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54年，金斯伯格通过画家罗伯特·拉维列，认识了彼得·沃洛夫斯基。拉维列带金斯伯格到他的住所去看他的作品。金斯伯格看到的第一幅画，是一个大幅肖像：一个裸体青年，张开双腿，脚下有几颗洋葱。这就是沃洛夫斯基的全裸画像。金斯伯格看着画中人的眼睛，立即被那透着朦胧爱意的眼神打动了。这幅画的抒情力量引发了后来表露在《嚎叫》中的同性之爱：
他们让圣人般的摩托骑手从屁眼里搞进自己还兴奋得直叫；
他们玩弄那些人类的六翼天使、水手，自己也被玩弄；
那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爱的拥抱。
此时的金斯伯格已届而立之年，他想同卡萨迪这样的爱人建立长久关系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饱尝了失意和孤独之苦，他迫切需要有个爱人来陪伴。
（2）
沃洛夫斯基比金斯伯格小7岁，青少年时期，父母因为一系列的生意失败和酗酒成性而离婚。高中一年级时因为家境贫穷不得不辍学，年仅17岁的沃洛夫斯基开始自力更生。经历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工作后，沃洛夫斯基开始在纽约州立精神病院从事勤杂工工作，这使他有机会最终完成高中学业。
当沃洛夫斯基遇到了画家拉维列后，成了他的模特和性伙伴。就在金斯伯格对他燃起熊熊爱火之时，他对金斯伯格也一见钟情，他们互起盟誓，以终身伴侣相待终生。尽管他们有过一些分离的日子，但他们的这种关系一直没有中断，一直到1997年3月金斯伯格去世。
（3）
跟沃洛夫斯基在一起，金斯伯格体验到了以前跟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感受过的坦率和责任感。数周后，金斯伯格搬至高夫街，与沃洛夫斯基建立起稳固的爱情关系。一年之后，他们互订盟约：
我们彼此相约，信誓旦旦，他可以占有我，我的思想，我的肉体和我知道的任何东西。我也可以占有他，他知道的一切和他的全部肉体。我们要彼此献身，所以，我们视彼此为各自的财富，可以干任何想干的事情，做学问或是过性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是彼此探索，直到一起到达那神秘的“×”，以使两颗交融的灵魂显露出来。我们都清楚，当我们的（特别是我的）性爱欲望终于通过宣泄（而不是否认）而得到充分满足时，这种欲望本身就会减少，彼此卿卿我我，形影不离，互相渴求也会减少，最后，彼此都能自由地进入天堂。所以这个盟约的实质就是，我们谁也进入不了天堂，除非我们能将另一个也带入——就像菩萨的相互誓约。
沃洛夫斯基给金斯伯格带来巨大的满足感。跟卡萨迪分手所带来的失落感，在沃洛夫斯基这里得到极大的补偿，金斯伯格重新找到了精神快乐的源泉。遇到彼得·沃洛夫斯基，金斯伯格好像开始明白了生活的意义。金斯伯格影响了沃洛夫斯基，给他当老师，开书单给他以弥补那些正规的学校教育，他们滔滔不绝地进行讨论，涉及的话题无所不包。
一位心理医生问金斯伯格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金斯伯格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就是想找到一间房子，不必再工作，与彼得生活在一起，同时能写一些诗歌。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可是等我变老或是发生其他什么变故怎么办呢？”
“你是一个正常人，有许多人和你的想法非常类似。你不必担心。”
心理医生的话使金斯伯格感觉像是得到祝福一样，于是他辞掉了工作，申请了失业保险金，买了许多巴赫的音乐唱片，与沃洛夫斯基一起住进了一套新租的公寓里，过上了一种类似城市文学隐士的生活。他们共同致力于相同的事业，默契程度犹如伉俪。
（4）
1955年，金斯伯格在圣·弗兰西斯科第六画室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此前两星期金斯伯格就写好了《嚎叫》，在这次朗诵会上他用强有力而又充满智慧的朗诵，震惊了全体听众。克鲁亚克也来了，他带来了很多酒，人们边听着金斯伯格的诗歌，边一大缸一大缸地传着喝酒。这次朗诵会很快就成了传奇，金斯伯格被人接连不断地请到圣·弗朗西斯科各地朗诵。这时，彼得·沃洛夫斯基既是他的秘书，又充当妻子的角色，金斯伯格觉得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5）
