸿章，并最终成了李鸿章和左宗棠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盛宣怀早年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就因胡雪岩的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天津电报总局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任命郑观应为会办，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分局，一切都很顺利，唯独郑观应把架设长江电线的计划呈请左宗棠批准时，遭到拒绝——后者要在两江卡盛宣怀的脖子。
与此同时，胡雪岩托熟人混进了盛宣怀办的电报学堂，弄了几套密码出来。接着通过左宗棠上奏朝廷，开始架设长江之线。盛宣怀自然不甘心，先后邀请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密商电报线之事，表示只要他们不向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愿以三倍的价格收购。他还警告他们，胡雪岩大量收购丝茧垄断原料，也严重威胁了洋商的在华利益。如果为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等于为虎投食。胡雪岩曾多次和洋商斗法，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对他并没有好感，何况盛宣怀又肯出三倍的价钱。双方于是暗中结盟，共同对付胡雪岩。胡雪岩行事也很有韧性，他不断派人与大东公司的负责人腾恩和大北公司代表道森交涉，并提高了购买价格。盛宣怀知道以后，就和大北公司商定了一个计谋。一晃一个月过去了，道森才给胡雪岩运来一批器材。胡雪岩喜出望外，很快动工安装。谁知由于电线器材质量低劣，工程进行不到三分之一就被迫停工了。盛宣怀得信后，迅速把胡雪岩架设电线失利的消息告诉李鸿章，并要李鸿章在朝廷上予以弹劾。
不久，李鸿章上书弹劾胡雪岩，说他办理不力，给朝廷带来不少损失，要求改派盛宣怀前往办理。朝廷中许多大臣也纷纷上奏，要求撤换胡雪岩。之后，朝廷下令长江电线速由盛宣怀办理架设，左宗棠只好拱手把长江电线架设一事交给盛宣怀。
挤兑风潮
盛宣怀主持电报局后，实力大增。由于与胡雪岩在很多生意上争端日多，他谋划着要给胡雪岩更沉重的一击。这个机会终于被他等到了。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再招左宗棠入军机。左宗棠南征北战，每次都要有大笔的银子作后盾。这回为了准备与法国人交战，胡雪岩又一次忙得不亦乐乎。而李鸿章和盛宣怀却趁左宗棠不在两江，准备向胡雪岩下手。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这生意越做越大，垄断了生丝市场，控制了生丝价格。盛宣怀抓住这一时机，通过电报掌握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一边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叫他们今年偏偏不买胡雪岩的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
胡雪岩五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六百五十万两银子，定了七年的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五十万两。上年他又向汇丰银行借了四百万两。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这时候，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八十万两之巨的还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却动了手脚。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
对于盛宣怀来说，二十天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已经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了。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窟窿。他想协饷反正要给的，不过是晚发二十天而已。然而盛宣怀却给了胡雪岩致命一击。他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银行，阜康银行正是空虚之际，就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
这些提款的人都是绅商大户，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是挤不垮胡雪岩的，他便让人四处放出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尽管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相信，也开始提款。
挤兑先在上海开始。盛宣怀在上海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上海挤兑发生之时，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此时，德馨任浙江藩司。德馨与胡雪岩一向友好，听说上海阜康即将倒闭，便料定杭州阜康一定要发生挤兑。他忙叫两名心腹，到库中提出二万两银子，马上送到阜康。杭州的局势尚能支持，上海那边却早已失控了。
胡雪岩到了杭州，还没来得及休息，又星夜赶回上海，让总管高达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邵友濂叫下人假称自己不在。胡雪岩这时候才想起了左宗棠，又叫高达赶快去发电报。殊不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左宗棠始终没能收到这份电报。
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这才真的急了，亲自去上海道台府催讨。但这一回邵友濂真的去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胡雪岩此时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不想这次风潮竟是愈涌愈烈，各地阜康银行早已经人山人海，银行门槛被踩破了，门框被挤歪了，都无人来管。
胡雪岩这才明白，有人做了他的手脚。打听之下，知道是盛宣怀，他不禁暗自叹了口气，知道这一回是彻底完了。他毫无气力地坐在太师椅上，脸如死灰。府内乱糟糟的，不时有人跑来报告新的坏消息。昏了过去。胡雪岩不久即在忧愤中死去。
阜康银行倒闭，事关重大，邵友濂急忙上报朝廷，左宗棠匆匆从京师赶来。李鸿章派人给盛宣怀送了密信，叫他暂到天津代理海关道台之职，避避风头。
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事业蒸蒸日上。1885年，他终于如愿回到轮船招商局担任督办，实现了控制招商局的夙愿；并应张之洞之邀，复返湖北筹办汉阳铁厂。之后，盛宣怀又受命担任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