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章太炎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梁启超和章太炎可谓是耀眼夺目的“双子星座”了，那是一个动荡不安而又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了不少舆论家，出现了不少政治家，也出现了不少学问家；可是将舆论、政治、学问三者集于一身并能够登峰造极者，恐怕是没人能比得上这二位了。
作为蜚声文坛的舆论家，早在章太炎去上海与梁启超同办《时务报》的时候，作为读者的谭嗣同就将其二人相提并论了：“大致卓公如贾谊，章似司马相如。”二者虽风格有别，却难分轩轾，只是章文用典太多，过于古雅，一般的读者不易接受，故而黄遵宪的评价似可作为谭嗣同的补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之文。”然而即便如此，章太炎仍然是当时报界的一大手笔，就连后来袁世凯派去软禁他的爪牙都懂得：“太炎先生不可得罪，用处甚大，他日太炎一篇文章，可少用数师兵马也。”究其原因，章太炎虽然文风古雅，但却思想激进。
“戊戌变法”失败后，当梁启超等人还在为“勤王”之事而奔走呼号的时候，章太炎则手起辫落，“咔嚓”一声便剪断了自己与满清政府之间的精神联系。所以，此后二人在关于“勤王”与“排满”、“立宪”与“共和”的一系列辩论之中，能言善辩的梁启超反倒不如引经据典的章太炎更适合读者的口味了。
作为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章太炎之于孙中山的关系与梁启超之于康有为的关系亦可以相提并论。从素质上讲，章、梁二人都不是一流的政治领袖，然而又都有其独立的政治见解，于是梁启超与康有为之间的若即若离和章太炎与孙中山之间的磕磕碰碰就是在所难免的了。在孙中山的同盟会里，如果说刚毅沉勇的黄兴有大将之风，日理万机的宋教仁有宰相之望，那么学识渊博的章太炎则最适合充当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理论权威了。当然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单纯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往往表现得比较幼稚。在这一点上，章太炎甚至比梁启超更显得书生气十足。我们知道，章、梁二人都曾一度被袁世凯所蒙骗，将拯救中国的大业寄托在这位老奸巨滑的政客身上。但是，当袁世凯表现出其窃国大盗的狼子野心之后，聪明的梁启超明里撰写讨袁檄文，暗中则指示其弟子蔡锷回云南发兵，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的“护国战争”；而固执的章太炎却执意孤身进京，非要当面与袁贼论理不可，结果只能是自投罗网。但是，即使是在软禁期间，章太炎亦不失政治家的勇气和风范。当袁世凯以软硬兼施的伎俩逼迫这位文豪为他撰写“劝进表”的时候，章太炎以大无畏的勇气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某忆六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匪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闲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其斩钉截铁之言、浩然正气之色，既非蝇营狗苟之政客所愿为之，亦非患得患失之文人所敢为之。
作为一代宗师的学问家，章太炎与梁启超更有一比。当年胡适为清华大学策划兴办国学研究院，主张采取英国的导师制度，校方遂请胡适本人出任导师，谁知这位留洋的博士却自认才疏学浅，声称当今之中国非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诸公不足以担此重任。结果梁、王二位欣然赴任，章太炎却因不愿与“保皇党”共事而拒接聘书。从学术渊源上看，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是近代“今文经学”的代表，章太炎的老师俞樾则是当时“古文经学”的大师。说到这两大学派，自然可引出许多复杂的学术话题，然仅就其方法而论，“今文派”主张“六经注我”、学以致用，其思想常有鲜活生动之处，但却容易陷入“微言大义”的误区；“古文派”主张“我注六经”、尊重历史，其学术研究法度森严，只是较难突破“皓首穷经”的局限。然而，如就视野开阔、见解新颖而言，章太炎似略逊一筹；若以功底扎实，学养深厚而论，梁启超则屈居其后，就连他们的弟子也禀承师说、各具特色：章太炎的学生黄季刚与乃师合称“章黄学派”，在文字、音韵学方面自成系统；梁启超的学生张君劢曾挑起著名的“科玄论战”，并将新儒学的发展由内地引向港台，亦可说是平分秋色、相得益彰了。
无论如何，今日之治国学者，不可不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亦不可不看章太炎的《新方言》，尽管那是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和境界，却同样让人感叹不已、心悦诚服。（周子建）
梁启超与南开大学
对于每一位稍知近现代史事者来说，梁启超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位曾活跃于中国政坛、学界30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黄后”。他晚年摒弃政务，专心向学，著作等身，建树甚丰，被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而其与南开大学的一段旧日渊源，也颇值得称道。