金斯伯格在创作时，沃洛夫斯基就像妻子一样，给创作中的金斯伯格煮咖啡和鸡蛋，然后轻手轻脚地端到金斯伯格的房间；当他疲惫不堪时，沃洛夫斯基就演奏那些迷人的爵士乐。他们一起服用吗啡和安非他命毒品。当金斯伯格巡回各地朗诵他的诗歌时，沃洛夫斯基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在朗诵会上，常常出现的情景是：当金斯伯格朗诵他的作品至情绪激昂时，会即兴裸露自己认为性感的身体，这时，沃洛夫斯基像配合他一样，也会毫不吝惜地脱下自己的衣服。
20世纪60年代早期，金斯伯格邀请苏联访美代表团参加由他自己和彼得·沃洛夫斯基举办的一次诗歌朗诵会。当沃洛夫斯基为强调他正在朗诵的日记中的自我启示感而脱得仅剩三角裤时，那20位身着灰色制服、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人，像一群焦躁不安的警察。不一会儿，当金斯伯格读到《嚎叫》中的火神那一节时，那些马雅可夫斯基的后裔们不动声色地站起来，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了会场，这是文学上有象征意味的一课。
在遇到金斯伯格之前，沃洛夫斯基从来没有要成为诗人的念头。沃洛夫斯基和金斯伯格之间的特殊关系使他有机会进入到复兴中的圣·弗兰西斯科的文学艺术界，并结识了“垮掉的一代”的精英人物克鲁亚克、巴勒斯、科索等。他们在巴黎定居时，在金斯伯格的鼓励下，沃洛夫斯基开始写诗。在打字机旁，他的灵感喷涌而出，此后，沃洛夫斯基经常随身携带笔记本，记录下他的经历、梦幻和印象式的景象。沃洛夫斯基的诗大都收在诗集《揩屁眼儿诗作和微笑的歌》中。
（6）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金斯伯格就和沃洛夫斯基一起进行了为时数年的游历，他们穿越了中东、北非、印度和欧洲，共同去寻找阳光里的钥匙。60年代初期，沃洛夫斯基和金斯伯格一起开启印度之行，之后，美国的青年便循着他们的足迹蜂拥至印度。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他们把朗诵诗歌演绎为嚎叫，因此震动了美国主流文化界。
由于哥哥的精神状况日益恶化，沃洛夫斯基不得不经常中断这些旅程而返回纽约。沃洛夫斯基和金斯伯格最后在纽约东海岸的一所公寓定居。70年代，沃洛夫斯基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纽约樱桃谷的一座农场里，在那里写作、演奏音乐、种植蔬菜和其他农作物，与大自然交流感应。1974年，沃洛夫斯基成为了杰克·克鲁亚克诗歌学校的一名教师，教授诗歌。
沃洛夫斯基和金斯伯格一起参加各种集会和政治活动。他们参加反战游行，反对核试验，支持同性恋。沃洛夫斯基曾因此而被捕入狱，但在监狱里他依然歌唱他和金斯伯格的诗作。他们的照片经常出现在一些杂志的封面上，联邦调查局认为他们这种公开的同性恋姿态助长了美国的同性恋意识，把他们列为美国的敌人和危险人物。60年代沃洛夫斯基还饰演了两部电影：《长椅》和《我和我的哥哥》。
70年代，金斯伯格迷恋藏传佛教，信奉喇嘛教。但在喇嘛教里，他是个自由派，重视肉体享乐、主张性开放，受到很多喇嘛的攻击。
（7）
老年的金斯伯格依然迷恋着同性。诗人北岛曾记述了他跟金斯伯格交往的经历。显然，在餐厅或其他场合，金斯伯格还是一如既往地忽略女性。金斯伯格一直打领带，除了某些场合的交际需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他不打领带，他的男朋友的父母可能会不喜欢他。
1997年4月，金斯伯格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陪伴在他身边的除了他的哥哥尤金及几个侄儿、侄女外，剩下的就是他的新老情人，他的结发情人沃洛夫斯基拿着相机不停地拍照。所有在场的人都说，临终的金斯伯格所有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表情庄重而坚定，重现了他年轻时的英俊面容。
嚎叫了一生的金斯伯格终于安静了下来。
现在，没有人再为时代的伤痛嚎叫了，人们偶尔想起那个嚎叫的年代，和那奔走呼号的一群人时，也会有刹那间的动容，但这种情感的小波澜很快会被当下热闹非凡的生活掩盖了。
那个时代离人们越来越远了，金斯伯格也真正远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