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影秋在关心爱护清史研究工作者方面有许多动人的事绩，与他接触较多的戴逸有很多感受与体会。据戴逸回忆，早在1963年初夏郭影秋到人民大学工作不久，他就曾听过郭影秋对有关工作的汇报，给他留下的印象是：“这位新校长既是久经锻炼、饱受风霜的老革命，又带着浓重的书卷气；在他亲切、温文的言谈举止中透露出英毅果断之风”。又说，此后“同影秋同志见面的机会多了，他缠绵病床，不能行动，但精神很好，思路清晰，能大量读书，谈话内容大多是有关清史研究。影秋同志非常熟悉明末清初的历史，和我谈过李自成、张献忠、崇祯、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孙可望、多尔衮、洪承畴等人，他都有独到见解。他读的史料极为丰富，不少稀见的稿本、抄本，是我闻所未闻的。影秋同志的记忆力特别好，给我介绍书籍的作者、卷数、版本、收藏单位、内容梗概以及他的评论，娓娓而谈，如数家珍，使我深受教益”。至于他与戴逸讨论清史研究所的方向、规划等就更多了，而且，他非常尊重下级的意见，和他人谈论工作时总是用商量的口吻，从来不用简单的命令。正是通过这样的交谈，一方面指导了工作，使与之交谈的对象于润物细无声中受到教益；同时，也使得郭影秋对与之谈话者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果断选择戴逸主持清史研究所的工作，草拟清史研究所成立的规划，可谓知人善任。当1985年10月郭影秋逝世时，戴逸曾沉痛地说：“郭校长和我们永诀了。清史研究所永远失去了一位亲切可敬的导师，这是难以补偿的损失。”这足以表达清史界对郭影秋的尊敬与仰慕之情。
清史研究所中另一位受到过郭影秋关心爱护的著名教授是王思治。王思治曾撰文回忆说，由于他写过几篇农民战争史的文章，1963年刚到人民大学工作不久的郭影秋就要求有关教研室将其已发表的文章报送他，并要与之面谈。这些举止使王思治深有感触：“一位上任伊始的校长，工作头绪纷繁，然而所关心的却是教学与学术，能抽时间深入了解一般教师的研究工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郭影秋后来生病住院，王思治也常去病房看他，留给王思治的印象是：“病榻床头，一桌横陈，桌上所放的不是病房中常见的鲜花或食用物品，而是满桌盈尺的书籍和书写台灯，倘若只是病房这一隅，俨然像是书斋”，“影秋同志白天没有时间读书，因为探望的人很多。每当夜阑人静，一盏孤灯照亮床头，常常阅读到深夜”。“这对我来说，既感钦佩，也是无声的策励。”此外，郭影秋还通过谈话与书信多次与王思治探讨和切磋相关学术问题。当王思治将参与撰写的《承德避暑山庄》一书的编写提纲拟成后，首先送请郭影秋提意见。他认真阅读后，竟给王思治写了一封长达4页的信，提出了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对此，王思治感触良深地说：“当有问题向影秋同志请教时，他又是何等认真对待，特别是这些信都是在病床上写于夜晚，其诲人不倦的拳拳之心，感人至深。”因此，王思治曾满怀深情地说，“他（郭影秋）虽然不是我的业师，而我却是他的私淑弟子，是他的学生。”
除了与学有专长、有成就的教授、学者接触交往之外，郭影秋也与一般教师保持联系，尤其关心爱护青年研究人员的进步与成长。1978年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宣布成立时，当时与会的所内三十多位研究人员，他大都能叫上名字。正如戴逸所说：“他认识所内许多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经常和他们谈话，关心他们的成长，指导他们前进。”如英年早逝、才思敏捷的吴廷嘉，还有对晚清史研究卓有成就的孔祥吉等都与郭影秋有密切的交往，受到过他的亲切关怀和指导。郭影秋对清史所研究人员在政治上、业务上的关心和爱护，令每一个人都终生难忘。1976年，一名研究工作者实现了多年的追求，加入了党组织。他闻讯后，竟在医院的病床上亲笔写来贺信说：“欣闻你光荣加入党组织，特致祝贺。入党只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而不是革命的终结。望你继续努力，不断前进，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好党员。”1978年，清史研究所成立不久，他又在医院小病房中约见了王思治等研究人员，鼓励他们“要有志于把清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1981年，一名研究工作者带领清史所1979级研究生到江浙一带实习考察，看望了当时正在上海治病的郭影秋，也请他能接见研究生并给予教导和勉励。虽然郭影秋当时已久病在身，但仍亲切会见了他们师生一行，并谆谆教导他们：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要有系统的专业知识；三要掌握语言工具，要学好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及汉语；四要勤写多练，提高写作能力。当时，参加会见的那些研究生中如郭成康、房德邻等，现在都已成为了清史研究领域著名的教授。他们在读研究生时受到郭影秋那些有针对性的言传身教，对日后的成长与发展必有一定的影响。尤其令人感动的是，1985年10月末，在郭影秋弥留之际，当研究工作者急忙赶往医院看望他时，他还十分吃力而关切地问：“你最近在研究什么清史课题？”其拳拳教诲之心，殷切期望之情，实在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李定国纪年》
郭影秋在明清史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其代表著作是《李定国纪年》。
