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兴邦
“教育救国论”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以“教育救国”作为毕生追求、愈挫愈勇而终其一生者，唯有容闳一人。他是近代中国最早意识到科教与“国富”之间内在因果的前驱之一。
1855年回到祖国后，容闳首先寄希望于太平天国。他在1860年给洪仁玕的七项建议中，与教育有关的占了四条，这是他科教救国计划的最早尝试。1862年与洋务派合作时，当时洋务派的目光还普遍停留在“制器”层面。容闳主张要由抓机械制造厂入手，建立基础工业。这个建议超越了“制器”层面，突入“觅制器之器”的新境界，深受曾国藩的赞许。受曾的委任，容闳耗时两年，于1865年从美国引进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批基础工业设备，建立了江南制造总局，成就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真正发轫。1867年，容闳向曾国藩提出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兵工学校，我国近代第一所技工职业学校由此诞生。
1868年，容闳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交“条陈四则”，首次提出留学计划。在容闳多次推动下，曾国藩与丁日昌等1870年联名上奏，留学教育计划终获清政府正式批准。从1872年7月开始，清政府先后分四批共派出120名幼童留美。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从工业生产到工业教育、从引进机器到培养人才的双重升级。清政府于1881年下令撤销留美事务所，撤回全部幼童。
留学计划猝然夭折，和容闳偏离“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不无关系。容闳心目中的西学，是一整套以美国为模式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体系。所以，在容闳的“纵容”下：幼童“终日饱吸自由空气……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容闳希望借他们从制度层和精神核心层入手，对封建的中国进行根本性的资本主义改造。双方的决裂从合作之初就已经注定。容闳倡导的留学计划为近代中国造就了首批科技文化人才。这些幼童后来成为近代科技文化各领域的骨干和创始人，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从历史宏观视角观照，容闳及其教育实践开启了百年波澜壮阔的留学大潮。追本溯源，也不能忘记容闳的开拓之功。
教育实践主张
容闳在教育实践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符合近代教育发展要求和时代发展趋势的教育主张。
（一）近代中国教育的历史使命：不是挽救腐朽的专制王朝，而是缔造“少年新中国”。容闳托迹于曾国藩幕府，积极参与洋务运动长达20余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支持清政府。洋务派的教育主张困足于“中体西用”的桎梏，而容闳的思想和实践远远突破了“中体”的困扰。他认为，“藉西方之学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是近代中国教育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少年新中国”的政治理想，他晚年与孙中山合作推翻清政府，“爱国而不忠君”是他与洋务派的最大分野。所以，当留学计划夭折后，容闳愤然退出洋务运动。
（二）近代中国教育的目标和任务：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材。容闳特别注重对国民的素质教育。1871年，容闳捐资在家乡珠海南屏开办新式学堂“甄贤社学”，这是他在国内开办国民教育的初次尝试。容闳提倡通过教育培养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使他们不甘屈辱，勇于反抗外来压迫。容闳主张：“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这些观点，来源于容闳对国民性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容闳希望借助普及新式教育，塑造国人健康人格，唤醒民族和民主意识的革命思想，具有一定的追求个性解放的色彩，实开“五四”新文化运动“国民性改造”之先声。
（三）近代中国教育的模式与途径：以西方教育为模式，实行普及年级制的学校教育。在一生的教育实践中，容闳以西方教育为模式，主张普及年级制的学校教育，兴办机械、铁路等实业教育。这些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教育主张逐步被以后的中国教育界所接受或吸收，成为新教育的先声。例如，容闳把妇女教育上升到了事关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高度。他说：“中国要富强，必须教育她的子女，由母亲的‘胎教’开始，好好来教育他（她）们”，“俾长大后能与外国竞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容闳并不主张全盘照搬西方。“予之教育计画告成，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文化价值观上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是容闳科教思想最具价值的文化核心。
教育思想的影响
容闳是以一个洋务派的面目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但是，他的思想深度远远超出了洋务派的范畴，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历史地位被长期低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容闳身上还有“洋奴”之嫌。而事实上，容闳是一位“胸怀松柏之志，常葆赤子之心”的爱国者，一生为了祖国的“文明富强”而殚精竭虑。
从文化的角度观看，容闳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也许会更为清晰。众所周知，对一种文化的学习大体上是沿着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次第展开，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中，洋务派止步于“师夷长技”的器物层，容闳则抓住了与民族文化精神息息相关的教育制度，最早倡导了制度层面的变革。他的教育思想也处处闪耀着“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火花，其文化意义已经深入“精神层”，其思想深度甚至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肩。
可以说，容闳是制度层、精神核心层变革的最早倡导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察，容闳才真正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
近年来，容闳的历史地位被学术界重新发现，其思想实践也被重新定位，海内外也掀起了一股“容闳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时专门提到了容闳，耶鲁大学向胡锦涛赠送的礼物是一幅容闳画像；美国哈特福德市于2004年宣布11月17日为“容闳日”；容闳还是塑像矗立在耶鲁校园的第一个中国人；同时，容闳的家乡珠海也举办了一系列主题活动：2003年出版《容闳传》，2004年底举办“纪念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150周年暨《容闳与科教兴国》学术研讨会”，2005年底举办第二届“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与发展论坛”，并赴美向耶鲁大学赠送容闳铜像。珠海正在积极筹办中国留学生博物馆，致力于将珠海打造成为“留学生之城”。
容闳一方面是一位热烈恒久的爱国者，另一方面，他又能够跳出“华尊夷卑”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以科教兴国为切入点，努力寻求多元文化间的吸收借鉴与和谐对话，这种开放兼容的文化胸怀和文化风范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启迪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