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
范文澜出生于清末，在父亲的意愿下学习古典文学，却意外遭到科举废除。他痴迷于历史研究，却在北大亲眼目睹了蔡元培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本想做一个老学究，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编撰《中国通史简编》而名誉天下。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1893年11月15日，范文澜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范寿钟有30多亩地，全都租给农民去种，所以范文澜的家庭算是封建社会时期的地主家庭。除去地租收入，范文澜在外做官的叔父有时也会邮来生活费，范文澜小时候的日子算是地主家的少爷生活。范文澜的父亲范寿钟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但参加科举考试失利而逐渐心灰意冷，只好在家里教书、研究文章。科举的失利是范寿钟一生中最大的耻辱，所以范文澜的出生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他把自己的“科举梦“完全压在了范文澜的身上，所以在范文澜刚学会走路的时候，范寿钟就开始教他识字。
范文澜5岁时，范寿钟把他送进了私塾。他入学所读的文章和其他学生不同，那时中国清政府经历过甲午战争，许多有识之士的眼光已经开始望着西方，浙江又位于沿海，很多新思想都在传播，有不少人已经开始让自己的孩子学西学，而范文澜除了读《四书》之外还读《诗品》，都是中国封建科举时期的经典书籍。范寿钟甚至亲自给儿子讲经学和“八股文”的写作，希望范文澜有一天能够金榜题名，圆父亲科举失利之梦。然而，想不到的是，1905年，清政府废了科举，改设学堂，范寿钟的科举梦成了无法实现的遗憾。
即使废除了科举，在私塾里，范文澜依然学习的是四书五经等经典的“八股文”文章。因为清政府虽然废除了科举，但毕竟清政府还没有灭亡，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恢复科举，在范寿钟的要求下，范文澜继续在私塾里学习了两年。
对清政府逐渐失望的范寿钟终于允许儿子接受新的教育。这一年，范文澜进了新式学堂——县立高等小学，由于他文章底子好，被允许插读，读三年级。摆脱各种经书的范文澜忽然觉得连空气都要清新许多。在这里，范文澜最感兴趣的是各种历史小说，各地的神话故事也很吸引他。
1909年，范文澜以插读生的身份考上了上海浦东中学堂第二年级。这个学校当时的校长是黄炎培，黄炎培是坚定的反清者，曾经因为反清而被迫流亡日本。黄炎培是个真正的教育学家，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曾经考取过秀才。当时正在流行“剪辫”的风潮，剪辫就是意味着对清政府的对立，校园内也在流行这个风潮，范文澜听说后，想到科举害苦了父亲的一生，没有任何犹豫就把辫子剪下了，黄炎培看到后很欣赏。
1913年，范文澜中学的学业结束了，叔父这时给他邮来了很多生活费，鼓励他报考当时最高的学府——北京大学。3个月后，范文澜考入了北京大学文预科，1914年考入了文学系。在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之前，北京大学所谓的文学系，学生的学习还是以古文为主，他师从当时著名的学者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尤其是跟着黄侃学习《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对范文澜的影响很大，在学者的影响下，范文澜学习的方向总是偏重于历史。当然，这也为他以后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投身革命
正痴迷于历史的研究中的范文澜没有意识到一场改革的风暴正在慢慢地接近他所在的学校，接近他身边的人和他自己。这时距离范文澜大学毕业还有半年的时间。
1917年，蔡元培接受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的邀请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后就开始着手改革。不到10天，蔡元培就委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更是大胆地启用文学新秀刘半农、周作人、李大钊等人，北京大学要焕然一新了，新文化迅速在北大校园内传播开来，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而黄侃、陈汉章等人的尊孔思想遭到了同学们的质疑。
在这种新旧文化交流相融的氛围中，范文澜没有想到冲突会如此厉害。他尊重的学者例如黄侃坚持着传统文学的立场，一边是校长蔡元培带领的新文学，范文澜一时左右为难，他不想与黄侃等人写文章抨击新文学，也不愿意帮助新文学抨击自己的导师，于是他干脆选择了中立。
在这种斗争中，范文澜的性格暴露无遗。他木讷，甚至有些孤僻，这对他以后的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从北大毕业，范文澜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就是给校长蔡元培当私人秘书。在这段时间，范文澜亲眼目睹了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蔡元培的8字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范文澜还是清楚地记在心里的。改革后的北大摆脱了原本沉闷的现象，现在的北大校园内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新景象。
看着这前后不同的环境，范文澜心里别是一番滋味。蔡元培曾经多次出国留学，他的思想很新颖，这是接受传统教育的范文澜所不能想象的。蔡元培身为一校之长，各种各样的应酬是不可少的，应酬时自然还要说很多的场面话，这是一心专心治学的范文澜所不会的，所以在聚会上显得很木讷，虽然蔡元培笑着说没什么，但范文澜觉得这个工作实在不适合自己。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蔡元培的公文都是用白话文写的，而范文澜却善于写文言文。看到自己和这位校长之间实在找不出共同处，范文澜不久便辞掉了这份工作。
1922年，范文澜应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邀，到南开大学教授国文，他的职业生涯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南开大学初期为南开私立中学堂，1919年，张伯苓和严范孙建立了南开大学。这个时候的南开大学还是属于私立大学，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少许的补贴、学费，当然还会有一些私人的捐赠。但无论如何，经费是不够的，张伯苓只好本着“贵精不贵多，贵质不贵量”的原则来办学。当时的张伯苓清楚地认清了国内的情况，所以他选择教育救国。所以当时，他想方设法招收一些高素质的教授来教授学生。