《李定国纪年》共有二十多万字，主要记述了李定国一生的光辉业绩。该书正文自1630年李定国10岁时起，至1662年李定国42岁逝世止，按年月汇录了李定国一生的资料。同时，又简要地记述了明末清初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发展形势的资料。书中对引用的材料一一注明了出处，并对有些资料加“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书卷首刊有关于李定国事迹的地图、照片及文物拓片。书后又附录了李定国的多篇传记及论述李定国的资料十数则。该书虽名《李定国纪年》，其内容实际上则是大西军的战史编年，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关于大西军及其领袖人物的史料性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李定国纪年》的问世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评价说“这是一本新型的历史上农民英雄的年谱”，“确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还有评论指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贵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虽历经世事沧桑，仍永葆其学术价值，郭影秋同志所著《李定国纪年》就是这样一部值得称道的史学专著。”
《李定国纪年》的显著特色是：
第一，坚持从唯物史观角度评价历史人物。《李定国纪年》书前冠有作者的长篇序言，论述了他为什么要整理大西军和李定国的史料，怎样评价李定国这个人物以及关于整理史料的一些意见。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作者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阐述了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另外，作者还一再强调要从零散史料的表面现象中透过现象，弄清历史事变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揭示历史事变的规律。
第二，资料丰富，考订精审。此书广征博采，搜集和网罗的文献典籍多达一百余种，正史、野获、稗史、文集、笔记、语录、奏议、揭帖、方志、碑铭等，均有涉猎。从中辑录出史料多至数千条。同时，又删繁就简，审慎取舍，对于许多众说纷纭、错综复杂、以讹传讹，乃至封建统治阶级为诋毁农民起义而歪曲的史料，作者均进行了细致的考订，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第三，史论结合，勇于创新。《李定国纪年》作为一部史料性的专著，并非仅仅停留在对史料进行客观的整理和编排方面，而是较好地贯彻了史论结合的原则。“要真正弄清一个历史上的问题，就不能不掌握比较可靠的资料，即所谓第一手资料。但是光靠所谓第一手资料，或大量的史料还不够，如果没有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使搜集到一些资料，也将为芜杂的材料所淹没，而不能用以说明历史事变与历史发展的真相”。另外，书中特别指出：“近来有些人编写明清之际的历史，往往只提大顺军李自成的作用，不提大西军、张献忠的作用，即使提出来也是为了接受教训，……那是不妥当的。”其实“明末农民军开始号称十三家、二十四家、三十八家，到后来却只有两大家，一家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一家是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两支大军相互支持和声援，“这一家的胜利，有时挽救了另一家的危机，另一家牵制明军的兵力多些，也恰恰支持了这一家的大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张献忠一支是明军攻击的主要对象。明军最大的一次‘剿局’，……基本上是被以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彻底粉碎的”，怎么能把一支“转战十六省、浴血奋战十七年（前后三十二年），一度达到百万农民参加的农民起义大军”一笔抹煞呢？这些看法，观点鲜明，分析得当，说理透彻，为日后多数明清史研究者所接受和采纳。此外，对于李定国死难和埋葬的地点，郭影秋也根据历史文献和历史遗迹的考察，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获得了史学界的赞同。
撰写了《李定国纪年》一书之后，他又发表了《谈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关系》、《论李定国坚持西南抗清斗争的历史作用》等论文，对《李定国纪年》一书中的思想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这些论文都曾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对明末清初史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他还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纂的多卷本《清史编年》写了《序言》。这篇《序言》高屋建瓴，言简意赅，既说明了研究和编纂清史的重要意义与如何着手，也介绍了编年体史书《清史编年》的历史价值与特点，直至今天仍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