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基于这种思想，他赋予教育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国家的强弱以教育为转移，变法维新靠教育来实现，教育是救亡图存的首要条件。梁启超相信智慧的力量，提出“权生于智”，认为“今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强调培养有文化、懂时务的“新民”。“新民”应该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掌握经世致用的学问，具有爱国、自尊、进步、合群等新道德。在培养“新民”时，他强调政治教育的作用，学习古代“治天下之道”、“治天下之法”，以及当今社会所应做的政事。懂得了这些，人们就可以知道古代制度之优劣，哪些在当今可行，哪些在当今不可行；就可以懂得西方制度哪些可以在中国施行。掌握这些知识的“新民”，入官以后定能“敷政优优”。这对稍后大学教育的内容有一定的影响。
梁启超认为教育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必须有正确的目的。他批评中国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出来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可以为一个人的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教育再办30年也无救于今日之中国。他提出培养新国民，即“新民”的教育目的，这里说的“新民”不同于旧时代的人，“新民”的思想是进取的，思想是自由的，行动是自立的，团体生活是有组织的，是重公德、爱国家的，是有毅力尽义务的。国民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该团体以自立竞争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梁启超的这种反对升官发财为目的的传统教育的思想，提倡爱国家、爱民族、培养“新民”的思想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变科举、兴学校
甲午战争后不久，梁启超即提出了变科举、兴学校的系统主张，指出“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并设计了上策、中策和下策三种方案以供采择，其中上策是将科举合并于学校，具体做法是“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这实际上是一套废科举、兴学校的方案，除保留科举的各级科名外，科举实体已不复存在。
但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科举不可能骤停，因此，他在百日维新前集中批判了八股和楷法取士的危害，指出由此所选取之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于“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更为可悲的是，千千万万接受八股教育、不知专门之学的生童，散为人师，谬种流传，导致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造，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妇女无以助其夫；少数八股楷法的佼佼者，“不通古今中外之故，政治专门之业”，被尊为王公之师，何从开入学识？因此他奏请立即“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更为痛切地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更关键的是不变科举，难以形成激励人才进入新学堂的机制，导致“士大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
论教育作用与目的
梁启超认为教育是育人、强国的根本。他在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议》中指出：“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后来，随着他对教育社会功能认识的深化，且受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的影响，梁启超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从培育人才转向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上。1902年，他发表了《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指出封建传统教育之所以失败，洋务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全在于教育宗旨的失误：或以“升官发财”为宗旨，或以培养少数洋务人才为归。他认为正确的教育宗旨应该是“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因为国家的强弱、存亡是由整体国民的素质决定的，要养成特色之国民，就必须从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入手，务使全体国民“备有资格，享有人权”，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的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为本国之民”，“为现今之民”，“为世界之民”。限于篇幅，文章对这种特色之国民究竟应当具备哪些素质，以及如何使旧有的国民改造成特色之国民，未能加以深入探讨。
