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稚教育是指二足岁到六足岁这一段时间的教育而言。若把这一段时间的教育，按着儿童心身发展的程序，又得分做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二足岁到四足岁，是婴儿园（Narsery School）的教育；第二时期，从四足岁到六足岁，是幼稚园（Kindergarten）的教育。我国近年来，除上海北平已有类似婴儿园性质的学校外，其余还未经多见；现在为便于研究起见，所以本编内容拟专重于幼稚园教育。
查我国书籍，亦有“教子婴孩”、“圣功始基”之说，似乎也很重视幼稚的教育，但总没有具体的方法。胎教，传自三代，然而国家既没有把它定为法令，民间又没有流传成俗，最多也不过见之于士大夫誉墓之文罢了。前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张之洞、荣庆、张百熙改订学堂章程，始明白提出幼稚教育的办法，但因当时不主张设女堂，乃将蒙养院附属于“各省府厅州以及极大市镇”之育婴堂，敬节堂内，经费就由该堂等开支。其目的专为“保育教导三岁以上至七岁之儿童，发育其身体，渐启其心知，使之远于浇薄之恶风，习于良善之轨范。”教师就由堂中现有识字之乳媪担任传习官厅所发保育要旨条目及从孝经、四书、烈女传、女诫、女训、教女遗规等材料中选出来的官编教科书。我们看到前清当时训练师资的不合理，更看到用这样的材料怎样去教儿童，真是使人不但发笑，更代为焦急。那时民间方面呢？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秋间，聘日本保姆三人，立蒙养院于武昌，北京京师第一蒙养院也于是年成立，并办有保姆师范，院长由日本保姆师范毕业，又聘日本教师二人，修业期限定为五年。但那时的蒙养院所收的学生，都是六岁到十岁。随后上海务本女堂，无锡竞志女堂以及北京、天津名公巨卿间聘日本保姆以教子女者亦颇有人。光绪三十三年，吴朱哲女士从日本保姆养成所学习归国，创办保姆传习所于上海公共幼稚舍。从学者三十六人。同此数年间，广东等地方也渐设立。这一时期，蒙养院保育的要旨，固由于日本明治三十二年六月之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程推阐而来，就是师资也大多数无不直接间接仰给于日本。甚至于教材也都是使用从日本搬来的那些熟料。由是内地所谓乳娘出身的教师们都起而仿效。其教法仍应根据从前书房式的背诵记述；其教材不过把三字经、百家姓变做了游戏、歌谣、谈话、手技罢了。要形容这一时期的幼稚教育，和现在注入式的小学十分类似。他们将谈话、排板、唱歌、识字、积木等科目，一个时间一个时间规定在功课表上，不会混乱而且也不许混乱的，教师高高的坐在上面，蒙养生很端正的坐在下面。教师教一样，学生学一样，全部活动不脱教师的示范，儿童不能自己别出心裁，也不许其别出心裁。至于各种工具和材料，如果教师不给，儿童自然不能自由取用，且放置的地方很高，儿童虽欲取而不得，管理上的严肃主义，也和现在注入式的小学一样。在这种教育底下，我姑且不评论其价值，但最感困难的，是教师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儿童教会，儿童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教师所教的学会，儿童是被动的，双方都充满了压迫的苦闷，所学的全是零零碎碎的知识技能，都是浮面的，虚伪的，日子稍久就立刻忘怀了，忘不了的最多也不过照样的反复一次罢了。这种教育，在现在虽因环境的淘汰，不无多少的变更，但在社会上还可以寻出其不少的旧痕遗迹。
当日本式的幼稚教育弥漫在国内空气的时候，同时社会上却另有一部分的势力侵入；因为这种势力侵入的方式取在“潜”的一方面，所以表面上没有激烈的变动，然也因其负有悠长的历史，自然总难免有发生效力的一日。当时我国办理幼稚教育的机关，很有趣味的。有两种名称：一种叫做蒙养院，一种叫做幼稚园。代表蒙养院的是日本式的幼稚教育，那一种代表幼稚园的却是处于教会的手泽。后一种不同于前一种的，是有美丽的教室，小巧的设备。在一时动作以后茶点以前，儿童们一定要闭一会儿眼睛，他们的小嘴一定还要唱一首祷告的歌曲；早晨相见、放学、话别，“上帝祝福”诗一样的调子，全从舌端跳到恬静的空中，飘宕在这边那边。他们的心儿是甜美的，精神是活泼的，因为他们所受的材料都是从西洋直接的翻译过来，是已经经过了多少教育者的匠心精选。至于教法，也是西洋局部的摹拟。这种教育多半操于对教育一知半解的西洋传教士的太太们，利用国内教会出身年轻的女子。在光绪二十八年，教会办的幼稚园已经有六所之多了。自后，更日益扩充，他们不但在内地办幼稚园，且也办有幼稚师范，如北平的燕京、苏州的景海、杭州的弘道、长沙的雅礼，都是办理过毕业多次；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服务于社会者，为数实在不小。