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政治人物到底有没有这种世界观？有没有不让国家落后的果敢决心和秘密对策？在世界外交已趋多元化的今天，日本至少得和十个以上的国家有“刎颈之交”，但是日本的领导人打电话到前面所提的国家，有立即可以接听电话的个人朋友吗？十之八九，答案都是ＮＯ吧！
但是，现在日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度过这个危机，下一个世代的领导人，必须具备以下三个要件。
第一，要防止因国家债务危机引发的日本经济垮台。包括国债、借款、政府保证债务（通过财政活动筹措资金所产生的债务，和国债一样，政府保证会给予更加优惠的利率）在内的“国家借款”，在2011年6月底，已突破988兆日元，更新了过去的最高纪录。如果要为“三一一”大地震发行重建国债，借款将会更可观。美国信评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在2011年8月24日，将日本国债的等级从第三级的“Ａａ２”调降一级至第四级的“Ａａ３”，如果政府对这种状况置之不理，不久之后，日本就得面临国家债务危机。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概就是发生在国外的“传闻、传说”吧！事实上，冰岛危机、美国雷曼兄弟事件，发生于国外的传闻、传说就是压断骆驼背的那根稻草。
如果日本发生国家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所造成的冲击，绝对不是冰岛危机、希腊危机可以比拟的。以偷偷买国债的邮贮银行为首，大银行如果为了闪避国债的不履行债务而冻结一般民众的存款账户，日本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恐怕不是大家所能想象的。因此日本政府一定要打出明确的政策，让国外不会有“日本危险”之类的传闻或传说。像希腊、英国那样，一味闪避大幅砍岁出和增税是行不通的。坚持到底的能力、和国民沟通的能力，都是接下来的领导人绝对不可欠缺的能力。
第二，要决定新的外交坐标轴以应对21世纪的新世界地图。冷战终结后，世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国力量衰微的同时，中国的存在感一天比一天强。新兴国家抬头，全世界的国家也架构了新的外交关系，所以现在哪一个国家是朋友，哪一个国家是敌人，已经不明确了。但是，日本的外交从冷战结束后过了二十几年，依然延用以“日美安保”为金科玉律的冷战时代政策。因此，日本现在完全不知道要将坐标轴放在何处。
因此，下一个世代的领导人，必须在冷战后的新世界地图上，使用新的罗盘，把日本描绘在新的坐标上。日本究竟在新世界地图的哪一个位置？又该和谁保持哪一种距离呢？我认为个答案不是鸠山由纪夫（1947年生，第93任日本首相）先生提倡的“日美中正三角形”，而是“多面体”（多角体，polyhedron，指三度空间中，由面和直线所组成的几何图形）。面的大小因国家而异，美国和中国大概会逐渐变小，而新兴国家则会越来越大吧！但是，看看日本和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国之间的关系，日本似乎连入口的位置都还没有站稳，所以和这些国家深入交往就是当务之急。
第三，要强化人才。要在冷战后的世界与别的国家竞争，“最终兵器”就是人才。人才优劣就是国力强弱，但是日本的年轻人既没志气也没能力。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起来，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年轻人，不但活泼、有活跃于世界舞台的热情，还有能力。
和印度比起来，更是连质量都相差悬殊。印度是名副其实的“人才宝库”，美国“《财星》（Fortune）杂志全球五百大企业排行榜”中，由印度人担任副社长或副社长之上职位的企业有三百多家。由日本人担任副社长或副社长之上职位的企业则是零，美国的医生每五个人中有一个是印度人，英国的医生则是五个人中有两个是印度人。以英国为例，听说会计师、律师、医师、建筑师等职称中有一个师的印度人，更是“随便扔一颗石头都会砸中印度人”。另外，在硅谷成立公司，经营到公司股票上市、上柜的创业家人数，（不包括在美国出生的人）排名第一的是印度，第二是以色列，第三是中国台湾，日本还是挂零。
如果不解决人才的问题，日本以后只会每况愈下。日本必须从量产平均水平人才的工业时代教育，转换成培育少数杰出精锐的ＩＴ社会时代教育。这是最困难，却是最重要的课题。
“执政资格”
日本今后必须花十年的时间培育年轻的政治家，但是以上三个课题都“不能等”。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日本到底该如何冲破眼前的困难局面？我认为只能用两轮马车（tandem，双头政治）或三架马车（troika，三头政治）的复数指导体制。
事实上，国外有不少国家就是通过两轮马车体制或三架马车体制在运作。譬如英国的卡梅伦首相和副相克莱格（Nick Clegg，1967年生），就组成一个双人团队，顺利发挥两人该有的机能。日本的联合政权（联合政府），则是把各政党的意见凑在一起，以避免政府在空中分解。也就是说，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进行交涉，把各党的意见组合在一起，具体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政策”了。如果不执著于联合宣言，而把焦点放在解决现实的课题之上，就理所当然会有这种结果。总而言之，领导人的功能就是让团队提出意见，并驱使团队往最终的“一个行动”迈进。
俄罗斯主要是靠时任总理普京（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1952年生）主导内政，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1965年生，俄罗斯联邦第三任总统）主导外交来稳定政权。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斯罗夫（Sergey Viktorovich Lavrov，1950年生）虽然比较不显眼，却也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关于英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能力，也可参照第三章）。美国也是如此，拜登（Joe Biden，1942年生）姑且不谈，光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 Jr，1961年生，美国第44任总统）总统和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Rodham Clinton，1947年生）的光环，就足以影响全球。日本如果也能够在首相之外，再有个副相，采取双领导人制或者实行三头政治，或许暂时还应付得了现在的局势吧。
最后，我认为还应该将选首相的方法，从现行的议员内阁制，改为人民直接投票。也就是“首相公选制”（首相由人民直接民选产生，而不是经过国会议员选举后，由某党的党魁接任），日本最后的宰相——中曾根康弘前首相，年轻的时候曾在全国各地竖立“用选举选首相”的广告牌，所以政治人物当中，如果有人提出这种议题倒不足为奇。
如果公选有困难，我建议导入思考“执政资格”的方法。游戏规则就是，原则上首相限定由第一大党在总选举时所胜出的党魁来担任。如果第一大党无法组阁，就以第二大党的党魁为中心组成联合内阁。四年的任期中，如果要换首相，就必须符合一个必要条件——必须同意由人民直接投票决定是否让候选人接任首相之位。而且四年的任期中，能够替换的首相只有一位。如果换到第三位，就以“三出局，换边”（three out change），自动解散总选举。换句话说，野田佳彦（1957年生，第95任首相）当首相的时候，民主党就三出局了。四年之内竟然有第三位首相上台，就算该政党是第一大党，也要休息一回让政党轮替。如果采用这个系统，有选举权的人，针对是否让第一大党的党魁为首相进行投票，所以不曾在选举中露过脸的人，就不会一个接着一个变成首相，也不会一次总选举就换了三四位首相。
不管如何，等待有领导能力的首相登场是要花时间的。我们只能祈祷在这位首相出现之前，日本不会崩坏。
下一章，我就要针对“领导人的培育”进行论述。