在南开讲学期间，范文澜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文心雕龙讲疏》，当时同为南开大学教授的梁启超为这本书做了序：“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话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出版后，得到人们极大的赞赏，人们认为“《文心雕龙》注释史上划时代的巨著”。范文澜的名声传遍中国。
1925年，范文澜参加了“五卅运动”，这次，范文澜第一次走出书斋面对世界，站在队伍里的那一刻，看着身边一个个似乎怒火中烧的国民，范文澜找到了人生的意义，那就是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而奋斗。从此，范文澜告别了以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做法，他开始积极地投奔在革命中。在张伯苓和梁启超的影响下，范文澜开始接触新文学，开始用白话文写作。
1926年，范文澜光荣地成了共产党当中的一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范文澜渐渐地把民族解放当做自己的责任，慢慢地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范文澜在课堂上和与人接触时也常常谈论国内外的革命形势或者国民政府，他甚至还偷偷会见了当时在国民党暗杀名单上的李大钊。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范文澜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1927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支警队前往南开大学逮捕范文澜，在校长张伯苓和同学们的掩护下，范文澜被迫逃亡，离开北京。
毛泽东交代的任务
后来，范文澜辗转来到了革命的根据地延安，这时的他正处于学术思想成熟、创造力旺盛的时期。在延安，他被任命为当时马列学院的研究主任，他经常给战士讲解马列主义思想和历史故事，战士们很喜欢这个和蔼、平易近人的总是笑呵呵的范主任。在那段时间，范文澜见到了很多中央领导人并和他们交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范文澜还见到了毛泽东，他向毛泽东讲述了中国历史中鲜为人知的故事。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从这次谈话，毛泽东和范文澜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范文澜到中央党校讲学不久，毛泽东就派人交代给范文澜一项任务。原来，在上次谈话中，毛泽东发现范文澜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总是说明从哪本历史书或者哪国的通史上看到的，毛泽东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他思索了一会儿，恍然大悟，原来缺少一部中国通史。毛泽东交代给范文澜的任务就是编一本中国通史的书，作为干部教育的读本。
范文澜当然明白这是一个机遇，一个能够名垂青史的机遇，这也是范文澜对自己学术的总结汇总。范文澜欣然接受任务，打算组织科室的人员集体编写。稿子交上来后，范文澜怎么看都不满意，很明显，这是很多人的风格，他决定自己从头写起。
那时能找到的图书资料很少，范文澜的著书工作进行得很慢。延安各方面的条件又很艰苦，当时范文澜的家人都住在窑洞里，为了节省灯油，灯光往往弄得很暗，这给范文澜的视力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但出于对党和对历史的忠诚，范文澜无怨无悔地书写着。
毛泽东很关心著书的进度，他知道延安条件差，于是他多次派人给范文澜送衣物和食物；后来听战士说，范文澜住的窑洞晚上灯光很暗，毛泽东把自己的灯油倒了一半，让人给范文澜送过去，他还提出不少关于书写的方式，比如让范文澜采用夹述夹议的方式。当然，毛泽东也同样尊重范文澜的意见，并不对他的写法做硬性的规定。
1941年9月，《中国通史简编》顺利出版了。毛泽东看过后，称赞它是“我们党在延安做的又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科学的著作了。”当然，这还只是《中国通史简编》的上册，范文澜打算分3册来写，范文澜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编一本属于中国的通史将会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成就。”范文澜雄心勃勃地说。
老当益壮谱青史
在此后的时间里，范文澜除了讲课外，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全力撰写这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主要讲述北宋前的历史，中册讲述北宋到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下册主要是讲述中国近代史。
编写的工作进行得很慢，因为白天范文澜还要去讲课，晚上的时候视力不是很好。陪着范文澜一起工作的助手也常常被范文澜的敬业精神所感动。“范老每次都工作到很晚，他的眼睛不是很好，工作时间长了便会疲劳，这时，他就会让我过去，然后范老口述，我写，过一段时间，范老觉得眼睛好很多了，就自己来写。一个晚上反反复复来回好几次，常常忙到三四点钟，我们担心范老的身体，就会借口说，‘范老，我累了，咱们明天再接着写吧’。只有这样，范老才会休息。范老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我们科室的人都很喜欢他。”范文澜当时的助手说。在范文澜的努力下，《中国通史简编》的中册在1942年顺利出版了。
1946年，《中国近代史》下册在范文澜的努力下出版了，这本书当时只写到义和团部分。1950年到1965年，范文澜对这部《中国通史简编》重新进行了修改，这是一份任务繁重的工作。
随着年龄的增加，范文澜抓紧了《中国近代史》的写作。他将自己原先书写的部分进行了大量的结构调整，制订了严苛的写作计划。但当时的范文澜已经有75岁高龄了，再加上长期体弱多病又不肯浪费时间住院（范文澜觉得住院是浪费时间的行为，可见其对时间的珍惜和对文学的虔诚），为了写作又要长时间工作，无法获得良好的休息。在坚持了一年多之后，这位可敬的史学大师因体力不支而倒在病床上，1969年7月29日溘然长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