因为当时的教会和我国旧理论差得太远，所以引不起知识阶级的注意，且为代表知识阶级的士大夫所轻视，宗教不能和士大夫相结纳，自然不能借重统治阶级的力量，只得回过头来向无知识的贫民方面去做工夫。因为历史的背景如是，所以我们很可以明白：教会时的幼稚园，成立虽早于张之洞等改订学堂章程，但学堂章程的厘定不取材于国内现成的幼稚园，却完全借助于日本明治三十二年六月之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程的缘故了。我们又可以明白，教会设立的幼稚师范开办如是之久，却没有把西洋福禄培尔（F·Froebel）等幼稚教育原理或其他教育名著，有系统的给国人介绍，就是零零碎碎翻译过来的唱歌游戏等材料，若和其本文相比，不但失去了原由的美丽词句，而且都变成了恶劣粗俗的文字。所以这一种的教育，我们姑且抛开了教育的目的评论，即据其模拟的一头言之，亦颇感到缺陷：（1）当时效法西洋，间接者多，大半都是出于留华西教士的指导（我国年来虽不乏外洋求学之士，但为数过少，其影响不在此。）随学随教，所以只得其皮毛，而没有整个原则的依据。（2）教会出身的女子，多半家境贫寒，年龄有轻，甚至连本国史都不十分明白，自然只会盲从，且国文的修养极浅，更易流于机械的模仿，驯致摒弃本国有用的材料，偏重累赘的译文。如果根据当时实施的教材，探究其活动的功用。其能对得上生理“本能”的发展者已是了不得的教师。若再进而追问其儿童生理若何，本能若何，而幼稚园实施是否对于他们的生理本能都已经包括无遗，就恐怕没有人能够对得上了。像这样的只顾搬进西洋片段的熟料，移到国内来应用，材料既感缺乏，实施又是机械，儿童虽因教材的适合略微觉得兴味，然而只得被动的瞎学，却没有所以要学的动机，这种现象在现在幼稚园里，也不能说是“没有”。
这两派的幼稚教育，在国内同时并进，一直到了民国八九年的时候，小学革新的运动，渐影响到了幼稚教育，另开辟了一条路径。这条路径和民元教育法令，民五国民学校令，也不能说毫无关系，（因为数量加增了，质量也当然要起变化。）我们记得在这几年中，杜威博士的来华讲演，各地参观团体的纷起，以及附小的种种实验，全和幼稚教育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有一种条件为我们不可忽略的地方：就是日本式的保姆养成所，一年比一年的递减，而教会培植的人材却一年年的继续不断的出来，保姆的人才由非教会养成的既日益缺乏，而幼稚园的数反日益增加；社会既不能拒绝教会的师资而停办学校，教会的人才也不能不斟酌社会办事人的旨趣而牺牲了一部份宗教的仪式；融会贯通之外，再加上其他种种——如上所举——的刺戟，于是却打破了从来模仿的公式，开始革新的记录。这记录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不是方法的调和，也不是材料的扩充，而是课程的组织，代表这一时期的课程，是论理组织法，然而也已经能够注意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一年四季的变化了。五四运动以后，人民外受国际的刺戟，内感思潮的震动，才智之士联袂奋起，在教育界的就想在教育界里振作起来；当时第一种的好现象就是出版物数量的急进。关于教育的书籍，尤其是小学教育的，渐渐有人从数量方面改到质量方面去研究，而国内有名的大学，如北大、东大内有不少的名教授，不但喜欢介绍世界学说，且也有亲身做实验的。幼稚园经民十一教令第二十三号学校系统改革案之公布，在学制上确定了地位，但教育内容的改进却达到了这一个实验时期（民十六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这时候北平、南京、上海各有幼稚教育研究会的组织。京市每月开会两次，讨论幼稚园课程问题，并责令会员实验，是年这个运动推到乡村里去，办乡村幼稚园。前于此的，有南京鼓楼幼稚园，出版幼稚教育月刊与丛书，发表他们的研究结果。）才渐渐地露出光明来了。民十七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幼稚教育议案七件，中有全国实验学校必须设立幼稚园，以及起草幼稚园课程等。十八年全国中小学课程起草完成，其中关于幼稚园课程列为专项；河北省教育厅且令各县设立幼稚园及女子师范添设幼稚师范科，十九年全国教育会议，将幼稚园与小学并立，二十年以后，国内有名大学——北大、师大都加幼稚教育科及模范幼稚园。其他私立的如北平的香山慈幼院，厦门的集美、上海的幼稚师范更竭力做实验的工作，已有的也正谋发展。从此幼稚教育的事业，将因专家的研究、小学的合作、社会的需要，而日益进步。但数量之外，质量上究竟如何合国情及生活的需要，我们参考欧美近百年来幼稚教育目标的演进，视察国内自己儿童发展上实际的情形，实尚待于慎详的研究。（张雪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