1902年2月至1903年11月间，梁启超撰写了洋洋十余万言的《新民说》，全面探讨了国民性改造问题，形成了系统的新民学说。他确信国民素质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撰写《新民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造新民，强民志，培植新国民。他从世界各民族竞争的大趋势来探讨中国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意义，把培养“新民”作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并发出了“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的呐喊，在当时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尤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梁启超对于“新民”有许多解释，但从本义上讲，就是全面改造中国国民在几千年的专制社会里形成的国民性的缺陷，诸如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团结力之相差等等，使之成为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的新型国民。梁启超新民学说的形成，适应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潮流。他第一次直接地完整地提出国民性改造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人的近代化问题，把振兴中国的根本出路寄托在新国民的形成上，并把教育看作是振兴民族精神、铸造新国民的最重要的途径，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救国”社会思潮的进一步深化。
开展全面教育
梁启超的教育活动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为特殊的，培养专门政治人才的教育。梁启超总结外国自强的经验，指出其首重政治学院。而中国人对于西学，只学到了皮毛，引进了一些技术、技艺，而忽视政本之大法。梁启超主张用建政治学院来推动变法。
梁启超在湖南主持时务学堂，给学生讲授新知识、新思想。他所写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教育学生首先要立志，树立救国的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同时要广泛读书，“通古今，达中外。”梁启超将时务学堂建成培养改革志士的政治速成学校。时务学堂的四十名学生大都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据梁启超说，其中有一半以上死于国事。他的得意门生蔡锷是护国战争中的英雄，为维护共和制度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梁启超师生不仅致力于维新事业，而且在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时务学堂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梁启超不仅把培养维新人士作为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还力图全面推广新式政治教育。他认为中国政府腐败无能，官吏缺乏新思想、新知识。所以他极力主张培养更多的新式政治人才。
第二种是广泛的社会教育。梁启超致力于培养新民，所以十分重视社会教育。梁启超社会教育的目的有两条：一是教民众做现代人，二是教他们学做共和国的国民。梁启超认为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是相辅相成的。而且社会教育更为重要。
梁启超说，西方各国社会普及国民政治教育，国家才强大。中国也应向西方学习。对国民的社会政治教育都包括哪些方面呢？梁启超指出：“政治教育之最急务，则莫先于使人民皆有明确之国家观念。”也就是要使国民了解有关国家的政治知识，树立理性的爱国思想。其次要普及法律知识。他认为国民的法律知识太差，需要将宪法观念——共和真理灌输于多数国民。梁启超进行社会教育的第三个方面是用舆论宣传向国民灌输新思想、新道德观念，批判落后的国民性。梁启超称自己的生涯为报人生涯。他一生大半时间用于办报，在报刊上写了大量文章，为社会教育付出了大量心血。例如，1902年他创办《新民丛报》，其宗旨是对国民进行启蒙宣传。他在《新民丛报章程》中明确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所以，“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
梁启超十分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育，他的启蒙教育中重点就是德育。梁启超认为民众的道德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和民族的兴衰。他不满于当时新学界中的一些提倡德育者仅把德育归入智育范围的作法，指出德育应成为一独立的学科。
梁启超强调成人教育的重要性，在《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一文中，他主张为成年人设置法政简易科、师范简易科、农工商学等各种简易科。除了用舆论宣传外，梁启超大力发动群众运动，要使民众在实际政治运动中得到切实的教育和锻炼。梁启超还写了一部通俗的社会政治教科书《国民浅训》，向民众讲解有关爱国、民主、平等、自由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第三种是学校教育。早在策划变法时期，梁启超就提出要开民智必须大办新式学校。他把学校看作是一切新兴事业的基础。在策划变法时期梁启超参与建立的强学会，就具有新式学校的性质。后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官书局改为大学校，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梁启超后来亲自主持和创办了多所学校。并对一些学校的建立起过积极作用。1897年，横滨华侨邝汝磐、冯镜如等发起中西学校，孙中山推荐梁启超担任校长。康有为以梁启超任《时务报》之主笔，另荐徐勤代理。梁启超以为中西学校之名不雅，建议更名为“大同学校”，并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梁启超还在神户创办同文学校，在东京创办大同高等学校，为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及华侨子女提供深造的场所。梁启超试图把日本的这些学校也建成政治学院。横滨大同学校黑板上常写“国耻未雪”之类的口号，还编有鼓吹救国的校歌，激励学生的爱国之心。东京的大同学校梁启超自任校长，教学内容多为西方政治理论。学生们受梁启超思想的鼓舞，亦高谈革命，各以卢梭、丹东、华盛顿、罗伯斯庇尔相期许。学生回国后多成为政治上有为之士。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后，承办中国公学，将其改为大学。他还筹划建立文化书院，以弘扬民族文化。但因经费短缺未能成功。为培养司法人才，梁启超主持筹办了司法储才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