南开大学成立伊始的20年代，是中国学术界日渐活跃和繁荣的时期。诸说层出，观点纷呈，被大多学者目为又一度“百家争鸣”。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文明暴露了危机，引发国人的怀疑和动摇，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调占有了一定地位，出现了国学研究的热潮。梁启超便是其中代表之一。他在战后游历欧洲，著《欧游心影录》，认定中国国学在将来世界上占重要的位置，并说西欧文明还需中国文化去调剂，亟力劝学者去整理国故，引起学界很大反响。他还坚持教育救国论，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因而便和同样致力振兴民族教育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同声共气，相应相求。
1921年9月，成立仅三年的私立南开大学邀请梁启超参加大学部的开学式。梁先生欣然前往，并在会上发表演说，盛赞年轻而充满希望的南开：“……我们要希望大学能办得欧美那样好，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不能不属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任的义务，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亦将为中国全国大学之母。”梁启超鼓励南开学子：“我盼望诸君不要怕难，奋兴起来，一面发扬我国祖宗传下来的学业，一面输入欧西文化，这样责任不能不望之于中国私立的南开大学了。”
其后，南开大学遂聘请梁启超在校举办中国文化史讲座，讲演的题目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每周一、三、五下午四时至六时举行，后来每周又增加二个小时。学校对梁启超先生的讲座非常重视，规定此科为文理商三科必修科目。梁启超本就文采飞扬，口才又极佳，每次连续讲演两小时之久，毫无倦容，诚可谓诲人不倦；他的讲演受到南开师生的热烈欢迎，听讲者达数百人之多，几乎倾校而动，而且还有不少天津其他各校教员学生前来旁听。梁先生授课认真，凡因事误课必定补讲；并进行正规的考试，考卷第一次便收到121份，已占全校学生半数。讲座结束后，梁启超还同历史班全体学员合影留念，师生关系甚是融洽。
梁启超的讲义是其所拟中国文化史纲中的第一篇，后经整理，便以同名著作出版，风行一时，成为其自视得意之作之一，备受学界所推重，而梁先生之讲座对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发展的推动之功，自可想见。
梁启超对南开的感情是深厚的，尔后他曾多次来校讲学。1922年2月，在即将赴清华学校讲演前夕，梁先生又亲临南开大学新学期开学式作演说，对于“青年元气之培养”等问题，再三注意，开导周详。他指出，从学校到社会是人生最危险时代，青年人对婚姻、职业诸方面尤其需要谨慎；从而鼓励南开学子“从物质、精神上加增培养元气的资料”，“寻出一种高尚的嗜好、自己的人生观，”养浩然正气，以与恶社会中的坏性质、坏习惯作斗争。1923年7月，梁启超应聘主讲南开大学暑期学校。1924年春又讲学南开，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文。他不仅自己亲自来校作学术指导，还曾邀请国外名学者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以及国内学界名流张君劢、梁漱溟、蒋方震、张东荪等来南开讲学。这对于南开学术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南开在严范孙、张伯苓诸先生筚路蓝缕的努力创建下，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知名于国内外，这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和赞扬。他曾多次以南开为范例阐述对教育的意见，特别是在承办中国公学时，常常引南开为先导；而且他对于南开的建设、发展也多所属意，尽心擘画。早在1921年，他亲撰《为南开大学劝捐启》，指出“大学教育之设施及扩充，为我国目前最急切之要求”，而普及大学教育，则不可不以私立为官立之助；私立大学有诸多优点。
1922年底至翌年，梁启超闭门谢客，养病于天津，遂又有在南开创办东方文化学院的设想。《南开周刊》第54期（1922年12月30日）刊发题为《东方文化研究成立之先声》的消息，说：“自梁任公先生与学校方面共议在本校大学部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后，一般有志东方学术研究者，莫不引颈高呼，期此世界独一之研究院早成立；而学校方面半年来亦积极与任公先生筹划一切，如募经常费，敦请当代大学者张君劢、蒋百里诸先生来院讲学等，不遗余力。近复闻任公先生已订于本月十五日由南京来津，专与学校计议此事。吾人甚望此番计议早见施行，裨东方文化得大放异彩于环球也。”后梁启超即起草《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倡仪“设一讲学机关，名曰文化学院。”并拟定：“院舍在天津南开大学新校址中。一切学课与南开保相当之联络关系。”后来虽因资金等诸多缘故，此举遂搁置而未成，但梁先生的倡引之功及其对南开的钟情，却是足令我们常引以为念的。
1925年后，梁启超就清华研究院任导师，而对南开关心依然。1927年10月间，罹病在身的梁启超又为南开二十三周年纪念手书“弘毅”二字，并在《祝词》中说：“本校二十三周年大庆，敬写《论语》两字，奉祝频年。丧乱频仍，全国教育破产，本校实岿然鲁殿灵光。任重道远，簿海属望。愿以此两字，与多士共勉也。”殷殷深情，谆谆愿意，尽在字里行间。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殁于北京协和医院，一代巨星殒落。可以说，南开的成长，和众多学术大师的关爱、提携是分不开的，梁启超便是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位代表。抚今追昔，寄思而往，前贤的鼓励与嘱托，将永远是我们自强不息的动力之源。（范绪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